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思想周报｜网络语言的流行是“礼崩乐坏”吗

网络语言的流行是“礼崩乐坏”吗

严锋、许纪霖、李明洁在活动现场

上周，腾讯思享会公号分三篇文章刊发了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许纪霖、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严锋、华东师范大学民俗学研究所教授李明洁以“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新语言、新文化与新族群”为主题的对谈。

三人在这次文化沙龙上讨论了正在发生的互联网技术革命为当下社会文化带来的种种变化，着重探讨了不雅词汇进入公共领域和出现作为知识代言人的“教主”这两大现象，与近来网络上发生的一系列热门事件相参照，颇能带来启发。

网络时代的“语言暴动”

李明洁指出，谈到互联网革命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技术的介入，它会改变人和人说话的心理预设以及我们交谈的整个话语方式。严锋对于新媒体时代粗俗俚语的爆发感受颇深，比如像“屌丝”之类在过去难以启齿的词进入了公共空间。

严锋认为，当下的社会语境中，“脏字眼好像代表你是一个性情中人”，为了跟社会保持良好关系，很多人的语言发生改变，这是语言的社会历史、心理的历史以及社会风俗文化传统的历史。而在这个过程中，技术和新媒体通过提供虚拟化和匿名化的空间推动了语言的粗俗化，在网络ID的面具之下，本能的、情绪性的东西更容易爆发出来，形成一种“广场性的狂欢”。

许纪霖补充了匿名化之外的另一个观察视野：网络提供了一个彻底的平民主义的时代。他认为，过去的印刷文化、电视文化都是由精英主宰的，而在平民狂欢的移动互联网时代，精英语言被来自大众、来自民间的新的网络语言所取代。如果不追随网络语言的热点，就会被排除在外。另一方面，网络骂战也是发泄现实不满的一种零成本渠道。

李明洁认为网络语言的粗鄙化有时代性的因素。一项在高校女生中做的调查发现很多女生不知道“（逼）格”前面那个字是指生殖器的，另一项关于“某丝”的微博用户调查显示，它在随机用户中的使用率并不高，而大量的广告推介内容使用了这一词汇，也就是说它的流行很大程度上是资本暴力的结果而非民众自发的行为。另一方面，在社会语言学中，把粗鄙的语言进入日常词汇甚至主流词汇的现象，叫做“语言上浮”，而底层民众的语言上浮实际上是一种“语言暴动”。

严锋认为网络新词的产生是草根的自组织，但资本会把这种用法推向极致。为了避免语言的单向性导致思维的单向性，需要更为多元化的空间来稀释资本的力量。其中就需要文学，“文学就是要创造各种各样的、丰富的、微妙的、细腻的、审美的、差异性的用法，陌生化的，小众的用法。”

关于“语言上浮”的问题，许纪霖认为大学校长在毕业典礼讲话中用网络语言是不合适的，他认为大学应有自己的语言，在毕业典礼这样的场合应该运用与大学校长身份相贴切的精英语言，这样社会才能平衡。他提出网络文化需要“再等级化”，因为文化的内在品质是有等级之分的，语言亦然，而当下社会推崇权力和金钱，文化失去尊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不再相信文化有卓越和平庸之分。他希望在移动互联网时代能够去扁平化，以尊重身份平等为前提，在充分的、自由的文化竞争中区分何为卓越，何为平庸。

李明洁则认为，互联网时代涌现出的新生力量中存在高贵文化的萌芽，当形形色色的自媒体提供多样的文化选择的时候社会是健康的。而语言是一个生命体，目前公共领域出现的某些不雅词汇背后是福柯所说的真理、权力和话语，也就是说中国社会正处在青春的粗口期，我们应当试着以平和的心态来面对、度过和改良这个时期。

互联网造就的“教主时代”

李明洁在谈到自媒体时提到“罗辑思维”，许纪霖继而指出罗振宇拥有5300万铁杆粉丝，俨然成为“罗教主”。严锋由此提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当下的知识传承中已经出现了“再等级化”的现象，例如罗振宇和“罗辑思维”的传播就不是平等的。过去的知识传播也是分层的垂直传播，但随着新媒体的出现，书籍不再是知识唯一的载体，自媒体更多地通过视频、讲座和新媒体加上商业运作来进行全方位的传播。

李明洁回顾了15世纪的“古腾堡革命”，印刷术的发明使印刷品得以普及，进而导致了宗教改革、文化启蒙以及整个欧洲社会的发展。她认为今天互联网在中国的价值不亚于“古腾堡革命”，视频的普及使得大量受到文字束缚的民众获得了文化教育的权利，中国人民到了最热爱文化的时代。

许纪霖认为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学习也可以理解为消费，学习的本意是学习令人敬畏的知识，但现在的大多数人只是在消费其阅读、聆听和观看的对象。并且，这种消费是双向的，消费者无形中被消费对象洗脑了。人们尽管有自主选择权，但完全被时尚左右，很难有康德所说的内心自由，意志自主。罗振宇的很多粉丝就是因为缺乏内心的思想自主能力，所以需要一个教主帮他思考、选择，并在教主光辉下和志同道合的一群人形成文化亚群体。他进一步指出，看似独立的个人事实上都生活在特定的文化土围子里，知识分子时代过去了，教主的时代来临，到处是“封建割据”。

许纪霖还强调，老师和教主是不同的。教主希望其粉丝信仰他，而老师则教会学生批判性思考，这种批判性思考同样针对老师自身。而当下很多人“思”的能力弱，所以需要一个人格化的知识之神来引导他，也就是教主。他表示自己并不是反对教主，而是希望有很多教主形成良性竞争，并且即使在教主的时代，对于具有更高品质追求的人来说，更需要一种自主思考的能力。

严锋补充道，人们对知识的渴望是永恒的，而在网络时代很多人没有精力和兴趣去搞懂很多复杂的问题，就会把知识的来源托付给他们信赖的知识代言人。在这个过程中，追随教主的粉丝会对小群体产生优越感。他也表示并非要否定“教主”模式，而是希望通过指出其中的错误和探求商业模式背后的机制来弱化教主身份，避免回到过去的迷信状态。

中国社会科学高速发展的局面正走向终结

王学典

近日，《中华读书报》公号刊载了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文史哲》主编王学典题为“中国社会科学高速发展的局面正走向终结”一文，得到广泛传播。

王学典指出，中共十八大之后的一系列思想文化事件，现在社会上风起云涌的读经班、国学班，以及近年来各种国学机构、儒学研究机构、传统文化研究机构的大量出现，都昭示着我们的精神气候、文化气候、学术气候正在发生方向性的转折。他由此得出了三个方面的结论。

首先，他认为整个中国正在朝着更加本土化的方向发展。他以30年为界梳理了几个不同的历史阶段：1919年到1949年，全盘西化，占主流地位的是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思潮；1949年到1979年，完全向西方关上了大门，是法家学说占主流地位的一个时期；1979年到2009年，改革开放，它的基本面、主流的思潮仍然是西化。尽管与此同时，儒学研究、传统文化研究、国学研究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复兴，但全面本土化的时代是从十八大之后开始的。

其次，王学典认为近30年中国社会科学高速发展繁荣的局面正在走向终结。他指出1949年前的30年是人文学术占主流，而近30年学界的一大变化是社会科学的全面崛起和主流化，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都是如此。但在王学典看来，社会科学从目前开始高速发展的局面已经停滞，正在进入一个比较缓慢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这些学科的生命力和出路就是把中国经验理论化。他认为政治学、经济学、法学正面对本土化历程，即把中国经验升华为一般理论原则。从而修改、修订被视为一般法则的经济学、政治学预设，但这在短期内很难做到。

再次，他提出人文学术特别是中国古典学术、传统文化研究正在从边缘重返主流。传统文化研究、国学研究、儒学研究的春天确实已经到来，人文学术的地位正在发生较大变化，尽管最终能否从边缘进入中央还有待时间的检验，但至少不再被冷落。同时，儒学、国学、中华文化的复兴，人文学术的主流化，也具备了客观上的物质基础。中国社会从贫困走向小康，高等教育、特别是中等教育的普及和大众化为中国的文化的繁荣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