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大不列颠的“傲慢与偏见”：罗德是种族主义者吗

2015年，享有“本科生的诺贝尔奖”之盛誉的罗德奖学金首度进入中国，四名入选者将远赴牛津进行深造并成为终身罗德学者。

然而，在牛津大学里，却有一位罗德奖学金的持有者要求牛津大学拆除位于奥利尔学院中罗德的塑像，并发起了“罗德必须倒（Rhodes Must Fall）”运动。这位来自南非埃绍伟（位于夸祖鲁-纳塔尔省）的学生名叫恩图考佐·卡瓦比（Ntokozo Qwabe），现年24岁，2014年起在罗德奖学金资助下于牛津攻读民法本科学位。作为罗德奖学金持有者，卡瓦比认为他每年享有的1.3万英镑奖学金和往返机票，只不过是代自己的同胞讨回一丁点罗德曾经从非洲掠夺走的财产。

与此同时，牛津的若干教授和其他学生也对这一问题发声。许多人认为罗德一生的言行虽然充斥着不符合现代标准的“傲慢与偏见”，但非要称之为“种族主义者”并拆除牛津大学内的罗德塑像实在让人匪夷所思。同为罗德奖学金得主的牛津莫德林学院南非历史专家约翰逊（R. W. Johnson）博士就批评学生们的“倒罗德”运动与伊斯兰国摧毁各种古迹如出一辙。

罗德究竟做了些什么呢？

殖民者-钻石矿主的成长史

1853年7月5日，塞西尔·约翰·罗德（Cecil John Rhodes）出生在离伦敦不远的赫特福德郡。他的父亲是圣公会牧师，以讲道精炼而闻名乡里。幼年的罗德体弱多病，家人甚至担心他长不到成年便会夭折。由于家族中多人患有哮喘病，他的父亲认为让儿子离开潮湿多雨的英国更有益于其健康。1870年9月1日，17岁的罗德首次踏上了非洲的土地，投奔他在这里经营棉花种植园的哥哥赫伯特。次年，罗德和哥哥离开了产量不佳的种植园，来到南非中部的金伯利寻找钻石矿。在这里，他即将开创自己的钻石商业帝国（经过几番整合整合，罗德所建立的钻石公司就是我们直到今天仍耳熟能详的戴比尔斯集团，流传最广的广告语就是那句始创于1947年的“钻石恒久远”）。

年轻的罗德非常具有商业头脑。通过借贷等方式，他大量收购金伯利地区的小型钻石矿，实现了迅速扩张，并在十几年内垄断了整个南非的钻石行业。按照列宁主义的分析模式来看，罗德的钻石产业具有最为鲜明的帝国主义托拉斯集团特征。罗德曾在1896年说，当时唯一的危机就是突然发现的新矿，如果其他人将更多的钻石投入市场就会使钻石无法维持高价位，从而使自身利益受损。罗德曾经的竞争对手恩斯特·奥本海默也非常明白罗德的战略核心，他在1910年担任金伯利市市长的时候明确指出，“常识告诉我们，提升钻石价值的唯一方法就是让钻石变得稀缺，也就是减少产量”。除了钻石业之外，罗德还投身到水果业。他的投资和运作建立了今天南非水果工业的现代化模式的基石。

1873年，罗德短暂返回英国，进入了牛津大学的奥利尔学院学习。但一个学期后又重返南非，直到1876年再度回到牛津完成学业。青年时代的罗德深受约翰·罗斯金思想的影响，从而更加坚定了他的不列颠帝国主义思想。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罗德在牛津读书期间加入了共济会。虽然他一直对这个组织颇有微词，却终身都是共济会成员。也正因为他对于共济会内部弱点的认识，他萌发了构建一个按照自己思想发展的秘密社团，以期未来能将整个世界归化到不列颠的统治之下。这也是他建立罗德奖学金的最初推动力。

“从开普敦到开罗”计划

“从开普敦到开罗”的计划是罗德一生中最为重大的计划。随着商业上的成功，罗德越来越深地介入到非洲南部的政治事务当中。1890年到1896年，罗德担任了第六任开普（亦即今日的开普敦）殖民地总理。他希望建设一条从开普到开罗、贯穿非洲南北的铁路。时至今日，这个计划仍旧没有完全实现，但也成为整个非洲发展的一个重要战略。这一方面是由于技术上的原因，而在罗德的时代也有现实国际政治的考量。在19世纪80年代的时候，法国也有类似的铁路计划以贯通其在非洲南部东西两侧的领地。

事实上，这只是罗德红绸带计划的一个重要部分。在罗德看来，实现这个伟大计划的最佳方法就是将各处分散的领土连接起来，实行英国式的优化管理，并要加强军队的应变速度。这样以意识形态、管理模式和军队的三结合以促进英国移民在非洲的发展并促进贸易。

1895年，罗德见证了自己政治成就的巅峰。从1894年末开始，不列颠南非公司的领土以赞比亚河为名，统称为赞比西亚（Zambesia），约有114万平方公里。第二次马塔贝莱兰战争时期，罗德本人曾经亲自进入马托博山与反抗白人移民的恩德贝勒人谈判，以和平的方式结束了这场战争。而这片广袤的土地也就被正式称为罗德西亚。（后来北部归属赞比亚，剩余部分在1980年更名为津巴布韦。）

1902年，未满五十岁的罗德在南非美森堡因心脏衰竭去世。依照遗愿，他被安葬在马托博山（位于当时的南罗德西亚）。现在他的墓地是马托博国家公园的一部分，位于俯瞰群山的世界之眼。

英国历史学家理查德·麦克法兰将罗德视为整个南部非洲和大英帝国历史无法割裂的一部分，就如同乔治·华盛顿或亚伯拉罕·林肯之于美国历史一样。研究南非的多数学者也都认同19世纪最后几十年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塞西尔·罗德塑造的。无论如何评价，未来的发展都奠基在罗德留下的遗产之上。

“大英帝国的光荣”

罗德在他最好的年华里一直在非洲为自己的商业帝国奋斗着。和所有移民投机者一样，他也在时时寻觅着一夜暴富的机会，希望在这片尚待开垦的土地上以最短的时间赚到最多的钱。然而，从许多方面来看，罗德在本性上更接近于一个思想者。他对于自己所从事的商业活动与整个大英帝国的发展、乃至人类命运走向之间的关系，都有独具特色的认识和坚定的使命感。

罗德一直对威廉姆·温伍德·瑞德（William Winwood Reade）的《人类殉难记》（The Martyrdom of Man）甚为推崇，曾经明确地说“正是这本书塑造了我”。这本书共分为四卷，分别讨论了战争、宗教、自由和知识，以一种世俗人文主义的观点考察了以西方文明为根基的“普世历史”。通过这本书，瑞德进一步发展了政治自由主义哲学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并以自然科学的方法和眼光重新检视了西方文明的进展。除了罗德之外，温斯顿·丘吉尔、科幻和普及历史作家威尔斯、《1984》与《动物庄园》的作者乔治·奥威尔都承认从这本书中受益良多。甚至在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探案集》中，福尔摩斯也对华生医生说“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值得读的一本书”。

因此，罗德的帝国主义思想并非来自于基督教思想，而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最适合者生存”的原则。罗德毫不掩饰他对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天生就是要成就伟业这一观点的认同。在罗德看来，大英帝国的扩展不仅是为了帝国自身的利益，也是为了整个人类的益处。早在24岁于金伯利开创钻石帝国的时候，罗德就对朋友说，他一生奋斗的目标就是为了捍卫和拓展大英帝国。他说：“我认为这是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因为大英帝国代表着对所有这个国家内居民的保护，包括生命、自由、财产、公平竞争以及幸福。”大英帝国就是人类历史上为了实现这些崇高目标和人类福祉“前所未有且无与伦比”的舞台。与此同时，罗德也曾以私密文字更为赤裸地表露了他对于大英帝国及其统治的看法。他写道：“我主张我们是这个世界上第一等的种族，而且越多的（英国人）在这个世界上栖居，也就对人类更为有利。”他甚至还写下过更为政治不正确的句子：“想象一下那些现在还被最为低劣的人种占据的地区，除了将他们置于盎格鲁-撒克逊的影响下，还有什么能改变他们呢？……如果真有上帝，我相信他一定希望我尽我所能地为不列颠在非洲赢得领土。”

令罗德在后世饱受批评的还有他对1894年《格伦·格雷法令》的推动。他认为，白人与当地土著混居是一件令人头疼的事。不过，如果能够维持白种人作为更高种族的地位，总有一天我们会感谢这些土著人口在“他们合适的位置上”，亦即以土著为廉价的劳力。当然，实现这种剥削的前提是非常严格地限制黑人对于土地的拥有权和政治参与权。他甚至还说，如果我们将同等的地位给予当地土著，就证明大英帝国的统治是失败的。“他们仍然是孩子”，这是罗德的口头禅。当然，他所谓的“孩子”并非指向“可爱”而是“未开化”。此外，罗德曾经支持“詹姆森突袭”（Jameson Raid），而这一事件直接导致了第二次布尔战争。

去世前，罗德立下遗嘱，建立了信托基金会维持罗德奖学金的运作。罗德奖学金之所以一开始主要在英联邦内遴选，因为这些以英裔民族为主的地区都是帝国的成员，尤其是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开普敦殖民地在英国国会内都占有一席之地。除了大英帝国领地之外，罗德只对美国和德国青睐有加。美国虽然在他去世前一个半世纪就从英帝国分离出去，但他坚信美国的文化传统与根基同英国本土是一脉相承的。他甚至对美国重新加入大英帝国，续写日不落帝国更大的辉煌抱有强烈的信心。与此同时，罗德对德意志民族和德国皇帝也非常尊重，因此罗德奖学金也向德国人开放。在罗德的构想中，未来的世界将由英美德三国主宰，而在这种统治下将会为世界带来持久的和平和繁荣。

仍在持续的“斗争”

罗德一生中都在不懈地为大英帝国的辉煌而奋斗，人们既对他充沛的精力、无情的判断和难以置信的成功感到惊奇，也时常因他的冷漠和残忍而战栗。许多同时代人将罗德作为一个高瞻远瞩、继往开来的新时代帝国殖民者，另一批人却意识到罗德的统治代表着一种对非洲人的压迫、不公正甚至道德上的堕落。而且，他们还意识到，即使罗德明天去世了，他曾经建立的东西仍旧会存在于我们的社会当中。而这或许才是最可怕的事。

“反罗德”的学生运动认为他是南非种族隔离的总设计师，并应对西方迄今仍未停止的掠夺负责。文章开头提到的激进学生卡瓦比甚至认为11月发生巴黎惨案后，脸书上的法国三色旗是“帝国主义的旗帜”、“白人至上的旗帜”，号召人们“像抵抗纳粹旗帜一样抵制法国的三色旗”。在他看来，只要法国不放弃自己长期风行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凭借野蛮暴力维持的恐怖统治”，还在为了追求帝国主义利益而轰炸非洲和中东国家，他就不会同法国站在一起。对于参加“罗德必须倒”的学生们来说，在推倒罗德塑像之后，他们的另一个目标是致力于牛津教学的去殖民化。他们认为在政治学、历史学等学科中，都充斥着“白人男性”的作品，而完全看不到非欧美学者（尤其是非洲和阿拉伯学者）的作品。

然而，许多牛津的学生、教师和毕业生也对这种“过度政治正确的做法”表示反对，认为以现在的标准苛责历史人物只不过是为了彰显自己。比如澳洲前总理托尼·阿伯特就公开批评牛津的“罗德必须倒”运动是一种“道德虚荣”，呼吁牛津的奥利尔学院能够保存备受争议的殖民者塑像。更有学者指出，假如要在教学当中“去欧美”、“去白人男性”，也就造成了反向的“种族歧视”。

迄今为止，奥利尔学院已向牛津地方议会申请移除纪念罗德的牌匾。2016年2月，牛津将会召开以半年为限的听证会，以最终决定罗德塑像何去何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