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日报刊文：过分看重政府败诉率，或将为裁判不公埋下伏笔

1月27日《新京报》报道，在正在召开的北京市两会上，针对2015年北京市“民告官”案件上升、政府败诉率为12.1%，北京市政协主席吉林表示:“在一个法治国家，政府有什么不能败诉的?做得不对，该败就败，该赔就赔，该道歉就道歉，该承担责任就承担责任。”

早些年，在部分政府人员看来，被百姓告上法庭，是件不光彩的事儿。随着国家依法治国方略的推进和公民法治观念的普及，吉林主席这段话，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民告官”是俗称，规范称谓是“行政诉讼”。它在维护公民权益，保障政府规范行使权力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不少地方在开两会，“民告官”的数字被披露。同一天的《中国青年报》报道，2015年，浙江省法院审结行政案件9750件，其中行政机关败诉的占全部判决案件的32.5%;早几天有媒体报道，2015年，上海市第三中级法院受理的上海市政府为被告的案件242件，政府的败诉率为零。

北京12.1%，浙江将近1/3，上海为零，不同地方政府在行政诉讼中的败诉率不同。数字相继被公布，公众将它们放在一起做些比较，很正常;而对政府部门来说，从其他地方的行政诉讼中借鉴经验、发现问题，也不无必要。理性看待政府败诉率，是比较、借鉴最终传递正能量的必要前提。

首先，败诉率数字很重要，它在很大程度上表征一个地方的依法行政水平。三个地方的比较基础不同:上海仅是对市政府为被告的行政诉讼的统计，而北京、浙江则涵盖从乡镇到省市多级政府部门。从矛盾多在基层的现实考虑，后两者败诉率高一些，属于正常现象，但将近1/3的政府败诉率，还是令人非常不安。如何真正从败诉中发现政府工作存在问题，通过改进执法避免对百姓权益造成损害，是一些地方必须面对的课题。

其次，对败诉率又不能过分看重，尤其不能因为败诉率低而沾沾自喜，要透过败诉率表象发现问题实质。败诉率高，说明行政没做好，这其中的逻辑关系明确。但败诉率为零，是不是就代表工作无可挑剔?也不尽然。现实中原告败诉，出于各种原因，比如案由选择错误、对程序不熟悉等等。“民”败诉，有些时候并不代表“官”有理，做得对。胜诉的行政机关，尤其要对此有清醒认识。即使真的有理，单百姓不理解一点也说明相关解释、说服工作没做到位，仍有改进空间。

之所以特别强调不过分看重败诉率，是基于这样一个现实:近些年，通过成立跨行政区划法院等制度创新，法院在排除地方干扰、独立办案方面取得长足进步，其中最可喜的变化是基本告别“立案难”，但完全排除地方干扰尚需时日。在这样的现实下，一旦政府败诉率重要性被不恰当地高估，甚至作为政绩指标影响个人前途，这或将为阻挠立案和裁判不公埋下伏笔。问题被掩盖，百姓有理无处说，没有什么比这更可怕的。

败诉不是好事，但如果能通过败诉发现问题、改进工作，败诉就有价值。有了这样的认识，面对行政诉讼，政府部门就能有一个好的心态:胜固可喜，败亦欣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