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思想周报｜2015：崩溃之年

2015：崩溃之年

转眼2015年即将过去，又到了总结的时候。2014年结束时，许多媒体将之称为“断裂之年”，而今年，《纽约时报》则称之为“大崩溃的一年”，并总结道：诸多国际秩序和边界受到挑战，或被破坏，有数以千计的死亡事件，大量移民迁徙，还有恐怖分子对一些备受珍视的文明符号进行袭击，这里面既有西方世界的也有穆斯林的。

《纽约时报》挑选了这样一组今年值得记忆的事件：

1、恐怖袭击

包括巴尔米拉和巴黎（两次）、阿勒颇、霍姆斯、科巴尼，还有美国加州的圣贝纳迪诺；塔利班在阿富汗的再度复苏；在非洲，博科哈拉姆和索马里青年党肆虐，制造了一次次血案。

2、战争

乌克兰国内冲突，波罗的海上空出现的新的紧张关系，以及几十年来首次出现的北约成员国击落一架俄罗斯战机的情况。

一场残酷而无果的战争过去一年后，加沙地带依然遍布废墟，以色列在一个失去方向的地区慢慢煎熬着。

叙利亚战争依然无休无止，这个国家战前人口的一半已经背井离乡或者死去，“伊斯兰国”填补了因教派纷争和西方社会倦怠而留下的真空。

3、移民潮

冲突引发的移民潮涌向资产阶级欧洲的海岸线，有一百万人，甚至更多，挤在一艘艘小船和一辆辆不通风的卡车里，遭受人贩子的虐待，数以千计的人们在途中丧生，他们既触发了人们的同情，也引来了强烈抵制情绪。

4、环境

《纽时》说，甚至地球自身似乎也有些错乱：冰帽在消融，许多国家深陷雾霾，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尼泊尔发生了数次大雪暴和洪灾，还有一次大地震。

5、种族问题

缅甸少数民族罗辛亚人遭受虐待；在美国，这是抗议警察暴行的愤怒之年，种族问题引起的骚乱撕裂了巴尔的摩和密苏里州的弗格森市。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市的一座教堂发生屠杀黑人教徒事件。

学者们：忘记公众参与，留在你的象牙塔里吧

最近，英国《卫报》上发生了一个小小论辩，话题却很古老：学者要不要向公从解释自己的工作。一名来自美国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的副教授詹姆斯·穆赫兰（James Mulholland）一反“学者们，离开您的象牙塔，向媒体推销你的工作”之类的烂调，呼吁学者们 “留在你的办公室，写那些少有人会读的书”。

穆赫兰说，学者们经常被鼓励更频繁地与公众沟通，但这一建议忽视了专业知识其实早已影响公众生活。专业知识有其社会重要性，但往往只有经过数十年的工作之后。

穆赫兰指出，现在是时候让我们重新评估我们所说的“公共学术”意味何在了。我们必须承认，学界产生的深奥知识、技术词汇和专业史有其价值。

那些呼吁学者向普罗大众宣传他们的工作的人，通常认为让普通受众更好地获知复杂研究，非常重要。一些学者坚持认为，开创性的人文研究被忽略，是因为学者没有正确地宣传它们。其他人则认为学者不愿意离开自己的象牙塔，因为他们在那里待得更舒服，或可能是害怕在公共场合说话。

很多人认为教授们都是聪明而内向的人，不能或不敢与人交谈他们的专业范围之外的东西，这种偏见长期存在。事实上，情况正好相反。学者的工作之一就是在讲座、课堂讨论、学术会议和学生会议中谈论理念。对于许多人来说，这是学术工作的最大乐趣之一。

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推广研究究竟并非影响社会的唯一途径。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性史研究与美国的同性恋权利运动的关系。

酷儿理论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当时目标是推翻1986年美国最高法院对鲍尔斯诉哈德威克（Bowers v Hardwick）一案的裁决，它坚持鸡奸应定为犯罪。首席大法官沃伦·伯格称，这一裁决背后有“数千年的道德教化”支持。

当最高法院在2003年推翻了这一决定，公众便引用数十年来的学术成果，证明伯格声明的不准确。穆赫兰指出，酷儿理论家和历史学家的细致研究只有在它们完成后，才进入司法程序论辩的中心。

在1986年，当学者们论辩有关“同性-异性二元论（homo-hetero binary）”或20世纪初纽约的同性恋亚文化时，他们很难确知会对公众产生什么影响。但这个学科的框架，在数十年后促成一个巨大的国家转型。

无论其研究最终会否出现在司法意见中，学者们都被迫面对“这有啥用”之类的问题。穆赫兰工作的地方——美国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作为“赠地学校”始建于1887年，致力于扩大“农业和机械艺术”的高等教育。它最切近实用的知识是那条明确的校训：想，并且做。

穆赫兰说，他时常思考他的研究如何能帮助自己的大学。现在，他正在研究18世纪在印度、苏门答腊岛和新加坡等各殖民城市和哨所写作诗歌和戏剧的英国作家。自从1790年代他们首次出现在印刷品中以来，其中许多作家都没有被人阅读过。

穆赫兰却在这些不容易被公众记住的殖民地作家中发现了恢复他们的价值。但他意识到，公众可能会认为他研究的作者没人阅读是有原因的。对他们来说，知道白人男子在1790年代的孟买如何发表诗作看起来无关紧要。

作者解释说，他的研究基于那些对我们现代社会非常重要的主题，诸如跨文化对话的可能与失败，企业和社会团体的关系，政治话语中尖锐的讽刺。

但是作为一个学者，作者无法预测这些主题在将来几十年是否会有影响。让公众参与是很重要的，但我们不应该认为那些对未来社会不可或缺的事物，在现在同那些受人欢迎的或人们一下子就能懂的事物是同一个东西。

作者指出，“像我这样的人文主义者经常不得不考虑公众想要什么。我们被告知要想象他们的愿望，并想法子满足他们。这是每一个学者应该追求的重要战略。”但是，作者同时认为，我们也必须被允许抵制这种冲动。因为“我们无法预料会有什么样的智识发现将成为回答公众未来问题的关键答案”。

最后，作者发出呼吁：学者们，留在你的办公室里，写那些很少有人会读的书，其结果可能会出乎意料地更为重要。

【本周言论】

奥巴马30年来不断反思着信仰，在剩下不到一年即将卸任的此刻，他比过去都相信，比起专业的政治分析，挖掘恩典的力量，才是改变不断激化和分裂的政治氛围的契机。

——《华盛顿邮报》一篇长文探讨了奥巴马的基督教信仰的隐秘影响，他相信，“唯有信仰才能让人们真诚地交流相左的意见，放下憎恨以及避免丑化对方。”

加拿大、俄罗斯等国都在水下考古上投入资金和政治热情，希望发现沉船可作为主权声明的依据。考古学被政治绑架，可能会导致伪科学。

——考古学作为政治工具被利用的历史很悠久。海洋考古学家彼得·B·坎贝尔在《纽约时报》发文说，希特勒用古董和符号制造了一套雅利安民族最高贵的说辞，“伊斯兰国”用摧毁古代史证据的方式证明了自身的狂热。但研究沉船和海底城市的水下考古学基本上避免了这套把戏。因为无人在海底生活，各国领导人并未找到从水下的考古遗址获取政治利益的机会。但现在情况变了。一个国家怎么能不顾《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的限制，宣称对新水域拥有主权呢？事实证明，与资源丰富地区的“历史渊源”很容易用来帮助它们违反国际法。

Goldsmith很可能不在乎你注意到了这些缺陷；他从来都觉得他的书“不可读”。

——诗人Kenneth Goldsmith用一千页拼贴出了他爱的纽约：封面流光溢彩的《纽约：20世纪的首都》（Capital: New York, Capital of the 20th Century）近日由Verso出版。在成为一个作家之前，Goldsmith受的是一个雕塑家的训练。这本新作力图接续本雅明开创的实验文体——现代城市文学蒙太奇，但是一篇《卫报》书评批评它“令人沮丧地草率”。拼贴和蒙太奇有时候是一种艺术手法，或者根本是一个随心所欲草就的借口。

美国人口只占世界的4.6%，但它却消耗了全球80%的鸦片类药物，其中大多是白人。

——美国《新闻周刊》最新一期封面文章《美国白人为何死得越来越早》中提供的一个颇让人吃惊的数据。本月，普林斯顿大学两位经济学家发表了一份报告，显示了从1999年到2013年，美国中年白人（45到54岁）的死亡率以平均每年0.5%的比例在升高，这相当于50万人提早离开人世。他们的报告进一步把线索将死亡原因指向了吸毒、酗酒和自杀。

像我这样的人，被认为是知识分子——我们做自己的事，我们写文章，我们各种抗议，但我们改变不了世界。我们所能做的，仅仅只是支持“同情”这种政治而已。

——意大利著名学者、小说家艾柯在英国《展望》杂志上撰文，假想自己统治世界了会怎样。艾柯说，能做的很少，在大学教育方面，唯一希望强制的是让学生学习外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