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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田沁鑫：别被西方技术控制了，要做伟大的中国文化
被朋友们称为老田的田沁鑫留着短发，穿运动鞋、长款风衣，拿着一个白色的保温杯坐在舞台中央上侃侃而谈。若她不明说，你很难想象这是个曾经对人群保持距离的人。
谈成长：我对文化的敬重可能源于我姥姥她们的教育
“五岁以前我没出过我家大门，但我知道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在四川当兵的父亲喜欢文艺，母亲是职业画家。五岁那年父母因为没时间管孩子，就把田沁鑫送到了什刹海体校，学校里有从东方歌舞团下放来的舞蹈老师。“我爸爸就想，女孩嘛当个文艺兵或者搞个文艺工作旱涝保收。”
“去的那天晚上就有一个噩梦般的经历。体校有个大操场，大家都穿着体操服玩儿贴人儿的游戏。贴人儿游戏就是谁贴住你就要跑。我站在那儿，就有个人过来贴到我，我一跑就摔了一个大马趴。”几十年后，田沁鑫犹记得，“很多小孩儿在笑我，但那是无声的一个场景。所以我小时候是有些自闭的，我对人群是有距离的。”
在田沁鑫看来，在体校学习体操跟古罗马的斗兽差不多。受母亲影响的田沁鑫幼时想当画家，但却不得不面对练习体操这样残酷的事情。她偶尔拿着自己画好的画给教练看，教练看完说：“恩，不错。”仅此而已。其实，田沁鑫想表达的是“教练我想画画，我不想学体操了” 。
几年后父亲将她送进了北京艺术学校，学的是京剧专业，“然后我就莫名其妙地从一个需要完全开放肢体的学科到了另外一个不说话、永远在动换的环境里。”
回忆起自己的成长，田沁鑫称相比永远学不懂的京戏，自己年少时更喜欢在胡同里玩。在两处地方跑来跑去，一是军队大院，一是姥姥、姨奶奶、邻居老奶奶三位老人的家里。
田沁鑫的姥姥属满族正红旗，家族是在皇太极时期就跟着清兵入主中原的。“姥姥给我的印象就是穿瑞蚨祥绸缎的衣服，内联升的鞋子，头发梳的没有跳丝儿，她的衣服熨得很熨帖，还有裤线，很讲究的一个老人家。”
而在田沁鑫看来，姨奶奶则是启蒙她不断去追问文化是什么的人，“一个山东老太太，个头儿高大，一生没跟人红过脸。”
“后来她得肝癌去世的时候全胡同都出来送行，她的老姐们儿哭得山崩地裂。我现在想我姨奶奶应该不怎么认识字儿，我没见她看过书。我对文化的认识从她那里来，文化不见得、不完全是知识的掌握，它可能是一种活法儿本身。”
成长的过程曾一度让田沁鑫失语，也让她在无言时聆听到更多声音，“我会讲故事也是受到了一个老人家的影响。当时我家里管不了了就会把我托付给我们院子里的一个老人家。她是一个汉人的老太太，铁路工程师的遗孀，裹小脚，有很长的裹脚布。我很害怕看到她的小脚，因为很畸形，但这个老太太会把自己收拾得特别利索，还会把她的脚裹得很精致好看。她总是给我讲故事，讲各种各样特别神奇的故事。”
“隔辈人带大的孩子礼貌，我对文化的敬重可能源于我姥姥她们的教育。” 田沁鑫这样结束了少年自我的告白。
谈留学英国：当时花了7英镑请了尊莎士比亚的像，到现在还在我房间里
1993年，田沁鑫获得去英国利兹大学留学的机会，彼时中国正兴出国热，但田沁鑫却逆潮流而动。“我不是很喜欢那里的自然环境，伦敦是雾都，语言也不通，人变得很压抑。”除此之外还有个原因，没有奖学金的话，中国孩子在英国生活艰难。“大家都要打工，打工的话，1英镑、3英磅的就到头了。中餐的一个汤就要3.5英镑，最便宜的烟要2.5英镑，当时觉得物价太高了。”尽管田沁鑫当时可以帮助曹禺的女儿万方讲中国戏剧和中国文学的课，一节课有25英镑的收入，但这些不足以应付开支。此外，更让田沁鑫受不了的是利兹小镇的沉闷。
“留学就好像是给大家一个面子，特虚荣的事儿。”想来想去，田沁鑫还是回国了，回国后就上了中央戏剧学院。
在英国，田沁鑫并不是没有收获，甚至可以说那段生活直接影响了她此后的创作和人生轨迹。“我去过斯特拉特福小镇，那儿是莎士比亚的故乡。到了小镇我就知道为什么这个地方会出莎士比亚，因为那是个港口型的小镇，有水路，信息也比较丰富。”
“我当时还花了7英镑请了尊莎士比亚的像，到现在，这尊像还在我的房间里。”田沁鑫觉得莎士比亚滋养了她，“回到国内我也不知道怎么就是非要上这个戏剧学院，也许是因为从小爱看戏剧，真的热爱。”这为田沁鑫多年后将莎士比亚《李尔王》改成中国故事埋下伏笔。
田沁鑫在伦敦时也看过不少戏剧，看戏时会联想到同为正红旗的北京老乡老舍。
在伦敦圣詹姆斯教堂的后面，有老舍早年留学的故居。“当时我就想，老舍在伦敦时一定经常去看戏。英国的工业化浪潮推动的比较早，所以那种技术化的思维方式是他们英国的传统。他们无论是做戏剧或做电影，甚至是做足球，我认为都有一种结构性的工程思维在其中。我想当年老舍一定也受到了一些影响，就像后来我到英国去也受到了英国戏剧的影响。”
田沁鑫自认像老舍一样，骨子里对中国文化热爱。2010年，她将老舍的《四世同堂》搬上舞台。“在吸收了一些技术、能力之后，所做的依旧完完全全是中国式的表达。我到现在为止做戏十六年，几乎没有做过外国戏。当然，我也做《罗密欧与朱丽叶》还有《李尔王》等，但我把这些都落地到中国，做成中国事儿了。”
“从根性上，我对于自己是中国人这个事儿很笃定。当时在英国也会一点儿英语，也交流，但是就是明显感觉到中国人和英国人是不同的两个人种。”事实证明如此，从1997年导演话剧《断腕》开始，到后来的《生死场》、《赵氏孤儿》、《四世同堂》、《红玫瑰与白玫瑰》、《青蛇》、《山楂树之恋》等，田沁鑫都在践行中国式的戏剧方式，即便是莎士比亚也是“中国化”了的，相当于将一颗四个世纪前欧洲大陆的种子埋到了新鲜的中国文艺土壤中。
谈短发：把头发铰了，男演员才会真正听我说戏
看了多年台上人演戏，无数场唱念做打无数曲咏叹宣叙，台下的田沁鑫貌似要成为戏剧工作者了，但她却离奇地出逃北京，南下深圳从事广告业去了，这件事和一段失败的感情有关。
1995年大学毕业后，田沁鑫在深圳做了一年广告。其间，为公司做了一个几十万的大单子，她也成为上世纪90年代广告圈中的传奇人物。物质上的丰裕并不能安慰自小被各种文化信息喂大的田沁鑫，离京一年，使她意识到她对这座城市的爱及对戏剧的爱。那一年她的生活里，唯一和戏剧有关的，就是写剧本。这一年的远离，却让她更感觉到戏剧对她的重要。“我有很多情感的郁积，需要用一种手段来倾诉。” 于是她像当年从英国撤回国一样，撤回了北京。
“刚回北京的时候，处处都是困境：工作没着落；家人不知你伤痛只是认为你不孝；自己率性而为自毁前程也就没脸去见老师；情感上更是异常觉得失败。就在如此困顿的情况下，我想我得做个戏，在那个人生日那天做这个戏。”田沁鑫说。1997年，《断腕》上演。本来邀请了“那个人”来看的，可惜，那人没来。
《断腕》讲的是一个女人的一生：述律平是耶律阿保机的妻子。耶律阿保机死后，她主持了辽国的大政。对于这样一个一生和权力纠缠在一起的女人，田沁鑫看到的，却是她对感情的执著。她为了感情和耶律阿保机在一起，为了感情斩断手腕，为了感情坐江山，为了感情把江山让给了孙子。
戏里，述律平有一句台词：这是我的草原，草原上年轻的猎手很多，他们怀着娶我的梦想，乘兴而来，又败兴而去，我仍是一个待嫁的姑娘。“在那部戏里，我传达出赞美爱情、赞美生命的情感。可我的感情很‘惨绿’，缺乏颜色，所以本身就具备了那种伤痛。尽管那种伤痛的表达特别含蓄，但我所有的疼痛感都隐在其中，所以那部戏有这样一个后坐力。”田沁鑫说过，“《断腕》是我的第一个戏，是我为感情所做的。”
自此，导演、编剧田沁鑫一发不可收拾，开始流连于她的人生戏场。从萧红的《生死场》到张爱玲的《白玫瑰与红玫瑰》到李碧华的《青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她给这三位女作家的评价分别是：萧红（稚拙）挺像儿童的，太干净了；张爱玲（公正）保持着她对性别的公正；李碧华入情入理。只是当年排练《断腕》的田沁鑫还不是那个我们现在看到的留着清爽短发的田沁鑫。
关于头发这事田沁鑫曾在央视的《开讲啦》中提过，“把头发铰了是为了省事，当你留着头发给男演员讲戏的时候，他们会想别的事情，现在我说戏他们就会真正听我说戏。”
谈戏剧：别被西方技术控制了，要做伟大的中国文化
现在田沁鑫提的最多的是中国文化、中国气派，如果说对中国形式的追求在田沁鑫少年时、留学期间仅仅是刚起步，而今她可以说已经为此奔走了一个地球。在当天有观众抛开戏剧提问为何中国出不了好电影，她指出：“中国出不来好电影是因为我们现在涣散的精神气质和我们实在讲不好中国故事，讲不好中国故事是因为缺失文化自信。”
“西方的技术就是拿来用的。我的《青蛇》用的是德国的设计，英格兰的灯光设计，苏格兰的作曲，技术支持全部是英国人，然后我做了一个中国的故事，我请他们来看一下600年前这场烟雨大梦，发生在西湖之上的这场人佛妖三界的爱情，一场中国家喻户晓的故事。你别被西方技术控制了，你要做伟大的中国文化。”
关于田沁鑫，以一个她的小段子结尾。
一次田沁鑫作为受邀的十四个外国代表之一去参加韩国文化形象推广会。在国宴开始前，田沁鑫发现其他与会者都换上了民族服装——一个日本老太太换了一身和服，印度的代表穿了一身沙丽，巴西的代表穿了比较热带的服装，英国人穿了讲究的西装。
“人家都是粉墨登场，我一看傻眼了，也没人告诉我要穿中国服装啊。幸亏我自发地热爱中国文化，带了一身类似像长衫似的衣服，不然那天我是太丢人了。我赶紧跑上楼换衣服，换上完了以后下来，我觉得——恩，还有一点中国人的意思啊。”
（部分内容参考：马戎戎《田沁鑫：戏剧场里的情与义》 枝桠《田沁鑫：萧红稚拙、张爱玲公正、李碧华入情入理》 谢奕娟《田沁鑫：我的灵魂是个种菜浇水的和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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