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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者的足迹|法家的第一次改革实践

冯明
2016-01-06 14:59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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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国初年,李悝在魏国的改革是法家思想的第一次尝试。韩赵魏三家分晋的过程中,晋国最传统、最核心的势力范围被魏国分得。这意味着,魏国的贵族势力是最强的。贵族是传统势力,贵族势力越强大的地方,制度越是趋于僵化,既定的生产关系越是成为生产力不断发展的羁绊,秦国和楚国在列国争霸中的胜出便是最好例证。

另一方面,魏国西侧紧靠秦国。晋国被分之后,北方失去了掣肘秦国的力量。这打消了秦国人的顾虑,雄图好战而且骁勇善战的秦国日益成为魏国最大的威胁。客观上,魏国必须奋发图强。李悝才能的显现得益于这一威胁的存在。
与今天选拔官员的标准类似,魏文侯非常重视基层经验。“基层出经验,基层出人才”。
在被魏文侯任命为宰相之前,李悝曾是上地郡守。上地郡与秦接壤,两国经常发生军事冲突,是魏国的边防要塞,受秦军威胁最严重的地区。为了鼓励人们习武,提高战斗能力,李悝第一次展现了法家的行事风格与政治智慧——对于长时间难以断绝或无关紧要的诉讼纠纷,以射箭的精准与否来评判。这样“荒唐”的断案方法乍一看不敢恭维,但仔细一想却也有几分道理,甚至成为了历代改革者变法的方法,即目标导向明确、实事求是。效果非常明显——消息一传开,上地郡的人们争相练习射箭技术,日复一日,在与秦军的对决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李悝变法。

“李悝变法”的核心内容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政治上废除贵族世袭的特权,经济上尽地力、平粮价,法律上汇编修订《法经》、以刑治乱世。

春秋末期,贵族已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时代呼唤着新的生产关系以及新兴地主阶层的崛起。而前面提到,魏国承袭了晋国最传统的领土范围,是韩赵魏三家中贵族势力最强的一方。如果不打破奴隶主贵族的特权,魏国就必然在诸侯竞争中败走。魏文侯显然明白这一点,作为开创之主的他也具有强烈的危机意识。在这种情况下,李悝废除贵族世袭特权的主张自然得到了魏文侯的支持。
他将不劳而获的贵族称为“淫民”,提出要“夺淫民之禄以来四方之土”,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制度的形式对贵族群体提出了挑战。世卿世禄的削弱使得一些落寞无用的贵族被赶出政治舞台,而“食有劳而禄有功,使有能而赏必行,罚必当”的灵活制度呼唤着有能力的士人以及新兴地主阶层的政治参与。尽管贵族在分封的食邑内仍然可以收租税、白吃白喝,但已经没有治民之权,地主向奴隶主贵族的战役打响了,这为奴隶制退出历史舞台开辟了道路。而任贤用能、赏罚分明这一法家的主张成为历代变法的核心举措。
经济方面,与商人出身的管仲略有不同,李悝格外重视农业的地位,认为农业是百业之首、一国之本。他在《尽地力之教》中极力强调劳动的重要性,“治田勤谨,则亩益三斗,不勤,则损亦如之。”一样的土地,辛勤耕作与懒惰怠工的结果是完全不同的,鼓励人们劳动,精耕细作。
不仅如此,李悝观察发现,随着自然条件的变化,粮食价格经常波动——丰年谷贱伤农,荒年粮价攀升,买粮的人又受到损伤。价格的波动对于各方都有损害。李悝认为治国者必须兼顾士农工商各阶层的利益,于是制订了“平籴法”,以平抑粮价。他将丰年分为“大熟、中熟、小熟”三等,荒年也分为“大饥、中饥和小饥”三等;并按照不同的等级在丰年以固定的价格从农民手中收购粮食,在荒年向农民卖出粮食。这样便不至于粮价猛涨猛跌,各阶层的生活相对稳定下来,逃荒流亡的现象减少了。
有趣的是,这一简单的操作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仍长期存在,不过这时是为了攫取工农业剪刀差利润,为工业建设筹措原始积累。李悝当年设计“平籴法”时有没有考虑到剪刀差利润,笔者就不得而知了……
事实上,在工业革命之前,农业占主导地位,再怎么重视都是不为过的。可以说,对农业的重视实际上就是对生产(或经济发展)的重视。两千多年之后,西方诞生了“重农学派”,在其代表人物魁奈的著作中有与李悝近乎一致的思想。甚至在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也认为土地生产物是各国收入及财富的唯一来源或主要来源。
在农业社会中,“农”与“商”是相对的,重农与重商的实质是对价值创造过程的认识,是对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关系的考量。
如果说李悝变法经济上与政治上的贡献之大,是“功在当代”的话,那么他在法律方面的创举则是“利在千秋”。李悝收集汇总了各国的刑典条文,编纂成《法经》,以法律的形式在魏国发布。从法学的视角看,《法经》的建制是比较齐全的,包括“盗、贼、囚、捕、杂、具”六篇,有总则和分则,关于犯罪和刑罚的规定涵盖范围广泛。事实上,编订《法经》既是改革的过程,也是对改革成果的巩固,希望以法律的形式将变法之后的制度沉淀凝结下来。
李悝去世之后,《法经》在魏国一直被沿用。后来,商鞅又将其带到了秦国,成为秦律的基础。众所周知,汉律是承袭秦律而来,后世各朝法典均主要承袭汉代。由此看来,李悝编订《法经》的历史意义不言自明了。
之所以能在较短时间内完成这一系列政治经济变革,除了李悝本身的才能之外,君主提供的大环境也是尤为重要的。王权政治下,能臣最大的期盼就是能遇到明主,皇帝的支持与后盾是能臣施展才华的必要条件。治乱周期律中,能臣和明君的默契配合是一个时代最大的幸运。在这一点上,李悝与管仲一样幸运。作为开创之主,既有危机意识,也有宏图大志,他选贤用能,吴起、乐羊、西门豹、子夏、翟璜、魏成……都是他“梦之队”里的典型代表。这些为李悝一系列变法的实施创造了环境。
由于李悝变法的显著成效,魏国迅速崛起为战国前期最强的国家,称霸中原长达百年之久。百年之后,魏文侯的孙子开始称王,也就是“魏惠王”,他率领诸侯朝见周天子,正是标志着魏国霸主地位的确立。
(作者系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青年研究员,现供职于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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