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男是女权主义的敌人么？

看到在微博上闹得沸沸扬扬的“年夜饭分手”事件时，我正在写博士论文第三章。毕业课题立足于人口学，探讨婚姻作为一种机制，如何强化（或消解）社会分层与不平等。论文暂定叫“跨边界婚姻”（Marriage Across Social Boundaries)——种族、教育、阶层出身都是我所关注的“边界”，不过第三章，恰恰写的是中国的城乡。

双方“匹配”的婚姻(Homogamy)——这种“匹配”体现在各个维度，包括但不仅限于种族、教育、工作、宗教、门第等等——是婚姻的主流，这一点不假。不同时间、不同国家地区、对不同匹配维度的实证研究都基本支持这一点。在“匹配”的主流外，男性更能够接受以指标论比自己差的女性，反之则不尽然。当然，这种“男人更能往下娶，女性不太向下嫁”的“不匹配”（Hypergamy）背后，折射着深远的社会性别期待的不平等与性别角色的二元对立分工。

然而这篇文章要探讨的，不是婚姻匹配、不是门当户对。“年夜饭分手”的故事有很大话题性：城市 、农村、凤凰男——几乎每一个关键词，都可以在眼下这个阶层日渐固化、城乡差异明显、性别问题突出的社会引爆讨论热点。这篇文章要说的，是由此事再次沉渣泛起、却并不新鲜的一种所谓“女权”。

以《上海姑娘，不是逃饭，是逃命》为代表的一系列观点，便是这样一种“女权”。在这样的“女权”里，女性、农村、贫困，是完全割裂的。“女权”的表现，是城市女孩跳出嫁入农村的“火坑”——而作者眼中，火坑里灼人的是什么呢？

不是一桌饭上，农村女性不上桌，而是吃饭竟然用了不锈钢餐盘、菜品竟然不按《食经》还把鸡肉切碎了做。

作者毫不掩饰地感慨：

“无论你承认与否，接受与否，建国之后，社会阶层曾经被命运剧烈地晃动，泥沙、粗盐、水、 草根全部黄汤一样地浮沉不定，大家伙都成了一锅浊汤……但这锅浊水，随着时间推移，正在清晰地复归它的自然的分层……该沉淀的沉淀，该轻扬的轻扬。”（《上海姑娘，不是逃饭，是逃命》）

什么叫“自然”的分层？什么是“该沉淀的”？什么是“该轻扬的”？——类似打着女权旗号的话语，实则Classist至极。然而遗憾的是，这样的话语，在如今的网络讨论中，却并不鲜见——就好像“全面二胎”政策后，不少对生育政策的反思，最后都重点跑偏，成了变相的“底层穷人不配生”的阶级优生论。

“匹配”、门当户对是婚姻的主流不假；社会阶层出身更高的孩子能获得更多经济文化社会资本，这也不假；然而这些既有的社会事实，并不能构成价值判断，甚至它们都不具有天然的正当性。一个人自己是否结婚、何时结婚、和谁结婚，外人无法、也不该置喙；一个人自己决定生不生孩子、什么时候生、生几个，更是“身体自治”的根本问题——然而，仅仅根据人口经济学的指标，就对他人进行“配不配（和XX条件的人）结婚”、“配不配做父母”的道德判断，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更糟糕的是，这样的判断，还被冠冕堂皇的打上了“女权”的标签。

在这样的“女权”里，对他人作为个体的理解，对他人的经历与命运，仅仅停留在一个个人口经济学“指标”上，根据指标， 给个体武断地贴上了脸谱化的标签（比如“凤凰男”）， 指标的高低，同时被赋予了一种道德意义与价值判断。在这样的“女权”里，看不到性别问题与其他问题（阶层、贫富、城乡等等等等）的交互。甚至此时的“女权”，成为了新一种排除、隔离，乃至歧视、压迫的机制。

——没什么比这更背离女权的核心了。

我非常爱的一位女权主义者Roxane Gay，曾经在她的TED演讲里，说了这么一段话：

“当我们谈论女性的需求时，必须考虑我们所拥有的其他身份：我们不仅仅是女人，我们是有不同身体、性别表达、信仰、性取向、社会阶层、个人能力的人。看到我们的共同点固然重要，然而同样重要的，是意识到我们之间的不同、以及这些不同如何影响塑造了我们的生命经验。没有这样的包容性，我们的女权便毫无意义。”

博士一年级时，教我们古典社会学理论的教授在课上说的一句话，我至今记得：“没有一个群体，无论是黑人、女性、同性恋、犹太人、穆斯林、新移民等等等等，有资格认为自己足以垄断苦难”。

女权，不只是城市女人的女权、不只是中产女人的女权；女权事业道路上的敌人，不是被概念化的“穷人”、“小地方人”、农村人”、“直男”、“全职家庭妇女”…；女权主义者所要争取的权利与平等，更不是要靠踩着其他“弱势群体”上去得到的。女权的实质，正在于其“包容性”（Inclusiveness），正在于所追求的，是作为人的平等、康乐、自由——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将和自己反对的，毫无差别。

（本文首发于作者个人微博@一音顷夏、豆瓣@翕如，原标题为“‘凤凰男’家的年夜饭——谈女权主义的包容性”，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