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90后创业者孙宇晨：创业越早越好，高学历对创业没啥用

今年25岁的孙宇晨无疑是90后创业者中的风云人物，既光芒万丈，又饱受争议。他的光环来自一长串耀眼的头衔：北大、常春藤校（宾夕法尼亚大学）毕业生、达沃斯论坛全球杰出青年、马云湖畔大学首批唯一90后学员……而质疑的声音主要集中在他人生轨迹的不断急转和他投身创业后展现出的近乎偏执的热情。

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他2012年在美国留学时就已经开始创业，2014年回国后首先创办了从事跨境银行清结算的锐波科技，获得千万美金级别投资，成为90后创业者中的领军人物，但一度因为在公司经营缺乏实际进展的情况下高调公关而招致批评，但他对此并不介怀。在他看来，判断一家创业公司做得好不好最为直观的标准，就是看创始人“蹦不蹦跶”。

不过，他最近在媒体上的活跃似乎颇有底气，原因是他目前着力经营的一款以90后为主要用户群的社交软件“陪我”风头正劲。他收购的这款主打即时语音功能的陌生人社交软件据说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注册用户人数达到了300万。

为了解90后创业者的所思所想，并试图理解他们向传统观念发起的猛烈冲击，澎湃新闻和孙宇晨聊了聊他的创业体会和对90后社交的理解和心得。

“我把大量时间浪费在了读书上，创业越早越好”

在孙宇晨看来，创业是阳光底下最伟大的事业，他曾呼吁90后成为“上为国家贡献赋税，下为社会提供就业的创业先锋”，宣称这才是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原动力。甚至于令旁人艳羡的教育经历，在他自己看来都是浪费时间，他觉得22岁开始创业已经太晚了，“我17岁进了北大，如果我17岁开始创业，现在至少上市公司三四家了吧。”虽然语气中带着些戏谑的意味，但他坚定地认为学历和创业本质上并无关联。

他并不否认投资人做投资决策时会将创业者的教育背景考虑在内，但认为投资人的加分和创业本身是两码事，还打了个生动的比方，“创业就像打仗，你穿什么装备、之前多牛逼，都是给外人看的，战场上不起效果。就像我们抗美援朝为什么能打赢美国人？我觉得很简单，战场就是战场，刀剑无眼，不识字的老农一枪照样把西点军校的崩了。” 因为在创业的战场上决定胜负的是实战经验，所以越早参战越有优势，高学历并无用武之地。

孙宇晨多次在媒体上表达“读书无用论”，招来了很多批评，但他仍然坚信自己的观点是对的。他的理由是大学的体制适合搞学术，不适合创业，所以社会精英中99%的人都是为剩下那1%与主流社会格格不入的人打工的，中国和美国都是如此。“人类商业文明发展需要的是颠覆式和跨越式创新的人才，而以前社会衡量一个人是否优秀的典型标准就是看他是否符合主流规则，但社会最终给出溢价最多的是制定规则的人。”

孙宇晨觉得，创业圈美妙的地方在于既不看出身，又无惧失败，他信奉《精益创业》（the lean start up）一书的观点，即加快失败的频率和降低失败的成本，本来就是成功最好的方法。他认为对于真正有决心的创业者来说，“没钱都不是事儿”，他以自己2012年时的亲身经历举例，互联网时代只要有一台电脑，“忽悠”几个志同道合的伙伴，零成本创业并非空中楼阁。他并不否认创业起步阶段的艰辛，但坚信未来的丰厚回报一定可以让所有的付出都值回票价，声称只要找一个靠谱的创业公司干5年，实现财务自由是很容易的事。

“唯一重要的就是年龄”，他郑重地强调道，“首先人的寿命是有限的，而且不同年龄段每天能花在创业上的时间是不一样的。”孙宇晨说他现在20多岁的时候每天可以工作十六七个小时，但是30岁以后随着家庭义务的增多，创业的决策就不再是一个人的事情了，因此他对李克强总理力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拍手称快，尤其对其中允许大学生休学创业大为推崇，“说不定就因为这一条，就能诞生好几个伟大的企业。”

“80后活得太拘谨，新兴消费的崛起是未来趋势”

孙宇晨是1990年出生的，恰好处在80后和90后的交汇地带，同学、朋友中80后和90后都不少。他的创业公司目前有40多人，其中80后占70%，90后占20%，70后占10%。

在他看来，由于社会、家庭、整代人文化等多方面的原因，80后整体比较拘谨，“没有活开，就好像一朵花没有绽放”，但90后、95后甚至00后越往后越随性，越敢于跟上一代决裂，因此生活观念和想法和现在的人完全不同。

孙宇晨对于过去中国人用毕生积蓄买房买车的消费方式极不认可，认为这样是“白活了”。而到了90后这一代，买房买车不再是生活的重心，要么父母已经买了单，要么房价已经高到没法买，因此转而追求乐趣和文化，新兴消费由此勃兴，陪我app就是要在这个大背景下探索年轻人的新消费方式和新组织形态。

陪我app的核心功能是即时语音社交，也就是可以在极短时间内匹配到平台上的陌生异性开始语音聊天，同时以星座匹配和收费通话作为特色，遇到投缘的也可以互相加为好友进行更加深入的交流。目前有300万注册用户，100多万月活跃用户，其中十几万每天都会上线。孙宇晨曾将陪我app和百合网相对照，称两者同为配对网站，一个是90后，一个是70后；一个是移动端，一个是电脑端；一个是为乐趣（for fun）， 一个是为婚姻（for marriage）。

在陪我app上，所有女性用户都可以设置收费，根据不同积分等级，可以设置0.1元到5元不等的每分钟通话收费上限，而少部分高等级的优质男性用户也可以设置收费。公司工作人员透露，目前平台上每月的资金流水达到了300余万，其中平台可以获得4%的抽成，而排名前10的“优质”女性用户月收入可达6万。

“很多70后、80后理解不了，打电话还得给钱是脑子有病吗？除了小姐，谁会干这个？”很多人觉得陪我的收费功能和YY、9158之类的声讯服务台并无二致，但孙宇晨觉得这纯属误解。

在他看来，YY、9158本质是生产情色消费品的流水线，用户对主播的打赏是购物行为，本质仍然是工业化时代的商业逻辑，但“陪我”的收费和打赏功能是一种追求乐趣的社交行为，是90后人群中崛起的新兴消费，“90后就觉得花钱跟喜欢的女生聊天挺高兴的，而且也没什么进一步的想法。微信红包出来之前，恐怕大家也很难相信抢红包会成为一个好玩的游戏吧。”

孙宇晨声称和很多高等级收费用户聊过，总结出平台上收入高的人群确有共同之处，简单来说就是会聊天，知道跟陌生人聊天如何开启话题，能很快体察到对方的聊天诉求并很好地满足这种诉求，“社交能力也是一种能力，就像高考能筛选出学习好的人和学习差的人一样，在一个几百万人的生态里很快就能区分出会聊天的和不会聊天的。”

话虽如此，对于异性配对软件来说，情色成分几乎是难以避免的。“陪我”内置举报功能，用户在通话中如果被性骚扰，可以点“举报”按键，被举报的通话会保留，经工作人员核实之后，会实行禁封，目前300万注册用户中有20万被封。不过仔细推敲起来，这样的举报机制似乎并不足以消除平台上可能存在的情色交易，试想有女性用户希望通过这个软件赚钱而提供情色内容，匹配到的男性用户如果本就抱着这方面的目的而来，那么自然也不会举报对方。

对于70后、80后来说，社交圈往往都是熟人，为什么到了90后、95后这里，陌生人社交开始大行其道？孙宇晨觉得和陌生人聊天有几大好处，首先是需要的时候可以马上找到人倾诉，而不必麻烦朋友；其次是在15-22岁这个年龄段存在认识陌生人的强烈需求。

他还现身说法地回忆起在北大中文系读书时的经历，他说那时候想要认识外系的女生非常困难，无非就是去参加舞会、社团之类的活动，但即便如此，效率还是很低，圈子也仍然太窄。在选修课课堂上或者图书馆遇到好看的女生也往往不敢上前搭讪，因为场景太公开了，没有私密化的社交场合，陌生人社交软件或许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我在中文系还算好的，要是在信息工程学院四年都见不到几个女生，不觉得对那些男生也很残忍吗？”

不过，目前“陪我”app在匹配时还不提供加标签、加地域、加学校等选择，对于是否要加入这些功能，孙宇晨表示他也尚在探索之中，暂时没有完整的答案，不排除会作为将来改进的方向。尽管未来很大程度上还在谋划之中，但他相信陪我app的方向是正确的，信心一部分来自腾讯QQ这样的主流软件对陪我模式的模仿。

孙宇晨告诉记者，QQ最近的战略目标就是打算攻占95后、00后，QQ虽然是在70后、80后是主要人群的时代背景当中起来的，但现在这些人都迁移到微信去了，所以QQ打算重新出发，重新做一遍，彻底放弃70后、80后。他愤愤不平地强调，QQ很多新推出的交互功能都是抄“陪我”的，但被问到为什么没有申请专利保护时，他无奈地说，“应该申请，但问题是现在连写专利的人还没雇到，可能得自己写。”

以下为澎湃新闻和孙宇晨的部分对话：

澎湃新闻：你本科的时候在北大读中文系和历史系，去美国后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读东亚研究，为什么会走上创业的道路？

孙宇晨：在我读书的时候北大是没有什么创业氛围的，大多数人会选择保研，工作也是以考公务员为荣，但美国完全不同。美国一直是创业为主，从比尔⋅盖茨开始就是这样。美国首先没有保研一说，在我看来国内大学的保研本来就是计划经济学院体制遗留下来、早就应该被割掉的传统了。美国读研究生的人很少，而且读研究生在大家看来并不是很了不起的事情，本科生毕业后不是找工作就是创业，而且越好的大学创业比越高，像斯坦福这样的大学大概50%的人毕业创业，跟中国天壤之别。

读人文学科跟创不创业没有任何关系，什么专业都可以创业。国内创业者中人文背景少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国内人文院校的氛围不鼓励创业。美国不是这样，美国的创业者中技术出身和非技术出身都很多，举个例子，比尔⋅盖茨是典型的技术出身，乔布斯就是典型的非技术出身。中国也有人文专业出身的创业者，像郭广昌是复旦哲学系毕业的，黄怒波是北大中文系的，俞敏洪是英文系的。

澎湃新闻：当前虽然政府鼓励创业，但资本寒冬来临的消息也一直在传播。这对创业者会有怎样的影响？

孙宇晨：李克强总理倡导“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只是政府在政策层面松绑，但政策和市场经济下资本逻辑是两回事。资本寒冬对我这样的创业者来说本质上没有影响，因为拿不拿得到钱只是对事业有影响，但不管有没有钱我都会持续创业，而创业的寒热本身是商业规律，创业能否成功还是要看创始人和公司本身。如果有资本寒冬那也有好处，相当于把投机创业的一批人淘汰出去了。怎样判断一个人是不是投机创业，就看他冷的时候创不创嘛。如果冷的时候还在创，就不是投机创业。有没有寒冬，对真正在里面做事的人影响不是很大，当然对公司是有影响的，不过现阶段我觉得对我们这样AB轮之间的公司而言，寒冬还没有渗透到这一轮。

澎湃新闻：你身边其他90后创业者整体的情况怎么样？

孙宇晨：90后创业者经过这一波已经有一些失败的了，很多知名机构投的也有很多不行的。但我觉得这很正常，因为这些90后创业公司本来大多数拿的都是天使轮，本来就没有多少钱，烧完了如果商业模式得不到认可失败也很正常。即使失败了，绝大多数还会继续创业，因为早期创业者还都是比较纯粹的创业者，都是以往的那个社会体系里格格不入的人。适应保研、铁饭碗的人本来就不会创业，所以这群人创业失败了也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只能继续干。

澎湃新闻：高学历对创业真的完全没有帮助吗？

孙宇晨：有一点我跟大多数人想得不一样，很多人觉得从办事员干起，干得越来越好就会变成老板。事实上，干得越来越好只会变成总经理，这是符合上升路线的。但从总经理到老板，总经理干得好变成老板的很少，老板一般一开始就是老板。比如现在硅谷科技公司有些印度人干得不错，出任上市公司CEO，但并不是大股东。所以我个人认为，高学历在创业这个事儿上没什么用，要尽早出去创业。

但是，我觉得北大的学生如果出来创业，方方面面的问题想清楚，敢猛干的，还是比一般人有优势的，毕竟聪明嘛。高考本身就是个智商选拔，最后选出来的人智商都是不低的，学习速度都很快。但北大的学生又有很多问题，第一就是放不下来，总觉得自己要高大上，比如说能不能接受一毕业就两三千块一个月，能不能拿出这种无所谓的态度？不能，有一堆包袱，回去怎么跟爸妈交代，同学都很高大上我怎么办。其二，这种很糟糕的环境能坚持三到四年吗？就这两点就能砍掉一大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