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锋：收起小桌板，系好安全带，中国经济难免颠簸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卢锋。

主讲人：卢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主题：2016产城融合深圳论坛

时间：2016年1月17日

主办：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编者按】

在2016产城融合深圳论坛上，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卢锋表示，中国过去几年的宏观经济走势，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双重调整：第一个是周期前一阵高涨以后，积累了很多矛盾，需要调整；第二个就是种种原因造成我们的结构到了一个新的阶段，需要向前走。

卢锋表示，结构性意味着中国经济再次面临一个关键的抉择阶段，就是十八大提出的“爬坡过坎”、“壮士断腕”。反过来它也传递一个信息，2016年是双重调整的攻坚之年，也是阵痛之年，如果做得好的话，它是能够取得突破，并且最终走向成功的年份。

以下是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对卢锋发言内容的摘录：

双重调整的最后阶段

中国过去几年宏观经济的走势，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双重调整：第一个是周期前一阵高涨以后，积累了很多矛盾，需要调整，这是周期性的调整。第二个就是种种原因造成我们的结构到了一个新阶段，需要向前走。这样一个双重调整，这几年做下来，我觉得已经到了最关键、最困难，某种意义上也是最后的阶段。所以结构性改革，它具体的措施，特别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规定的措施，如果能够落实的话，对于推进双重调整，还是具有积极的意义。当然这可能也是一个有阵痛的过程，但是我相信如果做到位的话，它是比较积极的。

中国经济过去三十几年的高增长，实际是有周期的，基本有四次下行的阶段，三个完整的周期。我们现在是在第四个下行阶段的底部，或者说是在最困难的阶段，这是一个基本的周期定位。

为什么这个周期会这么长？简单概括有这样几个原因：第一，本世纪初的前10年，中国经济高速扩张，特别是出口扩张，给了企业部门一个很大的过于乐观的对未来市场的预期，这样就导致了过量的投资和现在比较大的产能过剩。

第二，在新世纪货币扩张和通货膨胀下，物价的表现也有了一些不同，八九十年代主要是CPI上去，在现在这个阶段，一方面CPI也会有周期的波动，但是更多的会表现在资产价格的过度高涨，泡沫化的因素带来的一些金融风险。

第三，宏观过度的扩张、通胀，最后是要调整的，这是普遍规律。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一轮的调整从2007、2008年就开始了，但是中间因为外部经济危机的冲击，导致我们有4万亿的刺激计划，这个4万亿有一定的效果，但是它也使得我们后面的调整变得更加复杂。

结构调整也有特点，我觉得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两个：第一个是要素价格的上升和实际汇率的长期升值趋势，使得我们调整的难度更大。这几年我到深圳、东莞来了很多次，特别是到东莞，能够感觉到外向型的加工贸易为主导的产业调整，是一个非常艰苦的过程，当然现在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第二是我们的周期回升，它往往是通过重工业的集群推动，像钢铁、煤炭、电力，今后这些行业的推动作用还有，但是可能会大大减弱，这也导致了我们新一轮的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它的难度更大。

但是这一轮调整和过去几轮相比有它的优点：第一，民生环境还可以，就业、投资、老百姓的普通消费还可以。第二，进口产品价格降低了，大宗商品价格降低了，我们的贸易条件改善了。第三，中西部省份的经济增长速度，我去年专门在这些省也做了调研，它们的增速还是非常快的，形成了一个弯道追赶，甚至有可能形成新的中国经济的新地理革命。

产能过剩的调整是任何一个时期都要调的，产能过剩部门的价格在下降，利润在减少，投资的增量在减少，但是最终它需要退出。我们都知道，这样的企业不容易退出，因为有地方政府保护它。但是这次中央的政策非常明确，就是要鼓励退出，让僵尸企业退出，并且部署了一系列新的政策，我觉得很有针对性。下一个就是房地产的库存和城镇化结合起来，新市民的扶持结合起来，户籍制度的改革结合起来，把结构的长期目标和周期调整目标结合起来。

金融风险我觉得是两类：一类是常规的金融风险，过去扩张时期有好多负债，水落石出以后，它会表现为银行的坏账；还有一类就是新的业态，互联网金融，或者借助于互联网的一些缺乏可持续性的商业模式，它带来很大的风险，我觉得要去风险。

另外一个是降低成本，我们过去主要讲的是降低融资成本，这是对的，但是还有其它的成本，制度成本、电力成本、物流成本，我们去年集中调研的时候，在很多方面都看到这些案例。

还有一个是补短板，产业政策要准。其中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要支持企业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我们去年在深圳调研的时候就突出地感觉到，深圳产业结构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它的技改的投资增长非常快，我认为这跟深圳的特点有关，同时也是跟中国整个经济模式的转变有关。因为技改投资不是铺摊子，集约式增长跟这个也是一致的。

怎么理解结构性改革

怎么理解结构性改革？我在我的观察和讨论的基础上提几点：第一，结构性改革确实跟我们学经济讲的美国的供给学派是有一些交集的，但是它并不完全是一回事。第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个中国经济政策的最新表述，但它不等于说跟中国过去的改革开放实践的实质内涵没有关系。

我们过去讲改革开放，引进开放性的市场制度，我认为这就是最大的供给侧改革。提高效率，释放活力，深圳就是最好的例子。结构性改革包含一些产业政策的要素，但是它不等于回到我们过去主要讲的用产业政策调产业结构。

调结构最主要的是要靠企业调结构，这在深圳是看得最清楚的，这也是一个符合经济学规律的东西，企业根据市场信号的引导，市场竞争激励机制的推动，它在调结构，然后政府的产业政策做一些引导，做一些拾遗补缺的作用。

所以我觉得经济结构性调整的改革举措，它还是针对了目前经济发展的现实矛盾，它是想更好地利用市场经济的手段，来推动双重调整。实际上它是体现了三中全会讲的科学的调整手段。现在宏观调控有时候就搞过了，把政府很多管制的东西引入进来，现在这个背景下怎么让科学的调控落地，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探索。最后它也是一个推动经济增长的长治久安的办法，所以它对“十三五”目标的实现是有意义的。最后，相对于发达国家用刺激手段应对目前的困难，它用市场的手段解套，这也是一种新的探讨。

几点建议：第一，总需求管理和结构性条件的相互配合。重视股市、汇市的波动互动风险，重视应对内外部环境不确定因素互动风险，为结构性改革营造稳定宏观环境。

第二，重视结构性改革和对劳动市场的影响。企业退出应优先清偿员工工资。

第三，考虑加快推进农地体制改革。

第四，我国粮食政策进入了第四次相对过剩，这个问题会使得我们的结构性改革在今年展开的过程中面临一些新的矛盾和困难。

第五，推进改革难免有阵痛，让僵尸企业退出，安置工人，从来都是一个阵痛的过程，想想朱镕基时期的国有企业改革，也许没有那么疼，但是难免阵痛。

所以我觉得这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怎么真正让这个政策落地，不要让说法仅仅是说法，变成说法治国，而是说法后面就要跟着行动，这样才能够避免出现雨过地皮湿、实施不到位，或者只见楼梯响，不见人下来。

2016年是双重调整的攻坚之年

我们改革初期实际上就有一次调整，那次调整是在邓小平、陈云这批老一代政治家的主导下推进的，在1980年的时候就提出要调整，但是当时主要的领导人还有不同意见，担心调整影响发展速度，担心我们的发展机遇，甚至讲到鸦片战争，我们已经耽误了很长时间。

到1980年的时候这个调整不是很顺利，这时候老资格的领导人陈云讲了一番很有意思的话，他讲：从鸦片战争以来耽误了多长时间？现在再耽误两三年又有什么了不得呢？历史上说我是右倾机会主义，我再机会主义一次。调整要后退，退还要退够。

邓小平也支持他这个观点，为什么要退够呢？因为你不退够，没法为下一次发展奠定很好的基础。你看它这个调整的过程，确实在1981年把经济增长率降到了5.2%，，但是1982、1983年是中国经济增速最快的时期。

我们现在的情况和1979年不能同日而语了，并且我们可以在保持中高速增长的同时进行转型。但是这又面临一个特殊的形势，面临一些特殊的问题，你是绕过它，还是面对它，我想这也是经济决策难以回避的问题。

我觉得结构性意味着中国经济再次面临一个关键的抉择的阶段，就是我们十八大提出的“爬坡过坎”、“壮士断腕”，看看今年是不是动真格的。反过来它也传递一个信息，2016年我理解为是双重调整的攻坚之年，也是阵痛之年。如果做得好，它是能够取得突破，并且最终走向成功的年份。

最后的结论，收起小桌板，系好安全带，调直座椅靠背，中国经济难免有颠簸，但是最终是平稳的降落，降落之后还会有一次航程更高远的起飞，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大家都有机会。

（本文根据主办方提供的速记整理，未经主讲人审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