韦森谈供给侧改革：核心应该是减税，而且别盲目扩大财政赤字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于12月18日在北京召开。外界普遍预测，“供给侧改革”很可能是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一大关键词。

自11月以来，“供给侧改革”一词频频被决策层提及，而关于何为供给侧改革的解读也颇多。在一些券商列出的分析报告中，“供给侧”的概念几乎包括了当前中国经济所有的热点问题。

然而，“供给侧改革”的核心究竟应该是什么，众说纷纭。

日前，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采访了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韦森，韦森提出，供给侧改革绝不是中国人到海外抢购马桶盖，就多鼓励大量投资生产智能马桶盖，这种思路是对供给侧改革的误读。韦森认为，应当从供给经济学派的观点来解读供给侧改革，其精髓就是强调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而供给侧改革的最核心内容应当是减税。

在减税的同时，韦森却指出要避免盲目扩大财政赤字，希望通过扩大财政赤字来刺激经济的想法更是“误国误民”，连凯恩斯本人生前都曾坚决反对。在他看来，减税导致的政府财政收入暂时性下降应通过削减政府行政经费来弥补。

凯恩斯主义失败，供给经济学派横空出世

韦森认为，解读供给侧改革首先必须了解供给学派产生的背景以及它的主要主张。

供给学派产生于1970年代的美国，理论源于古典经济学派，更强调市场的作用。而其经典的成功案例则是时任美国总统的里根提出的一系列改革措施。

供给经济学的“对手”是大名鼎鼎的凯恩斯主义，在大萧条之后，凯恩斯主义一度大行其道。上世纪30年代美国总统罗斯福执政期间，经济学家凯恩斯向其推销“凯恩斯主义”，主张通过政府投资创造需求来摆脱经济困境。

然而，到了1970年代，美国经济却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滞胀”状态，即高通胀与高失业同时存在。凯恩斯主义无计可施，宣告破产。

这一背景却成就了供给经济学派。不同于凯恩斯主义认为增长乏力是因为需求不足，政府应当刺激需求，供给经济学的观点则认为增长乏力的深层原因不在需求不足，而在于供给侧出了问题：生产了太多不该生产的东西，但有需求的东西却缺乏供给。这种情况下，简单刺激需求只会令情况更糟，而是需要政府通过放松管制、减轻税负，以此给予市场、企业更多空间，以提高企业创新和生产的积极性。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一大主要问题就是产能过剩，PPI（生产价格指数）已经连续四十多个月为负，而且这种情况还会持续一段时间。”韦森说，这就是供给经济学派所提出的供给出了问题，生产了太多不需要的东西。“在正式提出‘供给侧改革’之前，本届政府提出的许多改革措施，其实已经包含了供给经济学派的主张，比如不采取大规模刺激、简政放权、调结构等等。从今年11月开始，供给侧改革这一说法正式提出，这更加可以说是一件好事。”

政府认为某行业供给不足就大量投资是对供给侧改革的误读

但韦森强调，供给侧改革必须把握供给经济学的核心问题。“不是说现在许多中国人跑到海外抢购马桶盖，就觉得马桶盖供给不足要大量投资生产马桶盖，这种思路是对供给侧改革的误读。如果是这种思路，马桶盖很快又会变成新的过剩产能。”

韦森指出，供给侧改革绝不是再来一轮大规模的靠政府设计和引导的人为的产业转型升级，不能再次试图依靠启动大规模投资来实现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供给学派最主要的观点就是充分肯定市场的作用。而不是说政府认为哪一个领域现在供给不足就在这个领域大规模投资。”

韦森说，谈供给侧改革必须首先认识到产业的转型升级主要是市场和企业选择的结果。如果再靠高投资率来推动经济增长，那不是供给侧改革，而是凯恩斯主义的主张，只会导致中国经济在现有的问题上越陷越深。

里根曾大幅减税，拉弗曲线的魔力让美国经济触底反弹

那么，究竟什么才是供给侧改革的核心，韦森说：就是减税，并且是普遍性的减税。

减税是“里根经济学”最重要的主张之一，而其理论依据的来源是供给学派的代表人物阿瑟•拉弗。在当年，拉弗只是一个被认为经验尚浅的年轻经济学家，也正是因此让“里根经济学”在推行之初阻力重重。但如今，拉弗所提出的“拉弗曲线”已经登上了全世界的经济学教科书。

1974年，拉弗与一些知名记者和政治家坐在华盛顿的一家餐馆里，他在一张餐巾纸上画下了著名的拉弗曲线，用以解释税率和税收收入之间的关系：税率高到一定程度，总税收收入不仅不增长，反而开始下降。当税率高达100％时，所有的劳动所得都会被征收，没有人愿意再从事生产，企业生产中断，政府也无税可收，获得的税收降为0。

里根选择了供给经济学作为自己的政策指引，在其就任总统后，果断推行“30%减税计划”：将个人最高税从70%降为28%、企业所得税从46%降至33%。

虽然在最初几年中“里根经济学”并未开始见效，税率的降低导致财政赤字进一步扩大，然而当里根竞选连任时，美国经济却已经开始反弹。供给经济学让里根迎来了“大反转”。

财政收入增长目标不应高于GDP增长目标

在韦森看来，当前中国强调“供给侧改革”最重要的措施就应当是减税，通过减税让企业渡过高负债的难关。同时，减税的政策不应仅仅只局限于结构性减税，而是应该采取普遍性减税。“这应该是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第一要务。”

韦森认为，当前中国的财政收入增长目标仍然太高，“企业负债高企、出口订单减少、PPI长期为负，大批企业面临关停甚至破产，但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长目标却还定在了7.5%，甚至高于7%的GDP增长目标。”

韦森分析，政府的税收弹性系数已远远大于1，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政府税收和财政收入仍保持超过GDP增速的高速增长速率不合理，税收的弹性系数应当小于1%。。

减税不代表盲目扩大财政赤字，政府应该节流

减税可能导致的一个结果是财政赤字的进一步扩大，而当前，有不少经济学家都主张明年中国应允许财政赤字扩大。但韦森却不认同这一观点，他指出，在减税同时保持财政赤字不扩大，可从降低政府行政经费着手。

“近几年，我们政府的财政国库账户中的积存资金，就是财政资金结余部分而没有支出去的，都在4万亿元以上。这几年，每年4月份到7月份，就开始督促地方政府盘活存量资金，就是让大家快点花钱。”韦森的观点是，既然大批企业都经营困难，各级政府却又有大量存量资金“趴在账上”花不掉，为何不考虑在明年的财政支出上减少政府行政经费。

事实上，“里根经济学”对于供给经济学派的实践中，除了主推减税、减少政府干预，也提出了要缩减政府开支。

韦森表示，减税一定要做，但减税并不代表盲目扩大财政赤字。“通过扩大财政赤字来刺激经济，这个想法是误国误民的，连凯恩斯本人生前都曾坚决反对。”韦森说，靠政府出钱的“赤字财政”来进行政府直接投资加码，这只会恶化中国的经济结构。“在政府的财政赤字问题上，很容易出现像瘾君子抽吸鸦片一样的上瘾。但是，这是卯吃寅粮，像西方许多发达国家的政府一样不负责任地把税收负担推到未来，推到下一代。”

至于未来的货币政策，韦森的观点则是货币政策应该进一步放松。韦森认为，虽然2014年年底以来中国的贷款利率已经降了许多，但如果算上目前-5.9%的PPI（工业生产者价格指数），实际利率仍然超过10%。“企业赚的钱，还不够还银行的利息。”在韦森看来，只有把实际利率降下来，才能帮企业渡过难关，活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