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学术通讯｜为什么复杂地形会延长内战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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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孙子兵法中的《地利》篇到毛选中《论持久战》，地理因素在战争长期以来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在内战研究中，地理的重要性也在近年来得到了越发多的重视与关注。今日小编就挑选了几篇典型的研究文章进行评介。

内战中的地理因素

在目前的研究中，学者们主要将地理主要作为自变量之一，分析其对于内战规模、持续时间、结果的影响。具体而言，学者主要分析了三类地理因素对于内战进程的影响。

1. 复杂地形会延长内战时间

相当一部分研究分析了地行特征对内战结果的影响。例如有研究都将山地、森林等地理特征视为有利于反叛武装活动。内战中，如果反对派武装可以充分利用这些地理特征，在深山老林中或者利用复杂地形与政府军进行周旋，那么这场内战无论是从其规模还是持续时间都将大大延长。例如，斯里兰卡内战中的泰米尔猛虎组织和阿富汗内战中的塔利班的活动范围都是在植被茂密或者山区的区域，且持续时间较长。

2. 距首都越近，反对派对政府军的优势就越低

还有一些研究分析了地理区位对于内战的影响。地理区位是指某区域在一国家总体国土内的相对位置。在内战研究中，反叛区域到该国首都的距离和与到该国边境的距离往往被视为地理对内战产生影响的重要机制。目前研究认为，距首都越近，反对派对政府军的优势就越低，其形势就会对反对派更加不利；反之，当反对派活动范围在国境线展开，其活动灵活度就会大大提升，并且这一区域的内战也会持续时间更长。

综观当下世界上正在进行的几场内战，从叙利亚内战中在叙伊两国做大的“伊斯兰国”，再到乌克兰东部毗邻俄罗斯的乌东部武装力量，乃至缅甸在缅中边境活动的果敢武装，他们无一不是不是充分利用边境地带的微妙地理区位，在国外和国内之间进行机动，打得赢则在国内打，打不赢就逃到国外去。

当然，分析地理区位对于内战的影响要避免陷入地理因素决定论的误区之中。实际上，地理因素的要起作用还与跨境民族、国家能力、交通基础设施情况等因素有着密切关系。试想一旦政府军与邻国政府建立较好的合作关系，联合打击反叛武装，那么反叛武装即便位居边境也很难有大的发展空间。在实践中，上海合作组织在中国与中亚边境地区建立的良好的反恐合作就是这方面的典型案例。

3.有价值的资源提供了反叛的重要动机

地理影响内战的一项重要机制就是通过资源机制。在经典的解释内战爆发Collier和Hoeffler模型中，对于资源的争夺是导致内战爆发的重要原因。有价值和易于获得的资源提供了反叛的重要动机，并且也使得反叛方可以通过出售资源产品来获得战争所需的资金支持。这一点在现实的内战中也得到了有效的印证。

“伊斯兰国”通过贩卖其控制地区的石油，洗钱并获得武器及其他资源，支持其恐怖内战行动。同时，在一个族群分裂政治矛盾尖锐的区域，新开发的油田本身也会成为内战爆发的诱因。复旦大学熊易寒和唐世平两位学者发表的《石油的族群地理分布和族群冲突升级》就是这方面的典型理论。该理论认为族群地理分布才是决定石油是否导致或加剧族群冲突的核心变量，并通过三个因果机制导致族群冲突的升级。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当少数族群聚居区的核心领地发现石油时，这一少数族群将会倾向于反抗由多数族群主导的中央政府，从而导致族群冲突的强度升级。

内战中的地理数据的使用：更为细分的视角

从方法论的视角分析一国的内战地理研究，可以看到这一研究取径的整体发展趋势就是细分化。这进程尤其体现在对于内战研究主体的细分上。这使得将内战研究从涉及国家转变成具体的冲突事件。正如上文提到的，传统的比较政治研究将国家整体作为分析单位，因而会将国家总体的地理变量（如高山覆盖度，森林覆盖度）等作为测量来衡量地理对内战的影响。但是，这一大而化之的分析方法不利于精细把握内战的进程。

试想，即便一个国家高山覆盖面积很少，而反对派武装恰恰就集中这一山地区域，并利用这一因素辅以相应的战略战术在内战中取得了优势；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将总体高山覆盖面积放入模型很可能显示出此国家高山面积对内战发展无影响，显然不能解释实际情况。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挪威科学技术大学Halvard和Paivi Lujala两位学者的文章讨论了运用比例尺更大，附加信息更完整的地理信息系统（GIS）对于内战和国内冲突研究的帮助。他们认为传统研究使用宏观的国别地理信息不足以反映出内战地理因素的真实情况，因为在大多数案例中，发生内战的只是局部地区，而是用国家整体的地理指标（如山地，资源）等并不能聚焦地反映冲突地区的地理情况，而使用更为精准的地理信息系统可以聚焦于冲突本身，从而产生更为准确的测量。

地理因素未来可能扮演的角色

随着理论知识的不断积累和现代技术水平的日益提升，地理因素必将在未来的内战和冲突研究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具体而言，内战中的地理因素未来可能在如下的方面进行发展。

首先，从理论建设本身而言，地理因素自身的定义需要扩展。由于受到既有数据库和学科认知的限制，学界目前对地理因素的定义和分类比较简单，仅仅是从山地、森林、资源、边境等方面进行衡量。如果研究者将研究视野扩展，扩展到人类从古至今对于战争地理的讨论不难发现，还有更多的地理因素可以纳入内战研究的相关讨论。

以战略研究为例，《毛泽东著作选集》中对于在帝国主义管制不平衡地区建立革命割据政权的讨论，或可以提炼出一些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的理论假设，即当一个国家的国内政权集权程度不高时，在中央地方处于部分分治情况下，反叛武装更容易在各股力量的交汇点（也即三不管地区）进行斗争。

另一个更长时段的例子，则是鄂、豫、苏、皖四省交界处大别山区的抗争史，罗威廉（William Rowe）的《红雨：一个中国县域七个世纪的暴力史》虽然在史料的引用和解读上有相当不少的错误和断章取义，却也展示了地理-行政对内战的影响。历史地理学者亦早就指出，很久以来，中国的国内的政区划分原则一直秉承“山川形便，犬牙交错”的原则，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为了使反叛者不那么容易称雄一方。一些历史学者也对地理因素与内战战略做过详尽的个案研究，曾瑞龙的《经略幽燕》和《拓边西北》对此都有详尽的讨论。

其次，对于内战的地理因素本身而言，也有不少可以创新之处。例如，在《孙子兵法》（九地篇）中，就有对于九种不同地形的定义，及其对军事作战的影响。其中，有些地理因素（如形容地形险恶，山川，沼泽的圮地，或者形容具有丰富资源的需要抢占的争地，与他国边境接壤的衢地）等都已经在政治科学的讨论中得到科学化的衡量和讨论；但还有相当一部分因素没有受到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关注。也就是说。内战中的地理因素还有进一步的发展空间，甚或还有必要对纷繁复杂的中国传统思想进行如中医废医验药般类似的现代的、科学的（而不仅仅是阐释的，比附的，“人无我有、人有我早”的）考察和研究，更好地理解过往和当下，继而得出有益的，建设性对话的，巨人肩头更进一步的结论。

再次，对于地理因素和国内冲突的讨论需要更进一步分析其因果机制。当前研究主要集中在讨论某项地理因素和内战冲突的相关性，但缺乏对其内在机制的讨论。最近复旦大学熊易寒和唐世平两位学者发表的《石油的族群地理分布和族群冲突升级》正是这一取径上的典型尝试和进展。其突破了传统文献只讨论地理与冲突的相关性关系，但忽视其内在因果机制的局限，分析了石油分布对族群冲突升级的具体影响机制。

再次，地理因素与国内冲突的研究方法也需要进一步的创新。一方面，研究者应该建设比例尺更精确，内容更丰富，衡量指标更科学的冲突数据库。另一方面，对于地理因素的讨论也使得在内战研究中应该引入一些更为微观并有趣的研究方法。例如，在内战研究纳入边界和环境这些自然变量往往能够为“自然实验法”(Natural Experiment)提供很好的研究空间。

目前已经有学者在这一取径上作出了有益的尝试，在Miguel,Satyanath和Sergenti的研究中，天气/气候状况被选为衡量经济发展的工具变量，三位学者分析了其通过影响经济发展继而影响内战爆发的因果链。更广义而言，相当多的历史学者和社会科学研究者的著述中，农业政权、游牧政权、农牧交界区天气-收成与政权间战争爆发和发展的机制也是晚近地理与战争研究重要的进展之一。此外，Posner的研究也以赞比亚和马拉维的政治边界作为干预变量，讨论相同族群杂居在不同地区产生不同的政治态度的机制。

最后，地理因素和冲突的研究也具有显而易见乃至相当紧迫的政策意义。冷战结束之后，在政策讨论中，水-粮食-能源三者间形成的纽带安全（Nexus Security）不仅是政策研究的重点，也是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争议、冲突、协调和谈判的热点。稍稍反观不难发现，这些都是政治科学中经常讨论的地理变量，故而伴随着政治科学对内战中地理因素的发生机制研究的深入，人们也必然能从这些研究中得出更加准确并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从而使学术研究成果真正地改变并造福世界。

参考文献：

Halvard Buhaug and Scott Gates ,” The Geography of Civil War”, Journal of Peace Resaerch,Vol.39, No.4, pp417-433

Halvard Buhaug and Scott Gates, “Geography, Rebel Capabilities and the Duration of Civil Conflict”,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53, No.4,pp.544-569

Daniel N. Posner “The Political Salience of Cultural Difference: Why Chewa and Tumbukas Are Aliies in Zambia and Adversaries in Malawi”,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8, No.4

Miguel, Edaward, Shanker Satyanath, and Ernest Sergenti “Economic Shocks and Civil Conflict: An Instrumental variables approac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122.pp 725-753

Halvard Buhaug, Paivi Lujala, “Accounting for Scale : Measuring geography in quantitative studies of civil war, Political Geography, Vol.24 pp.399-418.

熊易寒、唐世平，《石油的族群地理分布与族群冲突升级》，《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