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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交新局|陈小工:如何正确理解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

澎湃新闻特约撰稿 陈小工
2016-01-25 14:34
来源:澎湃新闻
外交学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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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有很大变化,这是国际国内的普遍看法,对于这种变化,有人说是转型,有人说是重大调整。我认为历史地看,中国外交的确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与我国实力的增长,利益的扩展,诉求的变化有关,与领导人的变化也有关。

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可以用“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来概括,或者说这是一个标志性的提法吧。习近平同志在前年底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提出“中国必须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此后,外交部的领导是这样表述的:2013年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开局之年,2014年是布局之年,2015年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全面推进之年。

那么,应当如何理解“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

对于这个问题,我记得前年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之后,不少同志都提在问。当时,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的主要精神都写在《人民日报》会后发的一篇消息通稿和三篇社评中,大家可以去认真学习。

如果查一下,《人民日报》会后发的第一篇社评就是专门讲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这篇社评指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与人类历史上传统的大国外交有着本质区别。中国外交的‘特色’,主要体现在我国独特的对外工作理念上,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这篇社评还指出,具体地说,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就是六个“必须坚持”:1、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2、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3、必须坚持国际关系民主化,4、必须坚持合作共赢,5、必须坚持正确义利观,6、必须坚持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

我认为,这六个“必须坚持”既是我国外交具有特色的重要理念,也是我国外交工作所长期遵循的基本原则。这些理论和原则作为一个整体,确实是有别于人类历史上传统的大国外交。

外交是中国与世界的互动过程。十八大以来已经三年多了,从实践中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也表现出一些突出的特点。

当然,三年多的时间并不长,中国外交的调整(转型)应该还是进行时,也许要待若干年后才能做比较完整、准确的概括。

但是初步看,我认为以下几个特点是比较突出的:

第一,非常重视外交理论理念的继承与创新。

关于这个问题,根据近来一些领导同志的报告和文章,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阐述中国梦的世界意义。认为中国梦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梦,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息息相通;中国的前途与世界命运紧紧相连,中国梦不仅造福中国人民,而且造福世界人民。

2、提出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提出要“把合作共赢理念体现到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等对外合作的方方面面”。有的专家评论认为,以合作取代对抗,以共赢取代零和,以此作为处理国与国关系的核心理念,这在人类历史上尚属首次。王毅外长也认为,这是几百年来形形色色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超越。

3、提出了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共同体是“五位一体”的,即: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

上个月底,王毅外长在总结2015年我国外交工作的一篇文章中,在谈到我国外交理念创新问题时,特别提到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他说,继中央外事工作会议提出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这一中国外交的努力目标之后,中国又推出了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理念,这个重要理念正成为中国外交的又一面重要旗帜。

4、提出要坚持正确的义利观。义利取舍,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传承。2013年3月,习主席访问非洲时,讲到天下大同,首次提出正确义利观,之后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又专门作了阐述。他特别强调同发展中国家合作,中国要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他说,“当今世界,中国不可能独善其身,只有世界好,中国才能好。”

5、丰富和平发展的战略思想。中国在改革开放后,于上个世纪80年代提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上世纪90年代后又相继提出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等重要理念,形成了和平发展的战略思想。党的十八大后,习主席多次阐述这一重大战略思想,并加以丰富和发展。

例如,他指出: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是权宜之计,更不是外交辞令,而是从历史、现实、未来的客观判断中得出的战略抉择,“我们想不出有任何理由不坚持这条被实践证明是走得通的道路。”同时,他也指出,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决不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决不牺牲国家核心利益;只有各国都走和平发展道路,才能实现共同发展,才能彼此和平相处。

习主席提出不仅中国要走和平发展道路,世界各国都要走和平发展道路,这应当说是一个新的战略思考。

6、提出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并将这一安全理念发展成为对各国、各地区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指导准则。“亚洲安全观”是我国总体安全观的组成部分。

除了以上六个方面外,有的同志还有更多的归纳,不一一列举了。总之,这三年多以来,中国外交在理论理念的创新发展上确实提出了不少东西,这是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值得我们去总结。

第二、坚定不移地为国内建设服务。

内政是外交的基础,外交是内政的延续,过去对这个问题,我们往往只是从政治外交的角度去理解。改革开放以来,外交工作也要为国内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这种观念和意识开始扎根于我国外交工作战线。

但是,像党的十八大以来,由国家领导人亲自推动、由政府强力主导、发挥各方力量广泛参与的大规模经济外交,这种情况应该说是我国外交史上开天辟地的。

“一带一路”从我们国内的一个地区发展战略上升为一个重要的对外经济合作构想,现在,它已上升为一项国家战略,上升为一个“管总”的计划规划。

两年多来,“一带一路”本着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已经完成了规划阶段并已启动实施,目前,与沿线国家发展战略对接,已同20多国签署了合作协议,展现出比较广阔的发展前景。

大国崛起的历程,必然是走向开放的过程。“一带一路”把握住了我国经济与周边国家经济发展的阶段差,它渗透着一种理念,即:把世界的机遇变为中国的机遇,也把中国的机遇转变为世界的机遇。这确实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所应当具备的眼光和气质。

“一带一路”有没有风险呢?我认为风险肯定有,地缘政治、经济的风险都存在。但是,这件事如果做成了,其意义将不仅是经济的,也是战略的。

第三、坚决维护国家核心利益。

关于这个问题,我想大家都会记得,2012年,也就是党的十八大召开的那一年,在东海,日本宣布将钓鱼岛国有化;在南海,菲律宾海军军舰封锁、冲撞我渔船。两点齐发,我们是两点出手,没有含糊。对钓鱼岛,我执法船进入12海里开始了常态化的巡航;对黄岩岛,我从菲律宾手中坚决地夺回了控制权。

国家实力和国家利益是决定国家外交的两个重要因素。有些事情我们过去做不了,但是现在我们坚决地做了。

当前,东亚地区的形势是经济与安全“错搭”:经济上虽然有竞争,但大方向是寻求合作和走向一体化;安全上则缺失一个能够调节各方利益的多边架构。

美国的联盟体系与中国崛起碰撞,处于“安全困境”。最近,朝鲜再次核试,台湾地区领导人的选举中民进党获胜,美国将要大选,菲律宾南海诉讼案也已进入关键阶段。这些事态将进一步增添地区形势的不确定性。

但是,我认为中国现在能扛住这些事了。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有些事是避不开的,只要“大局可控”,就要往前走。

维护国家核心利益,虽然不能仅仅依靠外交工作,现在在海上,也不是外交官在第一线。但是,越是形势复杂或者关系紧张的时候,越考验外交的质量和智慧。

我认为,一年来,外交工作在处理与我国核心利益有关的各种对外关系上都是有成效的,这些工作为一线维权的斗争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习主席访美,对稳定中美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另外,我们对东盟外交,像《南海各方行为准则》的谈判进程就有与南沙岛礁建设进程相互配合的问题。还有,中美两军就重要军事活动相互通报和海空相遇行为规则等达成协议,也是军事外交的重要成果,有利于中美之间的危机管控。

关于维护国家核心利益,习主席讲过许多很有力量的话,我觉得讲得特别好,在这里再摘引几句。

他说:“中国这艘大船一定要经得起风浪,特别是惊涛骇浪。”“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我们不惹事、不怕事,有关我国领土主权完整的事情,当然要坚决捍卫!”“我们绝不走‘国强必霸’的道路,但我们再也不能重复坚船利炮下被奴役被殖民的历史悲剧。”

第四、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推出中国倡议、中国方案。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对国际形势有一些宏观的论断,我认为是很重要的。

例如,关于总的国际形势。认为国际力量对比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新兴市场国家和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这是近代以来国际力量对比中最具有革命性的变化。

认为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深度调整。全球治理体制变革正处在历史的转折点上。数百年来列强通过战争、殖民、划分势力范围等方式争夺利益和霸权逐步向各国以制度规则协调关系和利益的方式演进。

再例如,关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认为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国正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中国同国际社会的互联互动已变得空前紧密,对世界的依靠、对国际事务的参与在不断加深,世界对中国的依靠和影响也在不断加深。认为中国要发展,必须顺应世界发展潮流。观察和规划改革发展,必须统筹考虑和综合运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国际国内两类规则。

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这也是近年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国家治理、全球治理,这些概念是在十八大以后逐步进入我国官方话语体系的。

去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全球治理格局和全球治理体制问题专门组织了集体学习。习主席在讲话中指出,全球治理体制变革正处在历史转折点上。随着全球性挑战增多,加强全球治理、推进全球治理体制变革已是大势所趋。这不仅事关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而且事关给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定规则、定方向;不仅事关对发展制高点的争夺,而且事关各国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长远制度性安排中的地位和作用。

习主席还指出,要坚定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维护和巩固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成果,积极维护开放型世界经济体制,旗帜鲜明地反对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持发展中国家定位,把维护我国利益同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结合起来,坚持权利和义务相平衡,不仅要看到我国发展对世界的要求,也要看到国际社会对我国的期待。

建国后,在我国外交史上,党中央领导同志如此集中地论述全球治理问题,过去是没有的。

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比较突出的例子:一个是倡导创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开创了发展中国家组建多边金融机构的先河。另一个是在气候变化巴黎大会上,为达成全面、均衡、有力度和有约束力的协议作出了重要贡献。另外,中国还积极参与了多项全球性重要议题,参与了多个地区热点问题的解决,这方面的例子就不一一列举了。但有一点需要提一下,否则容易遗漏。即中国始终积极参与了网络、深海、极地、太空等新领域国际规则的制定,这是具有战略意义的。

总之,我感到重视外交理论理念的继承与创新、坚定不移地为国内建设服务、坚决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这是四个比较突出的特点。当然,我在前面说过,中国外交调整还是进行时,要对“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做更完整、科学的概括,也许要在若干年以后。

最后,我想再说几句。中国从古至今始终是一个大国。近代以来,中国积贫积弱,任人宰割。1949年以后中国站起来了,但外交上还主要是在美苏两超之间纵横捭阖。“文革”结束后至两极格局解体,中国确立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和“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对外方针,这为中国经济总量跃升世界第二创造了有利的国际条件。

现在,中国外交又站在了一个新的起点上,我认为,在思考如何推进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时,对于国家的利益和实力,对于自身的优势和不足,时时加以正确的把握,这始终是一个重大的课题。

(陈小工,全国人大外交委员会委员、中央外事办公室原副主任。此文是他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主办、东方早报/澎湃新闻协办的“2016:国际形势前瞻与中国角色研讨会”上的演讲稿,经授权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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