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新晋列文森奖得主邓利杰：中国基层治理的奥秘与智慧

邓利杰博士

我在朋友圈里转发了一条导师邓利杰（Luigi Tomba）博士获得2016年美国亚洲研究学会（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列文森奖（The Joseph Levenson Book Prize）的信息，被澎湃的记者朋友看到了，便嘱我写一篇稿子介绍他和他的新书。以学生身份写文章介绍自己的导师和他的著作本是一件令人惶恐的事情，但作为海外中国研究最重量级著作奖的获奖者，可以预见邓博士和他的作品会在不久的将来在海外中国研究乃至其他学术领域引起更大的反响，中国本土的学者也有可能会在与他的研究对话的过程中有所获益。有鉴于此，我便决定与邓博士商量并向他提出做一个小小的访谈以便了解他从事中国研究的学术历程，邓博士欣然应允。访谈的内容将在下文中结合他的学术历程一并呈现给读者。

邓博士目前为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华全球研究中心（Australian Centre on China in the World）高级研究员，有近十年主编海外中国研究顶尖期刊China Journal的经历。他在海外中国研究领域的成名作品主要关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过程当中的阶级/阶层重构。在这一系列研究中，他观察到中国城市变迁的许多方面都引发了其社会成员的身份重构，包括旧城改造、农村的城市化、房产私有化、封闭住宅小区的兴起等等。对城市中社会阶层的关注贯穿了他学术历程的始终。

邓博士的中国研究之路在他的大学时代便开始了。1984年他入学意大利的威尼斯大学，主修中国语言和文明专业。1988年他第一次到访中国，第一站是上海，接待他的是与欧洲学术界颇有渊源的同济大学。在同济，他除了学习汉语，也开始了自己的第一项研究课题：大跃进期间中国社会主义城市化的历史。

邓博士认为这一段在上海的学习科研经历奠定了他未来研究的关注方向，即始终围绕着中国城市的变迁反思旧的体制、旧的传统，发现新的动向、新的问题。这一关注方向与当时海外中国研究的学术主流截然不同。面对1980年代以来的农业改革和工业化的大潮，许多海外学者将目光聚焦于中国农村的土地制度变革和乡镇企业的发展，中国城市中尚未开始或进展缓慢的变局还未能引起注意，更何况对毛泽东时代城市管理体制的省思。改革的话语将旧体制标签成僵硬的存在，未及梳理清楚就将它弃入了历史。邓博士的选择却不同，他将在上海的科研成果最终形成了一篇关于中国1950年代城市人民公社历史的硕士论文，反思公社组织在城市基层社会管理当中的角色，开启了他的中国城市研究之路。

1980年代末的中国社会变革风起云涌，邓博士不仅是外在的观察者。上海的科研活动结束后，邓博士搬到了北京，并曾在意大利驻中国使馆工作了一段时间。时至今日许多中国的知识分子还在怀念80年代北京开放的文化氛围，热血青年畅所欲言，用各种中国本土的和外来的思想争辩古今。我没有亲耳听邓博士提起过他在北京的经历，邓博士后来在写书的致谢时回忆起他的中国之旅，他的父母目送他离开意大利的小城前往上海，回来时他已是瘦骨嶙峋，一脸杂乱的络腮胡子和长发，随身还带回了两把吉他和轻微的抑郁症。然而这段旅程对他来说又是刻骨铭心的，“使我更有热情去探索中国，解除疑惑和迷思（[it] cemented my passion for the China puzzle）。”

不久之后邓博士就重返学术界，以中国改革开放前后的劳动政策变迁为题撰写博士论文。这一选题承继了他对中国毛泽东时代体制的兴趣，也开始关注改革过程中的体制调整，尤其是经典社会主义的劳动价值（the value of labor）如何适应改革后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研究的契机是1995年版《劳动法》的颁布，新法案对劳动价值在新时期定义和意义的调整，以及由此引发的意识形态和政策执行上的争议，成为他博士论文的焦点。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官方网站上发布的邓博士近照 Stuart Hay/摄影

鉴于劳动法的主要适用群体集中在城市，对劳动政策的研究引导他开始关注城市中的工人阶级，“阶级”也由此成为了他学术生涯的一个关键词，以至后来他转向研究城市中产阶级也是出于“中国除了工人阶级以外是否还有其他阶级”这样的疑问。在1990年代及之后的中国研究领域中，尽管不论是中国国内的还是海外的学者，大多不再愿意使用“阶级”这个在毛泽东时代高度政治化的词汇，他们对市场化改革造成的社会分层和利益分化及其引发的社会影响仍旧是十分关注的。有限度的市场经济发展、私有化和外商投资造就了一批新富人群，在邓正来等中国学者和部分海外学者的眼中，他们构成了中国的中产阶级/阶层，是崛起中的中国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制衡国家的重要力量。而在另一些海外学者的眼中，这些所谓的中产阶级/阶层和国家之间的暧昧关系颠覆了西方理论中对中产阶级崛起必然带来国家权力制衡的假设，而这也是邓博士获奖著作的学术脉络之一。

邓博士的同僚乔纳森·安戈（Jonathan Unger）教授曾经指出，19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和苏联政权的解体在欧美学界掀起一股市民社会研究的热潮，部分海外中国研究学者也亦步亦趋，期待从中国社会中挖掘出具有市民社会潜质的群体和组织来推动社会进步。这股热潮迄今不退。2000年以后中国城市社区中出现的小区业主委员会也因其活跃的维权抗争活动、业主自觉的主体意识引起一些海内外学者的注意，进而被赞颂为新兴的社会组织/力量。

这种亢奋的乐观主义渴望以某种有组织的集体博弈来促进变革，邓博士的获奖著作却给这些乐观主义者泼了两盆冷水。第一盆冷水首先浇醒他们对拥有私人产权的业主的“中产阶级”身份属性的认知。尤其是那第一批拥有自己房产的业主绝大多数都是体制内的人，他们享受了政府的政策优惠（包括购房补贴、住房贷款和公积金等）并和国家维系着紧密的社会经济联系。这层关系意味着这些“中产阶级”并非西方理论预设的独立于国家的私有产权拥有者。第二盆冷水，是邓博士发现，这些业主在言行上也和国家意识形态话语保持一致，并将维权抗争的集体行动尽量控制在国家默许的红线内。在这种情形下，看似独立自觉的业主维权组织实际上是作为国家基层治理的一种形式运作着。

国家的基层治理是近年来海内外新的研究热点。相对于中国国内将基层治理的研究和维稳等政策实践相结合，海外的相关研究似乎更多的是为了借此观察和评估中国执政党及其领导的政府的执政策略和效能。这一观察评估有一项基本预设，即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执政党为维系和巩固其地位必然要对自身作出一些改变以适应新的形势，其社会治理方式的演进也依附于这个逻辑。

在许多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随着市场的扩张，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抬头，国家政权顺应“大市场、小政府”的理想转变自身的职能，从不少原本由福利国家管理的领域退出，让社会人个体在市场竞争中为其自身谋求福祉。部分学者引入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理念，将这种政府退居幕后但依旧发挥影响力的做法命名为新自由主义式的“远距离治理”（governing at a distance）。在中国研究领域，有一派左翼学者也用此说法来概括中国执政党和政府的治理策略，引起了海外关于中国政府和社会属性的争论。

邓博士也将自己的中产阶级业主研究放在这一学术争论的脉络中。这些业主与国家同声的有限抗争再现了“远距离治理”的表象，然而他们对国家的依附身份与新自由主义的假设格格不入。邓博士的后续研究更显示了中国国家治理模式的复杂性，并非既有的西方理论可以涵盖。在做完北京中产阶级社区的研究后，邓博士搬到了有着深厚工人阶级底色的沈阳铁西区，在那里他观察到政府基层权力的持续下沉：国家将市场改革中利益受损的下岗工人重新组织起来成为社区干部，他们既是国家管理和救济的对象，又是国家进行基层管理和救济的执行者，这一身份造就了他们与国家的同声同气，在兼顾自身利益的同时自觉地成为了国家权力的触角，而这正是获奖书名《政府在隔壁》（The Government Next Door）的题中之意。

行文至此，读者应该能够大略把握邓博士的学术研究脉络。从毛泽东时代的城市管理体制到改革开放前后以城市为中心的劳动政策变迁，再到新时期的社区基层治理，“城市治理”一直是邓博士关注的核心命题之一。另一方面，工人阶级作为毛时代城市居民的主体政治身份和改革前后《劳动法》的主要适用群体成为了邓博士前期研究的主要对象，并作为参照系指引他之后的中产阶级研究。

在邓博士的获奖著作中，“城市治理”和“阶级”最终构成了他分析中国都市社会的经纬线。城市治理的经线标题是邻里共识（Neighborhood Consensus），即中国都市大的政治氛围上呈现出国家和社会的合作，造成这种合作的因素既包括国家策略性的治理手段，也有城市居民为自利而与国家协商的智慧。但阶级分析的纬线揭示出这统一共识下的国家针对不同阶级居民采取了大相径庭的治理手段（邓博士称之为社会分组Social Clustering），以及这些居民依照自身处境截然不同的协商智慧。也是通过这种表述，邓博士呈现出国家和城市中不同阶级的居民都是具有政治智慧和务实手段的行动者主体，破除了学界以往对中国国家政权和普通民众同时存在的刻板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