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华传教士和近代中国教育医疗的现代化

苏慧廉早年肖像。  本文图片均来自 沈迦

《一条开往中国的船：赴华传教士的家国回忆》

相比于明代，晚清传教士多走基层路线

在《寻找·苏慧廉》出版后，沈迦在百年前的英国《偕我公会会刊》上发现了两封苏慧廉航海来华路上所写的两封书信。信中，苏慧廉向偕我公会海外差会干事阿德科克牧师汇报了旅途中的见闻。

让沈迦印象深刻的是，航行途中，苏慧廉在两艘船上（中途换乘）先后邂逅了4位传教士，其中有3位和苏慧廉一样是前往中国的。而在船刚开不久，其中名叫托马森的传教士见到苏慧廉就问，“不会是去海外传教吧？” 这让沈迦感怀良多：“那是个怎样的时代，碰见远行的年轻人会这样问？”

苏慧廉搭乘的尼札姆号。

苏慧廉于1883年1月12日抵达中国温州，时年22岁。他在温州生活长达25年之久，在此期间，共建立150余间教会，同时开学校、建医院，为温州近代文明的架构起到了奠基的作用。

实际上，苏慧廉只是众多来华传教士中的一个代表，甚至不是最特殊的，他被沈迦作为个案研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他活动的区域就是沈迦的家乡。据统计，1889年，中国已有外籍新教传教士1296名，到1919年，这数字增加到6636人。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和苏慧廉一样，为其活动区域作出了不应该被遗忘的贡献。

苏慧廉写的信。

在沈迦看来，这其中主要的原因在于，相比于明代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走上层精英路线，晚清新教传教士更多扎根于基层。“尤其是以戴德生为代表，只走下层，不走上层，认为拯救更为普遍的灵魂是最要紧的。也因此，他们才会办那么多的小学、中学、医院、戒毒所。”沈迦告诉澎湃新闻记者。

“这些人在中国生活几十年之后，爱上了这片土地”

和苏慧廉同船前往中国的另外三个传教士，均来自美国监理会，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其中蓝华德出生在上海，其父蓝柏在上海、苏州等地传教32年。

蓝华德。

蓝华德在美国接受教育后，继承父志，于1877年偕妻重返中国，在上海嘉定南翔开设了诊所。这间诊所后迁移到苏州，发展成为中国内地（非通商口岸）第一家西医医院——博习医院，现为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博习医院旧址

柏乐文。

另一个叫柏乐文，是蓝华德的妹夫。1886年，蓝华德被监理会派往日本，博习医院就由柏乐文全面负责。在柏乐文担任院长的41年间，他将许多西方最新发明的技术，如消毒法、麻醉术、X光机等介绍到中国。在1888年，他又创办了一所医学校，为中国培养医学人才。

孙乐文。

最后一个叫孙乐文，当柏乐文成为博习医院的院长时，孙乐文被任命为监理会苏州教区长老。1895年，中国甲午战败，一群受到刺激的年轻学生找到孙乐文，热切要求学习英语和西方知识，于是孙乐文创办了后来闻名遐迩的中西书院，而后监理会在此基础上创办了东吴大学堂。1901年东吴大学堂正式开学，孙乐文担任首任校长，直到1911年在上海去世。

像孙乐文这样年纪轻轻来到中国，最后死在中国的传教士不乏其人。而蓝华德和柏乐文，虽然并非在中国去世，但他们的家人都将他们的骨灰送回中国安葬。在评价这些传教士的时候，沈迦不吝言辞，称他们将“一生献给中国”。

不过，这些来自西方的传教士来到中国，显而易见是来传教的，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种奉献和服务呢？

在沈迦看来，首先要明确的是，传教士在中国的奉献，是为上帝做的。“在上帝的眼中，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也就是在传教士的观念中，一个中国最底层人的灵魂和英国国王的灵魂是一样的，没有高低。”

“第二呢，这些人在中国生活几十年之后，爱上了这片土地，并且和当地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深厚的友谊下，他们就觉得应该为这片土地做些什么。”

“传教士改变底层民众命运，受当地民众感念”

晚清时期，特别是后来受义和团影响，中国各地发生了不少“教案”。这使得在一般人的印象里，传教士和地方民众之间充满了矛盾。并且长期以来，传教士也往往被视为帝国主义列强的“帮凶”，甚至被指为“文化侵略者”。

比如著名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就长期被视为为帝国主义服务的典型。然而正是这个“帝国主义分子”，在山西大旱时从山东奔赴去赈灾，后又在山西庚子教案后居中斡旋提出了共赢的方案，并以赔偿金创建山西大学堂西斋，他还创办了《万国公报》，将马克思这个名字及其思想第一次介绍到中国。可以说，李提摩太在政治、外交、科学、教育、出版等几乎所有领域参与了中国历史进程，并且多是正面积极作用。

不过李提摩太虽然声誉很高，但主要走的是结交、影响上层士大夫的路线，不像戴德生、蓝华德、柏乐文等走下层路线的与一地民众联系更为紧密。

“中国的底层民众有着很朴素的恩报观念，很淳朴。他们中的很多人视这些为其治病、教其文化的传教士为再生父母。谁对我好，我就报恩，这是中国人的传统观念。”

“这些接受了信仰的教徒，第一代多是最苦最底层的人，他们当时在地方上是没有人关心的。第二代进入教会学校，毕业时会英语、懂西学，往往能找到很好的工作，可以进海关进医院，家族就因此改观了。第三代就出洋留学，更振兴了。”也就是说，对于这些底层民众来说，传教士为他们提供了改变命运的机遇。

如果我们仔细追溯下民国那些从事外交工作的官员，那些有西学背景的人士，会发现其中不少出自基督徒家庭。“而且（传教士）对你没有任何的现实要求回报，你说你是不是对他们感恩呢？”

“像苏慧廉，他在1907年离开温州，1926年因为处理英国退还庚子赔款余款而回到上海，在短暂的几天假期里，他回到温州，当时温州可以说是倾城出动来欢迎他。温州人对他是这样的一种心情，完全不像我们后来理解的。”沈迦介绍说，他在写书的过程中，采访不少温州教徒家庭的第四代、第五代，对曾给予他们祖上恩惠的传教士，到今天都是铭记在心的。

然而在当今中国社会对于这个群体，一方面是有个在群体形象认知上存在偏差，另一方面是对于那些具体的人和事几无所知。不仅如此，在学界，沈迦认为，中国大陆对传教士的研究太少了，“就那么些人在做，这样下去，一百年都做不完。但是这个群体太重要了，他们是中国近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第一次全球化的时代背景。”

“我们即便不讲神学、信仰，只讲世俗层面，也可以说没有来华传教士，就没有中国的教育现代化、医疗现代化、慈善现代化、传媒现代化，包括观念现代化。”沈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