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文艺创作如何“破瓶颈”？

为落实习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1月19日，上海文艺评论双月座谈会举办第五次会议，联系上海文艺创作的实际，从“补短板”和“破瓶颈”的角度，分析上海文艺工作中有待关注和解决的问题。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毛时安、上海戏剧学院副院长郭宇、上海戏剧学院电影电视学院院长胡雪桦、上海社科院文学所城市文学与文化研究室主任包亚明、《新民晚报》原副总编朱大建、《上海文化》副主编张定浩、华师大中文系副教授黄平等人到会，就进一步繁荣活跃上海的文艺创作和评论提出了看法和建议。

上海近年大力发展影视行业，《三体》《叶问3》都是上海公司参与制作的电影，今年上半年即将上映。

毛时安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用更大篇幅推荐年轻作家

关于上海当前的文艺创作形式，评论界一直众说纷纭。以前上海是中国文艺的半壁江山，今天要正确看待以前的半壁江山和现在所谓的落后。落后不是坏事，这说明中国整体的文艺发展发生了本质变化。上海要做中国文化改革开放的领头羊，要站在新的历史高度，为中国文化走出去，在世界文化大格局中占有强劲的一席之地做出贡献。

我们有个误解，一说到文化就是钱。1980年代大家到处破墙找钱，但发展到今天，钱不是大问题。更重要的是，艺术家要解放思想，打开创作的空间和天地。大家的局限性还是很大，觉得很多东西不能写。钱谷融老师曾对我说，不要考虑能不能写，而是能不能写好，是不是有社会效益。

《繁花》得奖给了我们很大触动。部分人曾思索这部小说的价值取向，但它不但得了所有大奖，还得了“五个一工程奖”，说明奖励的尺度远超过我们自己设定的尺度。我们不能把自己的手脚捆绑起来，手脚束缚了，思想就萎缩了。上海文艺界也存在自身能力的问题。有一部分艺术家的艺术想象力、创作能力跟不上时代发展，也跟不上观众的审美能力和审美想象的提高。我们要在实践过程中不断提升学习艺术的能力。

另外就是人才问题。我们现在说到上海文学，就是王安忆，现在加了金宇澄，对年轻作家的关注和推介力度不够。部分年轻作家可以用更大的篇幅和版面来推荐。外来人才的引进不能流于形式主义。

胡雪桦

（上海戏剧学院电影电视学院院长）

一年出三部好电影很不错了

目前可能是上海文化发展最好的时候。我很多北京朋友都希望在上海落户，这意味着上海有非常好的土壤。

我从几个方面来说：一个杠杆，电影方面就是上海国际电影节。这是上海的国际品牌，可以让上海这座城市、作品、人才在这个平台上得到很好展现，可以很好地利用。

两个重点，内容和人才。创作是立身之本，内容对城市的发展特别重要。现在中国电影发展很快，但真正好的电影屈指可数。上海电影要有自身特色，要有创新精神，同时面向未来。内容上一定要有开拓的视野。我们和其他城市的区别在于视野，视野的定位应该在国际上。人才第一靠引进，上海戏剧学院近年就引进了余男、侯勇；另外，国家政策要认可国际人才的引进；第三，自己出人才后要当一回事，好好爱护和推介。

三部电影，我们有时候要求太高不现实，上海一年能出3部有质量有口碑有票房的电影就很了不起了。上半年、暑期、年底各一部，从三部做起慢慢积累。一年有3部好电影，业界就真正承认你了。

《上海王》

上海的政策和电影基金会已经具备了条件。中国对文化对电影作品的尺度放宽了，我的第一部《上海王》在广电总局很顺利通过了检查。这部戏带了黑帮背景，我原以为要改十几二十条，结果只剪掉了一处。政策尺度放宽了，怎么发现千里马？这对伯乐是考验。我们在发现题材和作品的时候，不能有太多的条条框框。

四方联动，就是政府机构、企业、学校和国际大公司联动。政府这方面已经做得很积极；学校是人才库，上戏是有电影基因的，上海大学电影学院也做起来了，电影产业就有了基础；上海是国际化城市，一定要和国际各大公司建立联系，做好这一点，文化品相就不一样了。

包亚明

（上海社科院文学所城市文学与文化研究室主任）

把历史活化而不是博物馆化

我们现在需要站在新的历史高度，从上海城市文化的大环境来重新认识上海文艺。

说到上海的辉煌，大家都会提1930年代。以前上海对全国的文艺人才有吸引力，形成了一个大氛围。这涉及到文化生态链的建成。我们现在搞很多签约制，会找潜力股，但多数是已经成名的人，他们对上海有没有认同感？能不能真正成为上海文艺创作的核心力量？

不管来上海游玩还是谋求发展，上海有什么样的吸引力？松江仓桥近来变成影视创作热门地，里面注册了很多公司，吸引了大量影视创作人才。现在已经有一些自发点出来了，我们对整个城市文化创作土壤、文化个性的培育，有没有大的构想？

上海有那么多历史风貌区，与全国其他地方比吸引力在什么地方？这就要看上海历史文化的积累，要把这些历史和积累活化，而不是博物馆化。上海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特征是，有动力把这些空间绅士化、高档化，但能不能建立一套从低端到高端的空间使用，建立一整套系统？这需要长远的规划。

现在上海各个区都在做剧场，对演艺特别有兴趣，大家更多是想立马有产出，抓一个有影响力的表演场地，但我们可能忽视了演艺和文化生态链的建设。就像纽约有百老汇、外百老汇、外外百老汇，一部剧要经过很多演出场地的打磨，同时有六七万从业人员。我们容易想到硬件、亮点，但可能不会花很大精力去构想可持续发展的生态链。这需要政府去推动和协调。

张定浩

（《上海文化》副主编）

上海的评论风气比较有操守

这两年我出去收到的反响是，大家对上海的评论风气比较羡慕，相对自由，比较有操守。

现在我们做当代文学评论，有一个意识上的误区在于，我们经常会分割古代、现代、当代，或者中国和西方，把文学评论分割成无数种类。这是很大的问题。当代文学评论，不管是西方还是中国，古典还是现代，只要对当下有意义，就应该纳入当代文学评论的视野。这样评论者的学养才会更丰富。西方的文论都是针对过去的作品，并没有因为针对过去的作品而失去当下的意义。如果说中国的传统和现在有各种断裂，评论家的任务，就是要填补这些断裂。

我们讨论文学评论的时候，往往把它当成文学的附庸。现在作家和评论家之间的关系很奇怪，是一种对立的关系。作家觉得评论家只有两个功能，说好话或说坏话。评论家的自我定位也有问题，要么觉得自己在捧人，要么在批评人。这是一种病态的自我意识。

文学评论有自己的尊严。它首先是密度更高的文学，评论家首先也应该是作家，甚至是作家中的作家，写的评论不一定是给作家本人看，甚至是给这一代知识分子看。

现在的研讨会形式基本是围绕作家转。一个作家出了新书开研讨，请了一堆评论家，那一定是说好话的评论家。一个很病态的情况是，大家私下会说一部作品很差，但面上不会说。这是人情关系，也是利益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批评家必然成为附庸。我们的专业作家制度，也没有把评论家当成作家，而是放在作家之外，各方面都潜在造成了评论家和作家对立甚至附庸的关系。

黄平

（华师大中文系副教授）

要借新媒体发挥文学评论影响力

上海文学评论的队伍和全国相似，主要集中在高校和作协，我主要讲文学评论的激励和影响。

从市场角度看，文学评论要繁荣离不开稿费支撑。中国任何一个文学评论的繁荣时期都离不开高稿费。1930年代的上海，鲁迅先生的稿费和今天比高得惊人，“文革”以来没落，1980年代有所复苏，1990年代后稿费上涨的幅度和社会经济发展并不匹配。上海有文艺基金会政策，稿费大概千字四五百元，在全国还不错，但放在世界格局比如纽约来看，文学评论的待遇差距惊人。《纽约时报》好的稿子可达千字2000美元。所以应该进一步提高稿费的吸引力。

另一个是体制层面。目前，复旦、华师大等一流高校文学评论的地位很尴尬，几乎进入不了大学生的课程，大学课程还是以文学史为主。学术体系上，大家不认为当代文学评论有学术性。从评职称看，文学评论不算学术成果。项目申请方面，文学评论也很难申请。

文学评论怎么进一步发挥能量？第一是通过媒体。上海有非常发达的传媒，《收获》、《上海文学》、《萌芽》等优势巨大，但也面临新媒体的挑战。阅读分层的情况下，文学评论关键要抓的读者群体是青年读者，尤其以在校大学生为主。这类读者的阅读习惯新媒体化了。2015年11月，我和研究生也办了微信号“80后文学批评”，推送两个多月，影响甚至超过一些重要媒体。我建议加强新媒体建设，成本不高，但影响和收益很高。

媒体之外，还可以考虑回到传统的传播方式，面对面传播。过去一两年，上海有了思南读书会，好像很原始，但影响非常大。就青年读者而言，我们可不可以搭建高校讲座制度的平台？比如我在华师大要请张定浩来演讲，手续非常繁琐，审核非常苛刻。各高校缺乏一个统一性的讲座平台，比如我们可以做当代文艺进校园，请艺术名家、文学名家直接和学生交流，效果同样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