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一凡西行记｜拉铁摩尔：长城与丝路

2011年5月16日周一，兰州392公里至天水麦积山，多云间晴，10-27度，加油3次400元，每升4.33元，路桥费99元。

早8点告别众人，离开西北师大专家楼。秋霞派一研究生小孙，陪我去麦积山。小孙是天水人，可为向导。不料一出校门就堵车，从安宁西路一直堵到锦绣半岛。缓缓挤过了黄河大桥，过市政府，略有松动，我赶紧提速，又过一次黄河大桥，终于9点前后，爬上了连霍高速。

兰州跻身一条狭长河谷中：黄河排浪滚滚向东，南山北山前呼后拥，挤得让人透不过气来。改革开放后，市政府欲以黄河为招牌，打造一条旅游风景线。5年前我来兰州，见过黄河母亲像、老铁桥、水车博物园。如今滨河路长达百里，成了兰州人的外滩。龙宝穿城而过，又让我领略一批新景观，诸如亲水平台、生命之源、平沙落雁。然而兰州空间有限，很难摆脱两山夹一河的窘境。若要向南北拓展，恐怕只能向重庆人取经，学他们炸山、填沟、筑平坝，辅之以嘉陵江两岸的美食排挡、游人如织、万家灯火。

上高速，快跑90码，经东岗大桥，第3次越过黄河，进入满目荒凉的定西地区。据说这里的洋芋（土豆），品质中国第一。过陇西、武山，依旧土黄一片。至甘谷县下高速，改走316国道，这才见到了绿色田畴。12点入天水市秦州区。天水是丝路名城，也是甘肃第二大城，如今人口400万，辖5个县，还有秦州、麦积2个区。小孙自告奋勇，领我去吃天水菜。谁知城中交通拥堵、人满为患，进饭店一看，赶上了喜宴包场：几十桌宾客杯盏交错，大说大笑，哪里还有散客吃饭的地方？又见一群天水女子，身段好、长相俊。小孙说他家乡盛产“白娃娃”，女娃一生下来，个个皮肤白皙、天生丽质！

天水是秦国发祥地，四周有秦岭、秦安、秦州。天水又属渭河流域，土地肥沃，水草丰美，乃一天然牧马场。秦人祖先伯益，因养马有功，得到舜的嘉奖，赐姓“嬴”。伯益的后代非子，也因擅长养马，受到周孝王封赏，指其邑为秦地，秦国由此发端。公元前688年，秦武公取其地，置邽县。秦始皇统一天下，又置36郡，天水归陇西郡。秦末汉初，民不聊生。忽一夜大地震动，天水倾泻，形成大湖。传说此湖与天河相通，“春不涸，夏不溢，四季滢然”，湖边又多泉水，如甘泉、八卦泉、神鱼泉等，汉武帝因改地名为“天水郡”。

先去伏羲庙，在庙前一饭馆吃饭，继而进庙瞻仰。时值正午，游客不多，于是静心观赏雕梁画栋，参天古柏。至南天殿，天穹彩画，奕奕生辉，竟是一套64卦及河图图形。又见一幅伏羲女娲像，人面蛇身，双尾交缠。导游说此庙始建于元代，风雨700年，至今仍是国内最大、保存最好的人宗庙。何谓人宗？由于伏羲、女娲是中华民族始祖，此庙也成了国家级的祭祖基地。

我国古代神话，多以蛇、龙为图腾。《周易》、《诗经》、《左传》与《楚辞》，均不乏蛇的记述。汉画石、唐绢本中，人首蛇身的伏羲女娲，则被视为国人的始祖。另有人称：伏羲女娲交合图形，酷似科学家发现的生物遗传密码：即脱氧核糖核酸的双螺旋形分子结构。

 2．汉画石：伏羲女娲

3.唐绢本：伏羲女娲

中国文明起源，向来神秘兮兮。天水北郊有一座卦台山，相传是伏羲画八卦的所在。“卦”字从圭从卜。圭指土圭，即以泥巴捏成土柱，测量日影，占天卜地，以求逢凶化吉。如此一想，天水不单是伏羲故里，它也是易经、阴阳、占星术、奇门遁甲的渊薮。1979年，江苏海安县青墩遗址出土一批数字卦，专家指其为新石器晚期遗物。天呐！它是怎么传送过去的？

社科院考古所苏秉琦先生，曾以“满天星斗”说，描绘我国几千处新石器遗址的分布图。其中6大板块，分别是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黄淮一带的大汶口文化，湖北附近的巴蜀文化、楚文化，长江下游的河姆渡文化，江西鄱阳湖到广东珠三角的西南文化，以及长城以北的红山文化、大河湾文化。

苏先生又称：6大板块的发展快慢不一，有强有弱，彼此间不断发生碰撞与融合。结果强势中原文化，变成了具有向心力的主体文化，其它弱势文化，则一再被融合、被同化。这一同化趋势，自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起步，发展到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开始的夏代，已形成以中原文化为核心的多元一体格局。此后的中原文化，就如同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了。

苏先生的话，掷地有声。伏羲庙向北80公里，现有一处秦安县大地湾遗址，距今8300多年，文化积淀丰富。专家证实，遗址第一期是黄河流域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内含7项惊人记录：即中国最早的彩陶、中国最早的绘画、中国最早的文字雏形、中国最早的宫殿建筑、中国最早的混凝土地面、中国最早的十进制陶质量具，还有中国最早的旱作农业“稷”的标本。

古庙背后，是天水博物馆。出得庙来，又见一家玉器店，出售“葡萄美酒夜光杯”。我买一对墨玉杯，心下盘算道：天水是丝路重镇，唐贞观元年，玄奘去西天取经，也曾“过秦州，停一宿”。18年后，他由官兵护送回长安，此际唐太宗驻跸洛阳，正谋划辽东战役，遂在东都接见高僧，劝他还俗做官。玄奘一心要回少林寺，太宗拗他不过，遂下旨在长安设立译经院。

唐太宗雄才大略：贞观六年他打垮西突厥，在新疆哈密置西伊州。贞观十四年，唐军又平定高昌，置西州（吐鲁番）、庭州（吉木萨尔）。此时皇帝亟需一位国家安全顾问，为他参酌西域经略大计。玄奘取经18年，周游中亚、南亚百余国，自是上佳人选。偏那和尚不喜做官，只会译经讲法。公元648年夏，他向太宗呈献百卷《瑜伽师地论》。皇帝费时一个月通览佛典，亲笔撰写《大唐三藏圣教序》，赞许“玄奘法师者，法门之领袖也”。我却猜想：经玄奘口授、由弟子辩机执笔写成的《大唐西域记》，或许才是太宗渴求之书？

 3.麦积山石窟

驾车又走50公里，爬上海拔近2000米的小陇山。此地重峦叠嶂，松柏森森，原是秦岭西侧一支余脉。忽见一座奇峰凸起，形如麦垛，就是我向往已久的麦积山了。小孙跑去买票，我举着相机拍照。一连换3次镜头：长焦、广角、红圈人像王，总归不如意：原来麦积山峭壁上，高高低低开凿了几百个洞窟，其中几千座佛像，大者高16米，小者仅10厘米。若要一览无余，必须攀爬长达1300米的凌空栈道，挨个钻洞。

小孙兴冲冲登山，我因脚踝有伤，被迫留在山下，浏览展览图片。据介绍，麦积山石窟始建于后秦（公元384年），迭经北魏、隋唐、五代、宋元、明清，1500余年开凿修缮，遂成我国名窟。现存洞窟194个，历代泥塑石雕7200余件，壁画1300多平方米。由于麦积山为第三纪沙砾岩，石质松散，不易雕凿，窟中佛像多为彩妆泥塑。

我国大型石窟中，洛阳龙门、大同云冈，均在麦积山以东。或者说，它们都处在印度佛教由西向东迁徙的末端。从麦积山向西眺望，丝路沿线还有一串佛像石窟群，如敦煌莫高窟、北庭西大寺石龛、柏孜克里克石窟、吐峪沟石窟、七个星石窟。可惜新疆石窟，大多破损严重，门庭冷落。仅在库车附近的克孜尔千佛洞，我见过不远万里、前来礼佛的大批日本游客。

又按：佛教入中原，原有陆海两路。若以陆路计，麦积山位于秦岭西、黄河东。它的精美佛像群，如实反映我国石窟艺术的千年演变，堪称一座佛教东渐的中转站。其早期作品剽悍强健，尽显西域雄风。北魏时期，神人合一，珠圆玉润。隋末唐初，丰满夸张，颇具汉民族特征。及至北宋，写实求真，情趣盎然，已然世俗化了。

正看得入神，狂风骤起，大雨如注，游客惊呼一片。小孙刚好下山，拉我去避雨。转眼又是云雾翻飞，风息雨止。回廊上有一老人道：这是麦积烟雨，天水八景之首！众人赞叹不已。下山途中，有当地农妇卖凉粉，小孙谓之“天水呱呱”，两人各吃一碗。5点驾车回麦积山镇，入住翠怡酒店。晚餐时，小孙热心推荐天水菜，这让我想起老作家雷达。

老雷是天水人，客居北京多年。可在他目中，世上美食无非是手抓羊肉，岐山臊子面、羊肉泡馍，油泼辣子面，天水呱呱之类。直到某日，他去杭州知味观，悚然发现江南菜的“文明程度”，一时方寸大乱。

4.天水呱呱摊

说起西北饮食，顾颉刚也是一位高级吃货。只不过顾先生是苏州人，早先在北大教书，抗战时辗转执教于昆明、宜宾、兰州等地，专攻历史地理。1941年，他在成都发表《中国边疆学会宣言》称：“平原林麓，舟车畅通者，谓之内地，驱橐驼于大漠，浮泭筏于险滩者，谓之边疆；冠棠楚楚，列肆如林者，谓之内地，人烟稀绝，衣毡饮酪者，谓之边疆”。

同在1941年，美国人拉铁摩尔到重庆，为中国抗战出谋划策。针对中原与边疆关系，他突发奇想道：千百年来打打杀杀，如同生死冤家。换一角度看，它俩不也是相濡以沫的邻居、唇亡齿寒的兄弟？此说有理：一旦缺了大西北的丝路与驼队，还谈得上什么秦淮八艳、苏杭美食？倘若没有王翰的边塞诗：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杜牧又岂能低吟浅唱：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拉铁摩尔：长城与丝路

5月初，我在新疆石河子大学，写下一则笔记《左宗棠：海防塞防》。此后10多天，我沿丝路一直向东，经乌鲁木齐、哈密、嘉峪关、兰州，返回中原文化的古老发祥地。而我越向东走，就越能体会西部边疆的战略分量。其丰富内涵，似可浓缩为两条线，即长城线、丝路线。

今晚宿营麦积山，托庇祖先余荫，我拟大书一笔，说说这两条线的是非曲折。事先解释一下：所谓长城线，是指古今中外学者，围绕长城争议不休，其中最要紧的论述，我以为来自美国汉学家拉铁摩尔、费正清。所谓丝路线，则是我参酌拉氏《亚洲轴心》，尝试提出的一个新概念。

长城：作为一条国防线：先说长城线，它事关中原安危，王朝更迭。自战国起，中国人开始修长城，从赵长城、秦长城、汉长城，一直修到隋唐。为何热衷于此？只因历代中原王朝，皆受游牧民族袭扰。而在冷兵器时代，长城是对付骑兵的有效手段。历史上围绕长城出没者，有犬戎、柔然、鲜卑、突厥，也有党项、吐蕃、契丹、蒙古。中原王朝反复与之交战，胜负不一。

若是国力强盛、皇帝英武、军队能打战，史书上自是一派豪言壮语。譬如秦将蒙恬，率大军北击匈奴，收复河南地。又如汉将霍去病，奔袭祁连山，攻占河西走廊。若是打不赢，只好与人和亲。譬如汉高祖刘邦，在山西遭遇白登之围，侥幸逃脱后，他被迫将汉公主嫁给冒顿单于。

一旦朝纲败坏，内乱四起，胡骑踏破长城，史书便开始惊呼华北沦陷、中原陆沉，哀叹数百万汉人拖家带口的“衣冠南渡”。譬如五胡乱华，长达百年。其后又有南朝四国、北朝五国，昏天黑地。直到隋末唐初，总算回归大一统。这轮持续300年的大分裂、大融合，究竟是福是祸？针对此案，陈寅恪先生提出“胡化汉化”说，却在文革中横遭批判。但24史中最难评判者，恐怕还要数蒙元崛起，满清入关，以及宋、明两大王朝的覆灭。

先说北宋：北宋国防虚弱，不敌辽金，据说是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令中原失掉了长城屏障。而辽国契丹人、金国女真人，也开始从游牧转向农耕。此一转型过程，又加剧了华北族群的胡化与汉化。靖康年间，金兵攻破东京，虏走徽宗、钦宗。朝廷南渡，苟延残喘。不期150年后，蒙古铁骑下广东，灭南宋。崖山海战，浮尸十万，陆秀夫背着小皇帝跳海自杀。

再看大明帝国。明朝初立，大军西征，建嘉峪关。此后200多年不断加固，建成了长达6300公里的宏伟明长城。但北方游牧民族，依旧杀气腾腾。朝廷一闪失，便作千古恨。例如明英宗亲征瓦剌，却在河北怀来土木堡被俘。又如吴三桂献山海关，多尔衮得以击败李自成，领兵入中原。

长城是文明断层线：欧美学者讨厌大一统，偏爱二元对立。长城在他们眼里，不过是一条文明分界线，即农耕文明vs游牧文明：二者水火不容，世代冲突。到了亨廷顿写《文明冲突》时，世界已面临一种“断层线战争”，即西方基督教文明，不断遭受来自伊斯兰文明、儒教文明的挑战。中国人讥笑亨氏“文明冲突”，却也脱不出“中原情结”，即以华夏为主体，由远及近地看待环绕中原的土著，进而区分华夏与蛮夷，并视后者为野蛮落后、不开化。

何谓华夏？即我一部分祖先，仰仗渭河流域、关中沃土，较早建立城郭、制礼祭祀，进入了农耕文明。然而五服之外、周边荒野中，还散布着众多土著：他们茹毛饮血，披发左衽，逐水草而居。先秦史书有关“夷”的指称，起先模糊不清。《竹书纪年》谓：周武王率西夷诸侯伐殷。《礼记王制》称：东曰夷、西曰戎、南曰蛮、北曰狄。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

戎狄崛起，一再对中原王朝造成威胁，乃至灭顶之灾。华夏民族的危机感，因此也不断强化，升格为血泪斑斑的民族记忆、大义凛然的文史经典。许倬云先生批评道：自商周以来，中原人掌握文化资源、书写优势，所以自认是文明中心。这一书写过程，不断将少数民族他者化、边缘化。于是乎，游牧与农耕的差异，凸显为种族优劣、文明高下。有关夷狄的称谓，也添加了歧视性成分。比如岳飞《满江红》：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又如孙中山《军政府宣言》，呼吁驱除鞑虏、匡扶中华（后又改口，宣告五族共和）。

中国西北，大有王气？长城巍然耸立，指向中国大一统循环。早在《史记•六国年表》中，司马迁便有高论：“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熟。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就是说，中国古代史上几次大转折，无论是是周武王伐纣、秦始皇灭六国，还是刘邦得天下，均由西北席卷而下，扫荡东南沿海。

太史公曲高和寡，千余年无人应答。直至1940年，山河破碎，烽火遍地，陈寅恪先生在昆明西南联大，写完《隋唐制度渊源略论》。1941年香港沦陷，先生困守港大，悲愤交加，又抱病撰成《唐代政治史述论》。这两本大作，围绕胡化汉化，提出一个“关陇集团”说，大意如下：

隋朝统一，大唐强盛，得益于南北朝一代枭雄：宇文泰。宇氏领兵入关陇，都长安，割据20年。由他统领的关陇六镇，原为一支鲜卑化军事集团。但宇氏创设府兵制，笼络豪强，逐步扩张。这一“关陇本位”战略，打造出一个武力凶悍的关陇集团：它自西魏、北周，一路延续至隋末唐初，又成为大唐王朝的奠基石。然自武则天起，朝廷重用翰林学士，压制关陇将领。陈先生称：“将相文武蕃汉进用之途，遂分歧不可复合”。其后安史之乱，则“源于中央政权的汉化，而边塞六镇的胡化保留”。中央与藩镇分裂，大唐也随之衰亡。

陈先生高明：他试以“胡汉互动”，去解释国运起伏、王气流转，这就突破了华夏偏见。接续这一国学传统，北大教授李零2010年发表讲演称：“西北有一个骑马民族的高压槽，它就像冬天里的寒流，总是从西北横扫东南”。李零又指中国形成大一统，要感谢西北五大戎狄：“没有这些邻居的压力，没有应付这种压力的能力，就没有中国。即便是秦汉以后的隋唐，也是依托关陇和西北地区而崛起的。就连毛泽东打天下也还是如此”。

拉铁摩尔：长城等雨线：民国初年，西学东渐，国人开始接受进化论。比如清华导师梁启超称：“从渔猎到游牧，从游牧到耕稼，从耕稼到工商”。老先生坐而论道，却不知有一美国青年拉铁摩尔，正改写中国边疆史！1924年起，小拉历时10年，先后骑马、骑骆驼、坐勒勒车，横穿中国东北、华北与西北。1940年他发表《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揭示一项地理发现：

从山海关蜿蜒向西的万里长城，大致吻合东亚大陆15英寸（约合400毫米）等雨线。故此，中原地区降雨充沛，农耕文明持续繁荣。长城之外的干旱草原，自古却是游牧民族的天下。众所周知，古代帝王不懂什么等雨线，可他们劳民伤财修建的万里长城，作为农耕文明的防波堤，一再阻挡胡骑南下。早先秦汉长城，又叫遮虏障，远远深入漠北与西域。朱元璋修明长城，大幅退回到嘉峪关一线。总之，长城的进退伸缩，离不开这条等雨线。

农耕游牧，孰优孰劣？小拉说二者都源于上古时期，只因环境不同，导致文化差异。双方不一直以长城为界、往来厮杀么？小拉笑称：双方携手经营边疆，拓展中国版图，尽管这一互动过程，常伴有血腥暴力。原因一，是北方草原干旱贫瘠，游牧部落生存艰难。一旦遭遇天灾，或人口激增，他们只能蜂拥南下，掳掠为生。原因二，是游牧民族也善于进化：他们要么模仿汉人，创立精致文化（如西夏），要么与中原王朝对抗，发展出强大军力（如蒙元帝国）。不过进入20世纪，中国大可利用工业化，去整合这两支古老文明。

长城地带，互补共生：小拉自学成才，通晓欧亚多国语文。虽无大学文凭，却在哈佛进修一年，熟读社会学、人类学、地缘政治学。长城等雨线的发现，说明此人懂科学。而他难能可贵的社会学、人类学素养，又让他指认一个“长城地带”。小拉《边疆》称：“长城是历代相传的一种伟大政治努力的表现，它试图保持一条边界，以便明确区分中国天下、蛮夷之邦。但在事实上，长城并非一条固定边界，它变化多端，时有进退。所以我们不能将它简化为一条边界线，而应看它是历史起伏跌宕、逐步扩展出一个宽大的边缘地带”。

提醒各位：司马迁的王气论，陈寅恪的关陇说，包括李零的高压槽，均指向一个农耕与游牧的交错地带。小拉身为洋人，英雄所见略同，竟也发现中国历史循环，暗中受制于一个长城地带！经他辨析，该地带的突出特征，即胡汉混杂、互补共生、力量聚散、支配大一统。细说如下：

司马迁身为史官，讲究史德方正。小拉一个老外，也能公允认定：华夏夷狄，同种同源，本无优劣。只不过，中原农耕社会的精细组织、严刑峻法，不断淘汰弱小，驱逐异己，从而导致草原社会的建立。及至秦汉，长城崛起，绵延万里，又造成一种地理屏障、文化分野。对汉族而言，长城是国界，是边缘，也是春风不度的蛮荒之地。对于辽阔无垠的亚洲内陆，长城却是一个农耕与游牧的过渡区，一个胡汉杂居、彼此交融的共生带。

我们已知：拉氏年轻时走遍大西北。1941年他去重庆就任蒋介石的顾问，随即踏勘滇缅公路，关注南方丝路，了解茶马交易。此时西南各省少数民族，正以百万血肉之躯，修机场、筑公路、运军火，救伤员。这让拉氏确信：中原与边疆之间，除去共生与互补，还有一层奇妙的边际效应：即汉人久居边疆，自会养成游牧习俗，游牧部落深入内地，亦可逐步变作汉人，所谓“由生番变熟番”。关键在于：唯有两种文化的强势杂交，才有可能深入蛮荒、开疆拓土，或是跃马横刀，征服中原。赵评：此说契合陈寅恪的“胡化汉化”说。然而据我所见，拉氏习惯引述中国经典，却未涉及陈氏。他所谓长城地带，窃以为来自美国史学权威，特纳教授（Frederick J. Turner）。

中国边疆，一种跨文明研究： 1893年，特纳发表《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意义》，断定一部美国史，即是一部西部开发史。对于特纳，边疆是自由土地，也是开放空间：美国人不断西进，其边疆也随之延伸，乃至跨越太平洋！中国学者，断无此念。顾颉刚指“边疆者，一国领土之外缘地带”。可见老顾的边疆史，大致是一部守护中原的伤心史。可在小拉眼里，中国边疆风云变幻，藏龙卧虎，几乎也像美国边疆那样，蕴含一股神奇变革力量。

小拉考察东北，发现它山高林密，资源丰足，自古就是少数民族的天赐家园。那里的草原、森林与农田，合成一种三元结构：牧人、猎手与农夫的激烈角逐，又催生一个个强悍部落，诸如鲜卑、契丹、女真、蒙古。小拉在《满洲：冲突的摇篮》中指出：东北如同一座巨大演兵场，一个入侵部落的蓄水池（Reservoir），它不断冲击长城线，决定中原王朝的生死存亡。

小拉考察新疆，更让他眼界大开！他在《通向突厥斯坦的沙漠之路》中惊呼：这是一个远比美国西部更恢宏、更壮丽的边疆：它遍布亚细亚式的古战场、废王都、坍塌神庙、宗教秘笈，还有一条横贯欧亚的丝绸之路！新疆的沙漠与雪山，关隘与驿道，引领他一步步深入亚洲腹地，直面一段辉煌无比的世界史。也在此处，小拉有关中国边疆的见识，开始契合陈寅恪。

陈先生早年留学欧美，“经历一个学习世界史的自觉阶段”（余英时语）。这对他研究隋唐史，颇具指导意义：他将中国历史，置于欧亚大陆的宽广时空，展开一种多民族、多语种的跨文明研究。关于跨界互动，陈先生还留下一段振聋发聩的方法论说明：“中国内地社会，受外力影响之巨，近百年来尤为显著。但列十唐史，则一般皆以为与外族无关，固大谬不然。唐代与外国、外族之交接最为频繁，故须以现代国际观念来看待国史”。

四大边疆，三种类形：小拉的中国学问，属于半路出家，不可与陈先生相比。但此人长处，是拥有成套的社会学工具，例如类型分析，便是治史利器。此外，新疆开启了他的学术视野：对于欧亚地缘政治，小拉更是高度敏感，锲而不舍。抗战爆发前，他一再向西方媒体宣告：满洲、蒙古、新疆与西藏，皆是中国疆域领土。而这四大边疆，起初不包括南方。写《边疆》时，他尝试将华南诸省，纳入边疆范畴。依照社会学类型，以及中央政府的不同治理手段，他又将中国诸多边疆，细分为内外有别的三种类型：

[1]易于开拓的西南边疆。两广云贵一带民族繁多，差异悬殊，各自处于汉化的不同阶段。由于大西南纵深宽大、资源丰富，适合农耕稻作，百姓又多信奉佛教，中央政府得以“稳步开疆拓土、逐渐同化土著”。

[2]难以治理的西藏。西藏地处世界屋脊，高寒贫瘠，交通闭塞。作为一个发育迟缓的晚熟社会，西藏部落松散，生产力低下，很难形成国家形态。又因喇嘛教派争斗，内乱不止，自元朝起，西藏便仰仗中原帝王的扶持供养。至清康熙，这一扶持政策，固定为仪轨化的国家制度。

[3]反复争夺的西北边疆。小拉称“长城以北是一个想要关闭、却一直未能关闭的边疆”。但自清康熙起，朝廷一反常态，放弃长城，经营西域，继而因地制宜，发展出一种双重治理方略：对于内边疆（满洲、内蒙古、西南、宁夏甘肃），皇帝怀柔有加，推行同化政策，诸如分封、联姻、定期朝觐、奉旨出兵。对于外边疆（外蒙古、新疆、西藏、西南边陲），朝廷也羁縻有方，允许它们充分自治，分别实施土司制、伯克制、达赖班禅制。

重新评估拉铁摩尔：《边疆》1940年面世，费正清夸奖它是一项“地缘政治学创新”。他又说此书打通中外、兼顾古今，即一端为中国早期史，另一端是边疆地区的现代地缘政治。由于拉氏紧扣两端，故能说明：“华北与东北边疆，恰是导致中原政权兴亡的力量蓄水池”。盛誉之下，拉氏喜忧参半。他说此书仍有两大缺陷，其一是夸大边疆因素，忽略中国内部动力，其二是受斯宾格勒影响，生硬描述中国文明的生老病死，却小看了它的更新能力。

悠悠70年后，我该如何估量《边疆》？一如费正清所言，此书突出贡献，即扭转中原史观，试将中国边疆置于一种跨文明知识场域，进而利用社会学技术，锁定一个农耕与游牧的过渡地带，彰显其杂交机制，及不断生成的混合性力量。然而老拉反复强调：这是反叛力量的“蓄水池”，也是王朝循环的“动力源”。此说是否偏执？在我看来，其中隐藏一项中美学术差异。

我们已知，美国西部的荒蛮原始，一直是美国边疆学派极为看重的“动力源”。何谓美国西部？它是野蛮与文明的交汇处，白人与土著的角斗场。何谓美国生长过程？即不断西进，开拓新边疆。而且唯有边疆，才是是锻造美国文明的大熔炉，砥砺民族精神的磨刀石。一句话，没有边疆，何来美国？

美国人如此崇尚边疆，以至于一拨骁勇善战的印第安酋长，也被他们抬举成了高贵蛮族（Noble Savages）。其古老名号，如黑鹰、疯马、阿帕奇、支奴干，至今仍是美国兵器的威猛标识。这是为了炫耀高科技？还是要张扬一种“与狼共舞”的狂野血性？二者兼备，缺一不可。于是紧随印第安人，一代代西部牛仔纵马狂奔，继而驾驶战机、航母与飞船，延续美利坚民族的杂交优势。

提醒各位：若把“酋长与牛仔”的类型转换，置于中国边疆，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老拉提醒我们：那些横空出世的草原枭雄，往往集双方优势于一身：既擅长武力征服，也膺服儒家王霸合一的教化手段。

四夷来朝/逆向联合：然而闭关锁国的中国，并非自由奔放的美国。老拉承认：长城地带极为重要，可它并非万能钥匙。二战后，他将目光从中国边疆、转向欧亚大陆，接连写出《亚洲的决策》、《亚洲轴心》。为何有此一转？老拉《边疆》已发现：“草原民族入主中原，难免变成汉族。汉族深入草原太远，也会脱离中国。唯有在过渡地带，双方势力才能彼此融合。也只有这种混合文化，才能较远地伸入中国及草原”。此处要害是：历代中原王朝强弱不一，强大者如汉唐，其势力横跨西域，威逼中亚。羸弱者如宋明，其边疆政策保守自闭，一味退缩。面对这番差异，老拉又提出一项历史假设。

老拉确信：中国历史一大关键，在于边疆体制的开放/封闭。针对长城地带，中原王朝或和亲，或征讨，或朝贡。手段不同，目标如一，即努力遏制蓄水池，对其恩威并举、分而治之。结果是蓄水池流动不居，或大或小。老拉又发现：每当中原王朝怀柔远人，扶助弱小，就会出现“四夷来朝”的天朝盛世。他将这种良性循环，定义为中国边疆及亚洲各民族的“向心联合”。

费正清证实：中国朝贡制度，恰是一个互惠共荣的同心圆。相比西方列强的炮舰政策、条约体系，朝贡制度更文明，也更多祥和之气。老拉却又告诫我们：一旦中原王朝横征暴敛、压榨百姓，必定会发生灾民出逃、部落迁徙，进而在长城地带，凝聚成某种反叛势力的核心，此乃“逆向联合”，即流民与蛮夷联手，推翻腐败王朝，重建一个伟大同心圆。这一假说，充满辩证意味。若要肯定此说，我还需借助老拉的《亚洲轴心》，再作一番考量。有趣的是，他在《轴心》里大幅转向，即偏离长城线，锁定了丝绸之路的大陆线、海洋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