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中国原子弹之父”?

黄庆桥(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

2016-01-07 14:48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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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原子弹之父”的说法自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由法国传入中国,自始至今,有关此说的争论不绝于耳。
“中国原子弹之父”是个“舶来品”
“中国原子弹之父”这个说法是在1965年由法国传入中国的。1965年7月,钱三强收到法国营养学校原秘书、督学巴杭德邮寄的法国《科学与生活》1965年6月号上的一页剪报文章《在中国科学的后面是什么》。文中写道:“中国的科学研究工作是由中国科学院领导的。北京原子能研究所的领导人是曾在巴黎大学Sorbonne部学习过的物理学家钱三强博士。他才真正是中国原子弹之父。”
钱三强
这是目前所见“钱三强是中国原子弹之父”的最早版本。根据《钱三强年谱长编》记载,是年,法国《科学与生活》又刊出一篇报道中国核科学研究的文章,认为中国“最重要的核专家,是钱三强博士”。在当时,即便是私人信件,只要是从外国寄来的,都要由组织上收拆。巴杭德的这封来信,由原子能所首先拆看,后报“科委八局”,再转二机部七局,最后批转给钱三强的秘书。这么一圈批阅下来,我们可以确定,“中国原子弹之父”说从1965年开始就已被圈内人知晓并在国内传播。
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6月18日,法国法新社科学编辑赛尔日•贝尔发表文章写道:“人们认为钱三强是中国的核弹之父。”同一天,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发表文章说:“没有哪个国家进展得有这样快。法国爆炸第一个原子弹比中国早四年,但是仍然没有试验氢弹……关于参加这项计划的人物,外人知道很少,但是这个计划很可能是钱三强领导的。”这些消息和电讯,第二天就被转载到新华社编发的《参考资料》上。由此,“钱三强是中国原子弹之父”的说法得到了更为广泛的认可和传播。
钱三强本人对“中国原子弹之父”一直持极力反对的态度。钱三强对此的态度是:“中国原子弹研制成功决不是哪几个人的功劳,更不是我钱三强一个人的功劳,而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外国人往往看重个人的价值,喜欢用‘之父’、‘之冠’这类称谓。”
笔者曾有幸多次访谈钱三强的秘书、原中国工程院首任秘书长葛能全先生,葛先生谈到,钱三强曾在不同场合对中外记者、身边工作人员等说过类似的话。事实上,“中国原子弹之父”不但没有给钱三强带来荣誉,反而给他带来了很多烦恼和伤害。最大的烦恼就是被人认为自己是在“争功”,要知道,在那个只讲奉献的年代,突出个人很容易成为众矢之的——尽管这并不是钱三强主观的意愿。伤害则来自于“文化大革命”,在那个极左年代,“中国原子弹之父”是钱三强这个“反动学术权威”的罪状之一,为此他没少吃苦头。
钱三强的秘书、原中国工程院首任秘书长葛能全,图右是其编著的《钱三强年谱长编》
改革开放前,中国是一个非常强调集体主义、强调个人奉献的社会,“之父”说本身就与当时的主导价值观相左,很容易遭到批判和否定。另外,中国的核弹事业也确实是在毛泽东“大力协同办好这件事”的指示下,各条战线协作攻关的结果,做出突出贡献的科学家有很多,把“中国原子弹之父”的帽子戴在钱三强头上,不少组织领导者和科学家有看法的。这也是改革开放后有关“中国原子弹之父”的讨论和不同观点形成的原因所在。
有关“中国原子弹之父”的五种说法
“文革”结束后,为了号召人民全力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国家有意识地加强了对各条战线优秀人物和典型事迹的宣传。作为宣传重点的科技领域,有关“两弹一星”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此时开始为人所知,并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 “钱三强是中国原子弹之父”的说法也逐渐被更多的人接受和认可。
不过,当时思想日益活跃,人们对“究竟谁是中国原子弹之父”产生了不同的看法,至少五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钱三强是中国原子弹之父。这种观点影响最大,流传最广,在社会上的认可度也最高。“文革”之后,“钱三强是中国原子弹之父”的说法广为传播,主要有三条路径。
一条路径是通过报告文学这一特殊载体而传播。在1970年代末的报告文学热中,钱三强成为重点宣传对象。1978年9月26日,《文汇报》发表《热风吹雨洒江天——访核物理学家钱三强》一文,公开提到“中国原子弹之父”。1979年,北京出版社和中国科学院党委合作出版《科学的春天》,这是中国科学院部分著名科学家的报告文学集,书中收录了作家张炯采写的《向光明的中国前进——记钱三强》。1987年10月27日,《科学报》发表文章《播春者之歌——记著名核物理学家钱三强的奉献》。1990年1月,王春江著写的《裂变之光——记钱三强》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随后,《文汇报》、《北京晚报》进行连载,影响甚大。
《裂变之光——记钱三强》
从197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钱三强算得上是中国报告文学界的“宠儿”,“曝光”率非常高。“钱三强是中国原子弹之父”的说法也伴随着这种高密度的正面宣传,变得广为人知。
第二条路径是官方媒介的认可和宣传,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官方媒体旗帜鲜明地提出和论证了“钱三强是中国原子弹之父”。1999年8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钱三强:“中国原子弹之父”》一文,这是中国最权威的官方媒体首次正面回应有关“中国原子弹之父”的问题。《人民日报》的这一观点得到了中共中央宣传部的认可。1999年9月,由中宣部宣传教育局编写的《人民不会忘记——共和国的建设者》一书出版,该书为国庆五十周年而作,记录了建国以来各条战线上的模范人物数十位,其中就有《中国原子弹之父钱三强》一文,而对邓稼先的定位则是“两弹元勋”。此后,《人民日报(海外版)》于2007年和2009年两次沿用了“钱三强是中国原子弹之父”的说法。
第三条路径则是大众化的、民间的研究和传播。包括学术界、科普界在内的社会各界出版的书籍、报刊之中,涉及“钱三强是中国原子弹之父”的内容非常多,这也是当前的主流观点。
第二种观点认为邓稼先是“中国原子弹之父”。此说亦影响甚大。作为杰出的核物理学家,邓稼先为中国“两弹”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替代的重大贡献,张爱萍生前就称其为“两弹”元勋。1986年,在邓稼先生命的最后岁月,他的事迹经过官方媒体的披露和宣传开始为人所知;6月,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亲自签署命令,任命邓稼先为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7月,国务院授予邓稼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和奖章;月底,也就是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病逝。
由于国内媒体大量的宣传报道,特别是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邓稼先的充分肯定,有关邓稼先是“中国原子弹之父”的说法于1980年代末开始传播,至今不时见于书籍与报章之中。
邓稼先
美籍华裔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在此说的传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杨振宁与邓稼先之间有“50年的友谊,亲如兄弟”。1993年8月21日,在邓稼先去世七周年之际,《人民日报》发表杨振宁撰写的《邓稼先》一文,将邓稼先与被誉为“美国原子弹之父”的奥本海默相提并论,虽然文中没有出现“原子弹之父”的字句,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杨振宁是将自己的好友看作“中国原子弹之父”。因为杨振宁的名气,也因为《人民日报》的特殊地位,该文影响很大,多为后来者征引。耐人寻味的是,就在杨振宁将邓稼先与奥本海默相提并论大为称赞之时,他又在段落结束的时候写到了钱三强,他说:“当初选聘他们的人,钱三强和葛若夫斯(Groves),可谓真正有知人之明,而且对中国社会,美国社会各有深入的认识。”这句意味深长的话常为征引者所忽视,或许这句话更值得我们仔细品味。
第三种观点认为聂荣臻是中国的“原子弹之父”。这种观点最早见于1989年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和他的分歧者》一书,该书作者是英国人克莱尔•霍林沃思,不过书中并未对此观点进行深入说明和阐述。1999年王君编著的《我们的共和国丛书•九天揽月•建设卷》,从聂荣臻统揽全局,领导整个国防科技事业的角度,认为聂荣臻“不愧为我国的‘原子弹之父’”。
此说虽有新意,但却与人们心目中的“中国原子弹之父”差异很大,因而影响有限。其实,作为新中国科技事业的杰出领导人,对聂荣臻的评价应当是超越“之父”说的。
第四种观点认为“中国原子弹之父”是一个群体。此说于1980年代中期产生,影响也比较大。1987年,军旅作家董滨的报告文学《中国原子弹之父》一书出版,该书用7个故事概述了中国原子弹制造过程中,从战士到将军,从技术员到科学家,不同行业人们的贡献,该书认为:“他们是那样浩大的一个阵容,即使是七十个故事也难尽述!但是,如果把他们的英名镌刻在共和国核工业发展的史册上,那只需要七个字便可概括——中国原子弹之父。”该书内容较为单薄,还存在不少勘误之处,客观地讲质量并不高,但由于成书于1980年代中期,首印50000册,主题鲜明,引人注目,还是有一定的影响。这一说法也被张开善先生发扬光大。
2006年,张开善在《中共党史资料》上发表《究竟谁是中国原子弹之父——记参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的功勋科学家》一文,细数王淦昌、邓稼先、钱三强、郭永怀、朱光亚、陈能宽、周光召、程开甲、彭桓武等科学家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中的贡献,认为“中国原子弹之父,不是某一位科学家,而是一个卓越科学家群体”。此文一经发表,其观点旋即被多家刊物和媒体转载,引起较大反响。
“中国原子弹之父,不是某一位科学家,而是一个卓越科学家群体”,上图人物有王淦昌(左上)、彭桓武(右上)、周光召(左下)、朱光亚(右下)。
张先生的这一观点比较容易被人接受。但是,“之父”说本来就是强调集体之外的个人特殊贡献,此说无异于消解了“原子弹之父”的意义。另外,张先生认为钱三强“从事核工业发展的高层组织管理工作,无暇参加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的技术攻关当中”,“未能主持、参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从而与中国原子弹之父的荣誉失之交臂”。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明显有违历史事实,值得商榷。
第五种观点认为不存在“中国原子弹之父”。2011年,陶纯、陈怀国著《国家命运——中国“两弹一星”的秘密历程》一书出版,由此书改编的同名电视剧也于2012年下半年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影响甚大。该书著者认为,“当代科学的发展早已不是爱迪生时代,原子弹、氢弹的研制是一项十分宏大的系统工程,中国没有原子弹之父、氢弹之父,中国的核事业是集体的事业,它取得的每一次成功都凝聚着万千人的奋斗和创造,辉煌和光荣不属于哪一个人,却属于每一个人,属于每一个在这条战线上埋头苦干的无名英雄。”其实,这一观点与第四种观点一样,都强调中国的原子弹工程是集体力量的结晶。
由《国家命运——中国“两弹一星”的秘密历程》一书改编的同名电视剧《国家命运》
谁是“中国原子弹之父”,不是个简单问题
“之父”说起源于西方,是对人类历史上在某一领域做出过特殊贡献的历史人物的誉称。有别于东方社会强调集体的力量与贡献,“之父”说带有一定的西方个人主义色彩,是对个人突出贡献的放大,或许这可以看作是“之父”说的某种局限性,但“之父”说的价值也是明显的。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杰出人物往往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在一定条件下往往能够促成历史发展方向的改变。强调杰出人物的特殊作用,并不是要宣扬英雄主义和英雄史观。
关于“中国原子弹之父”的五种观点,笔者以为,如果将“中国原子弹之父”视为一个群体,等于消解了“中国原子弹之父”的存在。如果因为中国原子弹研制的特殊性而突出强调科学家集体的作用,我们可以完全抛弃“中国原子弹之父”这一舶来品。然而,“中国没有原子弹之父”的观点也有很大局限。尽管中国的原子弹工程是集体力量的胜利,但具体到每个人,发挥的作用和做出的贡献的大小却是不一样的。作为今时之人,我们还是有责任厘清历史的真相,辨识这个集体中的每个人在这一宏大科学工程中所发挥的独特作用。
如果我们认为“中国原子弹之父”是个人,那么,即便是参照“之父”说的基本内涵和要求,“究竟谁是中国原子弹之父”这一命题仍然存在着巨大的探讨空间。因此,重要的不是我们要给出“究竟谁是中国原子弹之父”一个非此即彼的简单答案,而是要在深入探讨“中国原子弹之父”的过程中,更加深入地体会、认识每一个科学家在这一大科学工程中的独特贡献。
责任编辑:于淑娟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中国原子弹之父,两弹元勋,钱三强,邓稼先,聂荣臻,原子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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