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红包作为一种“新年俗”，会取代纸质红包吗？

电子红包渐渐成了中国人过年的“新年俗”。在手机上发红包、抢红包是春节乃至其他重大节庆期间，人们最爱参与的一项活动。

从微信、电商到电视台，几乎人人卷入红包的浪潮与狂欢。近日甚至出现了“共产党员”政务红包，红包开始进入社会管理层面。

那么，中国传统的红包最初起源于什么时候，具有怎样的涵义？微信的“转账”与“红包”功能相近，大家为什么就是更爱收发红包？电子红包在未来会取代纸质红包吗？澎湃新闻邀请华东师范大学的民俗学家田兆元为读者一一剖析。

最初的红包：杨贵妃生子，唐玄宗发赏钱 

澎湃新闻：传统的红包最初起源于什么时候？发红包的最初涵义是什么？

田兆元：红包的起源，一般认为是源于农历新年的压岁钱。我们现在过的这个“春节”的年俗，是在汉代确立的，旨在辞旧迎新，既包含庆典、回报、祝福，也有祛邪的意思。兼有祝福与避邪之意。

现在有种流行的说法，习惯把“年”、“岁”都往邪的方面说。比如说“年”是一种凶兽、年兽。这是谁说的呢？我敢说，绝大多数人的爷爷姥姥没有听到他们的爷爷姥姥这么说。这是在媒体上宣扬放大的某一局部地方的传说，把吉祥年说成凶恶的年兽，事实上并不符合主流的年节观念。另外，鞭炮是用来驱赶年兽的吗？据我所知，很多朝代鞭炮都是用来迎神的。同样，我也不主张把“岁”理解为“鬼鬼祟祟”的“祟”。这最多只是个别地方的说法，不应说成是整个国家民族的说法。

我不主张把年、岁看作邪恶的东西。“年”字最初的写法，上面是个“禾”，意在丰收、好收成，有吉祥之意。“岁”字的上面是“出”的一半，下面是“多”的一半，也更多和吉祥的、美好的意思相连。

我主张回归年、岁最本质的属性，即丰收的时间，庆典的时间。那么压岁钱也就含有辞旧迎新之意，告别过去，开始新的历程。是祝福的意思。就现有文献记录看，很少有提到压岁钱是“压祟”之义，个别地方的民间传说不能成为压岁钱整体的解释话语。

至于最初的红包，据说是在唐代，因为杨贵妃生子了，唐玄宗发布赏钱。这种赏钱是用来表达人际关系中的爱与情感，以及维护某种社会关系，并且在重大事件和节日中才会出现。唐宋开始，在过年期间出现了赏赐。最初是皇家给大臣的赏赐，表示一种鼓励；然后是家长、长辈给晚辈，表达一种关怀。

红包一直都有赠予实际金钱（实利）和吉祥祝福（虚拟）两个层面的意义。在古代，除了用一般的流通货币作为压岁钱之外，还有专门作为压岁钱之用的纪念钱币（不能用于流通），有些可佩戴，上面会印有八卦、八仙或各类祝福词，我们现在称为“民俗钱”。古代的钱币多是中间有孔，可以串起。用来串压岁钱的绳线也有讲究，早前须用青黄黑白赤交织的五彩花线，具有避邪、吉祥的功能。后来，红色慢慢从五色中突显出来了，压岁钱变成了用红线串起的钱。

而真正出现用红纸包起的“红包”是很晚近的事。晚清铜板，民国银元，中间都是没有孔的，后来流行纸币，更是没法用线穿了，那就需要用纸包起来了，于是红线变成了红纸，红包就诞生了。        

澎湃新闻：现在有种直观的感受，好像广东、香港那一带最讲究发红包。比如为什么是微信先发明了红包，而不是支付宝？有种说法认为，因为腾讯是家深圳公司，老板正是广东人，当地更有红包文化。所以，发红包是南北通行的习俗，还是的确有地域差异？

田兆元：首先，红包是华人特有的习俗和文化符号。它表现出儒家文化的财富分享精神。红包不是工钱，而是一种额外的奖赏，在特殊的时间点用来表达一种特别的人际情感。从这一点看，发红包是华人共同的习俗。

不过在大陆，有一段时间，包括红包年俗在内的传统文化曾一度被淡化甚至禁止，像“文革”有段时间连年都不过了。但是广东、香港有很多海外华侨的关系，侨民依然把这一传统很好地保存了下来，反而对大陆产生了一种“文化反哺”的作用。

抢红包抢的不是钱，是吉祥、好运与快乐 

澎湃新闻：事实上，微信中“红包”具有的功能，在“转账”这一项中也都能实现。并且发红包单个金额还不能超过200元，而转账则单日最高金额为5万。但为什么大家就是更爱用“红包”，而不是用“转账”呢？

田兆元：转账是一种直接而单纯的交易行为。而发红包不仅仅只关乎钱，多了一层人际关系的情感流动，多了祝福和吉祥的意味，接收者会心情很愉悦，比拿一点钱丰富得多。

与此类似，大家热衷摇红包、抢红包，很多时候其实只能摇到几元几角，实际的经济收益非常有限，但就是爱摇、爱抢，不亦乐乎。微信里抢到20块红包，可能比单位发了100块什么福利还高兴。还有些时候，一晚上可能抢了几十块的红包，但发却发出了几百块，仍然感觉很欢乐。

这都说明，事实上，大家更在意的是红包带来的吉祥、好运，满足的是人们对吉祥的期盼、好运的期许，是一种精神鼓励。

澎湃新闻：您认为现代社会的电子红包主要具有什么功能？

田兆元：首先，红包的抢和发能增强人际关系的友好、社会关系的和谐。你看，不只是亲属之间，还有领导下属、朋友间，都会发红包。营建出一种欢乐气氛，普天同庆，天下同乐。 并且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人际关系还会带来财富增长。所谓“家和万事兴”、“和气生财”。

值得注意的是，大家不仅爱抢红包，还非常喜欢发红包。发红包的心理很复杂。最基本的当然是吉祥、友爱。我认为发红包还是个人自主性的一种张扬，某种权利意识的释放。在娱乐的游戏中，彰显了个体的主人意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种组织管理的操演游戏，可以满足个人在群体中被尊重的心理需求。在抢红包的过程中，很少只抢不发的人，哪怕再吝啬的人，也会尝试着发一些红包。这就把人际交往的互惠互利的精神发挥出来了。

我们注意到，在很多企业和单位，老板和领导也参与了发红包，这就成了“管理红包”了。而今年开始的共产党员领红包，则是“政务红包”。显然，社会管理层看出了红包的民俗意蕴，加入这一阵营。

其次，红包正在开拓民俗经济的蓝海。何谓“民俗经济学”？民俗活动在漫长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消费模式，是不自觉的、恒定不变的，甚至是种强制性消费。因此，民俗经济是认同性经济，是种特定的文化生产与消费。

民俗经济包括两个大类。一类是民俗物品的生产，比如年糕、粽子、月饼等食品和地方特产，以及某些与习俗信仰相关的物品（如本命年的红色内衣内裤等），这些都是因民俗习惯而产生的消费“刚需”，是一块很大的市场。

另一类则是由民俗平台引发的消费，比如婚庆、丧葬和节庆，在这些特定的民俗时间都会产生巨大的花销，消费比例可能是平时的几倍甚至几十倍。就像春节，在从前一年主要收入都会用于春节消费。现在因为恩格尔指数下降，春节消费的比例有所下降，但实际消费量依然十分惊人。

红包也是。那本来是民俗引发的一般消费，网络红包、电视红包却意外带来了对经济的促进。刚过去没多久的2016年元旦，当天微信红包收发总量达到23.1亿次。商家们也每每加入狂欢，以代金券的形式发放红包，借此运作，绑定了数亿银行卡，累积了巨量客户群。传统的民俗形式和现代的网络形式，在红包这一载体上得到了完美结合。红包可以说是传统民俗在网络上的创新发展，是民俗+互联网经济的创新之作。

电子红包 vs 纸质红包 

澎湃新闻：您认为电子红包今后会取代传统红包吗？

田兆元：电子红包是一种非现场的、跨越空间的交流形式，不能替代面对面的交流模式。尽管亲朋好友间也开始发送电子红包，但这并不意味着它能完全取代纸质红包。

目前电子红包和纸质红包的设计都有些千篇一律，无非是祝福语或图案略有不同。但历史上压岁钱的形式是很丰富多彩的，富有艺术性，现在的红包设计值得借鉴。 并且民俗传统需要符号化，我建议在现有“红包包现金”这一形式的基础上，能否渐渐恢复那种“红串子串钱”的形式，供孩子佩戴，作为过年的一种年俗符号和产品，更凸显一种祝福吉祥的象征意义。此外，红包可以设计得更多样化，发给孩子、老人、朋友的红包形式，都可以各有特色、别具一格。

我们应该有意识地恢复或创造一些年俗符号（不仅仅是红包），来增强文化记忆与文化感染力。像西方人过圣诞节，一定会有棵圣诞树，会有圣诞帽，送给孩子的圣诞礼物会从圣诞袜里掏出来……我们现在过年很缺少符号。

电子红包当然也很热闹，但是毕竟一点而过，更多是一种虚拟的感觉，不像一件真实可触摸的纪念品来得可资纪念、留存和收藏。

电子红包和实体红包各有所长，可以相互促进。

澎湃新闻：除了抢红包之外，还有什么过年的新风俗？

田兆元：互联网的出现正在改变着人们的过年习惯。比如以前过年时候，路上的人都会大包小包提着礼物去走亲访友，在上海打工的人也会去南北货商店买年货千里迢迢背回老家。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有网购。给个地址，就能把礼物直接快递过去。另外，手机全面控制了人的生活。无论是平时还是过年期间，儿孙辈去看老人，依然很多时间是在低头刷朋友圈、抢红包。交流亲情的最珍贵的时刻，出现一种“在场的缺席”。

现代社会很多人都离土离乡，工作忙碌。作为民俗学家，我们还是提倡大家珍惜短暂的亲人团聚时光，减少互联网的负面影响，多营造一些高品质的陪伴时光。

城市居民所具有的与传统年俗不一样的“新年俗”有：去饭店吃年夜饭，趁过年出国旅游等。而农村人口则表现出和以前不一样的过年走向：从前是在城市打工的人过年回老家，现在更多家庭选择在过年时候让老家的父母来城市里过年，一方面减轻工作了一年的人回家的旅途劳累，另一方面也趁过年请父母进城逛逛。

此外，还有数百万北方“候鸟”民众南下海南过年，既躲避北方雾霾与严寒，也亲和大海，过别样春节，已成常态。

形式各不相同，但中国年特有的家庭团聚、举国欢腾的氛围始终不会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