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逝世40周年，贴身警卫员出书回忆陪伴病中总理的岁月

1月8日，是周恩来总理逝世40周年纪念日。中国青年出版社今日推出了周恩来总理的贴身警卫员、中央警卫局原副局长高振普所写的《陪伴病中周恩来的日日夜夜》一书。高振普将军也是亲手撒下总理骨灰的人之一。

高振普在总理身边工作了15年，照顾周总理的饮食起居，在总理生病之后更是寸步不离身边。在《陪伴病中周恩来的日日夜夜》一书中，高振普记录下他在总理身边生活和工作的点点滴滴。

周恩来总理患病的两年多时间里，中国正处于“文化大革命”，那是一段非常岁月，周总理承受着来自党内外巨大的政治压力，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批判极“左”思潮、“组阁”、“反对经验主义”等重大问题上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他在毛泽东主席的支持下，逐步推举邓小平重新走上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

澎湃新闻获得授权摘录新书中的部分片段。

举荐邓小平

1975年8月27日，周总理感到自己想要康复怕是很困难了。国内、国际，党内、党外有那么多事需要去做。小平同志虽已掌管着日常工作，可他仍为副总理，党内排名在王洪文之后。周总理从国家、党的最高利益出发，毅然举荐邓小平。

总理叫我拿来纸和笔，半靠在病床头，请医生和护士们退到病房外，室内只剩下邓大姐和我。我帮总理坐稳后，知道他要写东西。一般情况下，他不会叫医务人员退出的，所以我也想转身退出。总理叫住我，说不用出去。周总理一手托着放好纸的木板，便开始写了。邓大姐见总理托着板，写字很费劲，便说：“你口述，我代你写吧。”总理说：“不用了，还是我亲自写。”我站在总理的右侧，看着他给毛主席写信，向毛主席提议，由邓小平代替他现任的国家和党内的职务。虽然没明确地写上“总理”“第一副主席”，但职务位置已明确由小平同志顶替。他写完交给了邓大姐。邓大姐向小平同志通报了这封信的内容。据说此信已上报，始终杳无音讯。

后期，周总理的病情加重。邓小平、张春桥、王洪文、叶剑英、李先念等一同来到病榻前，看望他。周总理对张春桥、王洪文说：“你们要帮助小平工作。”小平同志因耳聋，可能没听清楚，退至病房门口，问张春桥：“总理说的什么？”张春桥说：“总理叫咱们好好工作。”他没把总理的原话告诉小平同志。我听后很惊奇：他怎么没出门，就变了。当然，张春桥是“四人帮”的“智多星”，他为什么这样讲的目的就不言而喻了。

由此可以看出邓小平同志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难度，周总理明察了这一点，所以致信毛主席，让小平同志以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的职务主持工作，这样能顺理成章地排除工作中遇到的困难，足以看出周总理对党的事业费尽心血。

此信是否到了毛主席手里，我们不知道，只是听一位大夫私下对我们说：一位当时能接近主席的中央领导人放言：“有毛主席健在，他就在医院好好养病吧！”一直到周总理去世，邓小平同志的职务并无变化，足以说明总理的建议未被采纳。

1975年9月7日，周总理最后一次会见外宾——伊利耶·维尔德茨团长率领的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交谈中，客人问起周总理病情时，周总理坦然地说，马克思的“请帖”我已收到，这没什么，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规律。我在病中，国务院的工作都由邓小平同志主持，邓小平同志很有才能，他会按照我们党的内外方针去工作。

周总理力挺邓小平，说明他十分担忧小平同志的政治处境。

周总理去世后的“四五”运动，邓小平同志再一次被打倒，更加说明局势的复杂，总理的担心，不是没有根据的。这是后话。

周总理病重期间的饮食

周总理住院后的饮食，是由他的厨师桂焕云同志依据总理的饮食习惯列出菜单，再由医生们参照总理身体状况的需要加以调整、共同协商，为总理做出可口的饭菜，以保证总理的营养。这期间，我们也会推荐一些总理可以接受的饭菜。

1975年11月16日下午4时，经我们提议，与大夫们协商并报告邓大姐，为总理在人民大会堂花钱定做一份红烧鱼翅。鱼翅这种高级菜，在总理、大姐的日常生活中，是很少吃的，只有总理在宴请重要外宾时才会吃到。这次给总理吃，是我们为总理补充营养和增加食欲的措施。

由于总理已多日不能下床吃饭，就躺在床上把枕头稍微垫高一点，由护士许奉生喂着吃。第一勺，总理点头表示可以吃，于是许奉生开始一勺饭一勺鱼翅交替地喂。毕竟总理卧床多日，他吞咽很费力，头上冒出了汗珠。总理说：“小高喂我吃。”于是我改为把米饭和鱼翅混合在一起，这样吃味道会好一些。总理边吃，边数着数，一共八口饭。

八口饭，对身体健康的人来说，耗时也就一二分钟，但对已步入癌症晚期的周总理来说，却是一项异常艰巨的任务，他竟足足吃了半个小时，是依仗强大的意志力才完成了这项艰巨的任务。在总理看来，为了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他必须活下去，哪怕只延长一天、一个小时、一分、一秒，“四人帮”就不敢明目张胆地兴风作浪，所以再苦再难他也得扛着。最后，总理说不吃了，并说要不是为了治病，真是不想吃这饭。虽是这样，张树迎和我以及大夫们看总理能吃上这些饭还是高兴。

张树迎和我向邓颖超大姐汇报了此事，邓大姐说：“你们为恩来的生活、治疗用尽了心思，想一切办法让他多活一些时间。”这是邓大姐对我们这样做法的肯定。

有一天，听医疗组负责肠胃消化方面的专家陈敏章介绍，说北京饭店有一种汤做得很好，营养丰富。我们如获至宝。因为在当时，只要对总理治病有利，我们都会采纳。

我开车到北京饭店去定制这个汤。饭店的领导早已知道总理生病，听说要做个汤，他们发自内心地高兴，因为能为总理的康复尽点力。汤的用料比较多，我只记得有海参丝、鱿鱼条、香菇等，用鸡汤炖。做好后取回来给总理吃，总理觉得不错，喝起来比较容易。总理询问了汤是哪儿做的，并一再叮嘱一定要付钱。我说总理放心吧，我已付了钱。

后来，北京饭店又为总理做了同样的一碗汤，取回来的当天，总理因改用鼻饲，已不能进食，拿回来的汤总理也没喝上。我们取汤时付钱给北京饭店。他们说，总理吃得好，以后还会要，最后一块算吧！我们也觉得这办法可以。因忙于照顾病情逐步加重的总理，我们把汤钱的事给忘了。

周总理去世后，张树迎和我想到了这件事，便打电话找到了北京饭店的齐经理。他哭着说：“总理都不在了，你们怎还想着这件事，这钱不能收，不能收。”他连说了几个不能收，悲痛得连话也说不出来了。张树迎对我说，那就算了吧。这碗汤钱就没交成。

钱没交，当时我们是想通了。可今天想来，仍觉得对不起周总理。 这是我们的过错，我们的失误。

为周总理准备火化的衣服

周总理病重后期，我们仍然抱着他能病愈出院的一丝希望，谁也没提出后事的准备。对总理1976年1月8日病故，我们仍感突然。

遗体送去北京医院的当天，要求我们把衣服送去。我们去问邓大姐，她明确告诉我们，不做新衣服，要选他平时最喜欢穿的现有最好的衣服。我们选了总理冬天穿的灰色法兰绒中山装，这一套相对较好，虽说旧些，可没补补丁；一件布衬衣，这是一件比较好的衬衣，也已穿过多年，不过没有更换领子和袖子；一条布衬裤和一件西装背心。这几件衣服，有的穿过几年，有的穿过十几年。总之，没给总理赶做一件新衣服。

周总理一生十分节俭。衬衣的领子和袖口容易磨损，总理就换上备用的领子和袖口，这样就能接着穿。总理所穿的中山装，摩擦最多的部位是衣服的右手肘，破了洞，他不让花钱做新的，说补一补还可以穿，会见外宾时外宾不会看后面。拗不过总理，我们只好请红都服装店的师傅用同样面料修补上，为了对称，索性把左边袖子同样挖上一个洞，补上一块。他就穿着这样的衣服会见外宾。实际上稍一留意，谁都会看到这两个补丁。有一次外交部的韩叙同志问我，怎么不给总理做套新的？我说，谁能说服总理做新衣服，我们会十二万分地感谢他。

邓大姐看过为总理准备好的衣服后，含着眼泪对我们说：“这是恩来的作风，你们最了解他，平时为他添一件衣服都很困难。他死后，咱们还是要尊重他，不为他而浪费人民的钱。新的旧的都一样，都会一把火烧掉。你们会理解吧？以后不会有人怪你们。如果有人不理解，也是暂时的。”

张树迎和我把准备好的衣服，用一块使用多年的紫色布包好，送到北京医院。多年为周总理和邓颖超大姐看病的牙科医生韩宗琦打开包时，看到的是一包旧衣服，大为光火，冲着我们喊道：“你们想干什么？怎么拿来这样的衣服？为什么不做新的，是来不及吗？我自己出钱给总理做。你们跟周总理那么多年，你们对得起他老人家吗？”听着他的一番指责，我们谁也没说什么。我们理解他，他对周总理怀有很深的感情。他的父亲是国内有名的牙科专家，早年周总理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老人家曾支持过周总理、支持过革命。建国后，周总理每到上海，只要有机会，总要去看望这位老人。老牙医的后代——当今的牙科专家，对周总理、邓大姐有着至深的感情，他一直叫邓大姐“邓姨”。面对着他的训斥，我们不怪他。我们又何尝不是同样的心情呢？只是我们更了解总理，铭记总理的言传身教，为总理写下廉洁奉公的最后一页。

邓大姐去世后，我们也是按照她生前的交代，延续对周总理的做法，同赵炜一起，选了她平时最喜欢穿的较好的几件衣服，给她穿上，随她一起火化了。

我同韩宗琦在以后的多次交往中，谈话的内容多是对以往的回顾，对周总理、邓大姐的思念。在谈到给总理送终穿的那几件衣服时，他深有感触地对我说，当时看到给总理他老人家穿的旧衣服，我就火了，只是想到人们的传统做法，而没去想这是周总理，总理一生廉洁、生活简朴。韩宗琦最后说，你们做得对。我说，我与张树迎也向邓大姐说过你当时的话，她安慰我们说，以后他们会理解这一做法。

是邓大姐的思想境界高尚，她最了解周总理。我们要永远铭记这一教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