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社会学｜社会的反向运动：平台为什么塌了？

2021年的全球互联网平台，人设集体崩塌。

在中国，阿里爆出了臭名昭著的“破冰文化”、性侵事件，曾经引以为傲的武侠精神、花名文化被网友们骂得狗血淋头。

在市民生活领域，巨型平台入侵社区团购，引发了大众对“高科技人工智能公司”偏偏热衷于在菜场里和小商小贩们争抢三瓜两枣的担忧。

在教育领域，科技公司和背后的平台投资者们打着“您来，我们培养您孩子；您不来，我们培养您孩子的竞争对手”的口号，将九年制义务教育卷入了商品化的漩涡（我知道相比老土的“九年制义务教育”，美国所谓的K-12对投资者来说是更为性感的说法，但是请读下去，你很快会发现“义务教育”自有它的道理）。

更早一点，在金融领域，各种小贷白条催发的消费主义，刺激着尚未走出校门的年轻人；在交通领域，打车平台的安全隐患和监管规避一直是高悬头顶的达特摩斯之剑；在媒体社交游戏领域，上瘾算法和低俗推荐的问题始终悬而未决。

与此同时，“996是福报” 将一向置身劳工关系之外的程序员和那些“困在算法里”的外卖骑手们联合了起来，奇迹般地催生了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的攻守同盟。

一时间，电子商务、线下交易、教育、金融、交通、媒体，几乎所有与大众生活息息相关的领域都被卷了进来。

与此同时，性别关系、城乡关系、劳资关系、金融化、商品化、市场垄断，社会学家们研究了一辈子的敏感问题都爆了。

互联网研究者们灌水的黄金时代来了。

在大洋彼岸，这一波平台崩溃的浪潮要来得更早一些：

2016年，社交平台脸书 (Facebook) 就已经卷入了操纵总统大选的“剑桥门”（Cambridge Analytica），一时间有关隐私、虚假信息、出卖用户资料、影响选票的指控把小扎（Mark Zuckerberg）频频带入国会听证现场。

另一头，打车平台优步（Uber）几乎是从出生起就深陷劳工问题的深渊无法自拔，在到底是把司机归类为“正式工”（并负担其所有社会保障）还是“临时工”的问题上负隅顽抗，频频引发街头抗议。

电商平台亚马逊（Amazon）除了因为收购线下超市全食（Whole Foods） 引发各种关于垄断的担忧，还在对其仓库工人的严密监控上爆出过丑闻——《纽约时报》甚至挖出了当年这位电商巨头想为仓库工人设计手环、搜集各种生物信息，从而进行实时监控（包括如厕时间）的专利证明。

最后，就连号称永远 “不作恶” 的谷歌（Google）也不可避免地陷入了“设计上瘾”的泥潭，连自己的“设计伦理学家” 都反了水，公开指责硅谷这批互联网大厂的用户体验部门熟练使用一系列“设计黑技巧” （Dark Patterns），拼命延长用户的在线时间，使用户对各种网络程序上瘾 。

​​往前追溯二十年、十年，甚至五年，这一切都是不可想象的。

彼时，谷歌仍然是自由世界的守护之神，搜索的世界无远弗届。内容分享平台们以一己之力穿透传统媒体垄断，不仅号称能为蝇头小民们提供24小时不间断的私人定制信息流，顺便还创造了人人可以发声的新媒体2.0。社交平台们则声称自己一手缔造了“地球村”，打破社交藩篱，赋能世界各地的网友，实现实时联动。

另一边，新兴的科技金融平台们以推翻陈腐僵化死气沉沉的金融巨头为己任，致力于用“大数据”为所有没有信用记录的“小人物”和“小企业”们提供贷款。神奇的“共享平台”们——单车、雨伞、充电宝 ——曾经是最火最酷最环保的新经济方向和超级风口，谁也没有料到之后会出现“共享单车都市坟场”的世界八大奇景。

如今这一波泥沙俱下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

当年举起宝剑要为乡民铲除恶龙的少年，为什么最后自己成了恶龙？

如果粗略数来，大抵有以下三个原因：

其一，当下绝大部分平台的生存模式，仍然是在“数据商品化”的 （commodification）基础上衍生的，这就意味着，他们会在利润的驱使下，继续将更多的社会领域“商品化”。

早在2006前，在整个世界仍在为“信息时代”的金色余波欢呼雀跃的时候，批判政治经济学家丹·席勒（Dan Schiller）出版了这本名为《信息拜物教》（How to think about information）的著作。书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历史性梳理，就是追溯了“信息” 是如何从15世纪的英国开始，从一种资源变成一种商品，被一步步裹挟进资本主义的扩展性秩序里的；而这一信息商品化的过程本身，又是如何重构了资本主义的组织结构和生产关系，从而催生了当时名噪一时的“信息资本主义” （information capitalism）。

席勒指出，资本的生产和扩张的一大核心动力，就是要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商品化，纳入到资本积累的范畴中来，从而追逐高额利润。而那些之前因为种种原因无法被商品化的领域（譬如，个人隐私、注意力、有效互动时间，甚至情感），会因为科技的发展、资本的推动、政策的放松，以各种不可思议的新形式被商品化，纳入资本运作的闭环。

二十年前，这种商品化的新形式也许叫“信息”；平台时代，这种新形式可以叫做“数据”。

大部分平台的生存模式，在今天，仍然深深地依赖于“数据商品化”。譬如，支撑打车平台高额估值的，并非其年利润，而是它所掌握的垄断性的数据资源。事实上，如果观察大部分的平台年度财报，你会惊讶有多少其实是在严重亏损中强行上市的。

又譬如，对内容分发和社交媒体平台来说，免费服务的背后，是用户私人数据的商品化——也就是说，平台会将你的隐私、注意力、网友互动，点赞，甚至情感波动抽象成数据分析，进而整合打包，和更多用户的数据结合，形成用户画像，以求更精准的广告定位。

这就是所谓的： 当一个线上服务是免费时，你就不再是顾客，而是商品。

其二，今日很大一部分平台的崛起模式，背后是一种“短视”的风险资本逻辑，平台们会在资本的驱使下，规避真正的万米赛道的科技创新，选择进入“疯狂补贴—疯狂垄断”的50米快跑道。也就是说，平台们在风险资本的推波助澜下，不考虑未来的可持续发展，不考虑目前的创新问题，甚至也不考虑当下的盈利问题，“先做大”再说 (get big first)。

这种神奇的资本逻辑，不是互联网平台独有，却因为种种历史机缘，在互联网平台的时代发扬光大。如果我们观察各大平台发家史，很明确的一点是，他们在有大批风险资本投入之后，就会拼命用补贴的方式占领市场，挤跑竞争者，以求形成垄断。中国打车平台、外卖平台、社区团购平台的崛起，就是一部“巨额资本—疯狂补贴— 寻求垄断”的三部曲。

传播学者迈特·克雷恩（Matt Crain）在研究了美国互联网广告业和金融资本相爱相生的历史之后，总结出了“先做大” (get big first) 的商业规律。他指出，风险资本具有非常明显的“短视性”（short-sighted）——也就是说，这一类型的资本在进入平台之后，很少会长期持有，大部分会期望在最短的时间内套利退出，寻找新的投资热点，这会导致互联网企业无节制、无理性的扩张。克雷恩认为，这种“短视性”直接导致了2000年前后的网络泡沫破灭。同样的，类似的资本性质也决定了今日的平台企业必须在疯狂补贴-疯狂垄断的两极往返跑 。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平台本身的崛起模式，受限于背后资本的结构。

其三，一小部分的巨型平台，在最近的十年里实现了所谓的“基础设施化” （infrastructuralization)；而随之引发的，就是基础设施的公共性和私有平台的逐利性之间的矛盾。

所谓的“基础设施化”，是指平台们在“做大”的过程中，依靠巨额资本的加持，渗透进了当代社会的方方面面，成为社会运作的底层结构。譬如，曾经的电商公司，不再局限于电商，变成了物流、金融、云计算、线下……层层覆盖的巨无霸。早在2015年，阿里就曾经在一封致股东的公开信里说过： “我们认为未来阿里巴巴提供的服务会是企业继水、电、土地以外的第四种不可缺失的商务基础设施资源。”

像之前我们讨论过的那样【link：平台拒止：该用户不在服务区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8809025】，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助理教授让―克里斯托夫·普兰汀（Jean-Christophe Plantin）曾经用谷歌和脸书的例子阐明了在大洋彼岸，私有平台企业是如何逐步成为当代生活的基础设施的——对西方的公众来说，谷歌和脸书变成了像水、电、煤一样的日常所需，不可或缺。2021年中国互联网巨型平台全面崩塌，其影响力涉及公众生活的方方面面，几乎无所不包， 正是平台“基础设施化” 在此时此地的显现。

然而，正如在第一点里我们所讨论的那样，大部分平台的当前生存模式，仍然是商品化；一旦平台变成“基础设施”，其逐利模式会试图将之前排除在市场体系之外社会领域卷入商品化的浪潮。一个再明显不过的例子就是最近的教育平台治理。回到本文开头：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语境下，“九年制义务教育” 有其非常重要的政治含义——平台把“义务教育”替换为舶来的“K-12”，遮蔽的这是这一阶段基础教育的公共性。

而将公共教育作为“基础设施”保护起来，屏蔽在风险资本，市场逻辑，和商品化的浪潮之外，是教育平台治理的第一步。

每一年秋天，在一间以科技闻名的大学，教一门批判性的社会学课程，我一直战战兢兢不敢过于“批判”——总想着平衡一点，间歇性地也指出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优点一二三四五。

直到去年的一节课上，一名曾经的微软员工公开发问：这门课名叫“AI社会学”，为什么我们不能多谈谈资本肆虐、劳工剥削、性别种族阶级歧视、地缘政治、虚假信息、隐私监控和平台审查？开发各种超级算法真的有助于解决这些问题吗？还是它以另外一种所谓的“高科技”的形式加深了这些问题？

一个时代过去了。

1944年，奥地利经济史学家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写下了一代名著《大转型》（The Great Transformation）。其中有一段经典的关于“双向运动”（double movement）的论述，在今日的平台时代读来也毫不过时。

波兰尼说： 在19世纪以前的西欧，市场是嵌入在社会之中的，受到社会的约束。之后，由于种种原因，市场脱离了社会的约束，向外不断衍生，这一运动开始破坏原有的社会-市场之间的平衡关系，造成市场逐渐主宰社会各个层面的局面。然而，这一运动进行到某个极致之后，又会引发第二波运动，也就是所谓的社会群体的“反向运动” 。在第二波运动里，社会群体会通过种种方式（包括法律和政策），对市场进行再次干预，重新试图将市场置于社会的控制之下。

“The expansion of market forces would sooner or later be met by a countermovement aiming at conservation of man and nature as well as productive organization, and using protective legislation and other instruments of intervention as its methods” (pp. 130-134)

也许，现在，我们已经走过了平台扩张的这一段，迎来的，是第二波的社会反向运动。

参考资料：

 【1】Crain, M. (2014). Financial markets and online advertising: Reevaluating the dotcom investment bubble.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17(3), 371-384.

 【2】Polanyi, K. (1944).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Boston: Beacon Press.

 【3】Schiller, D. (2006). How to think about informatio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4】马云：阿里巴巴是水、电和土地之后的第四大基础设施，http://tech.sina.com.cn/i/2015-10-09/doc-ifxirwnr6848903.shtml

【5】Plantin, J. C., Lagoze, C., Edwards, P. N., & Sandvig, C. (2018). Infrastructure studies meet platform studies in the age of Google and Facebook. New media & society, 20(1), 293-310.

 【6】Shen, H. (2021). Alibaba: Infrastructuring Global China. Rout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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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沈虹，毕业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传播学系，现任职于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她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新兴科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