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东亚（十七）〡 逃犯与圣徒：东亚遇上天主教

基督教传入东亚世界，最早可以追溯到唐代以前由西域而来的景教（起源于叙利亚的聂斯脱里派），但各教派在元末后衰微，其对现代东亚的影响远不及16世纪由欧洲经海路而来的天主教。而谈到天主教与东亚的相遇，以及由此导引出的两者间一大段恩怨情仇，都要从两个人的相遇讲起。此二人，一个是后来基督教历史最著名的圣人之一，西班牙人方济各•沙勿略（Francis Xavier），一个则是日本逃犯弥次郎（Anjiro或Yajiro）。

今天，我们对弥次郎的生平乃至生卒年代皆知之不详。他生活在九州南端的鹿儿岛，早先是萨摩藩的一名武士，文化不高，后因杀人逃亡。彼时，葡萄牙商船已经和九州有了接触，1543年火绳枪首次由种子岛传入日本，此后九州沿岸葡萄牙商船往来频繁。弥次郎在这里遇到一位葡萄牙船长。虽被日人视为“南蛮”，但这位船长倒是愿意帮助弥次郎逃离日本，还为他写了一封推荐信。但是阴差阳错，弥次郎拿着信，误跑到另一个葡萄牙人Jorge Alvares的船上。这次搭错船，改变了弥次郎的生命轨迹，也成就一段历史。

我们不清楚弥次郎如何和这位Alvares（与首次抵达中国的葡萄牙探险家同名，但非同一人）沟通的。后者听了他的经历，就提出带他到已经为葡萄牙占领的马六甲，找正在当地传教的耶稣会士沙勿略，说沙勿略是高人，更适合听他的告解。弥次郎带上他的随从，兴冲冲来到马六甲，但不巧沙勿略刚好离开。

无奈之下，弥次郎只好找了条船回日本。结果碰到风暴，被吹到中国沿岸。塞翁失马，他在那儿见到另一位葡萄牙船长，船长告诉他沙勿略已回马六甲，并把这位一心寻道的日本人一同带回。终于，在1547年12月，日本逃犯见到了慕名已久的欧洲传教士。

弥次郎用他学会的一点点洋泾浜葡萄牙语，向沙勿略求教，并向后者介绍日本。大概对弥次郎而言，沙勿略向他讲述的基督教相当新鲜，至少和他熟悉的日本佛教颇为不同，他决定追随沙勿略，和他一起回到当时耶稣会在亚洲的大本营——印度果阿。在那里，弥次郎进一步学习葡萄牙语和基督教教义，并受洗成为“圣信保罗（Paul of the Holy Faith）”，成了有史料记载的日本第一位天主教徒。

而这次相遇对沙勿略的震撼，恐怕远远大于对弥次郎的。尽管葡萄牙商人已早他几年接触到日本，但这位饱读经书、意志坚定的传教士从来不曾听到世界上还存在这样一个迷人的国度。按照沙勿略记述的弥次郎的说法，日本由一个“国王”统治，秩序井然，法度森严，文明昌盛。人们知书达理，信奉“宗教”，定期去“教堂”和“教士”交流。日本人的“宗教”，像基督教一样，膜拜一个创世之神。而创教者（Xaqua），和耶稣基督情况类似，也是由神托梦而生，长大成人后四处传教，劝人抛弃旧神，改信新宗。千百年来，不但令本国（Chenguinquo）人改变信仰，而且成功让中国人改宗，新教就是由中国传到日本的。像罗马一样，直到今天，那里仍可见古代宗教偶像。另外，这位创教者还说，唯一的创世神订立了5条戒律（不杀生，不偷盗，不奸淫，不执着于不可救赎之事，宽恕伤害）——沙勿略记载这话时，大概会觉得和摩西十诫有几分相近。他显然不清楚，弥次郎所说的那个神国就近在眼前，在他所在的印度。

弥次郎还对沙勿略许诺，说日本人崇尚理性、一心向化，不出6个月必能全数受洗。因为日本经书律法上早有规定，万法归一，而日本民众实在太需要一部善法来替代他们现行的律法。而在他看来，没有任何律法比基督教更完美；自己受神赐福至大，满心欢喜，只因他本人为神选中，将基督教士引至日本。与此同时，那位帮助过弥次郎的Alvares船长也向沙勿略汇报说，日本是个文明程度很高的地方，其描述正可和弥次郎的相互印证。

就这样，沙勿略决定，必须去日本，完成自己的使命。他花了一段时间，向耶稣会和资助耶稣会的葡萄牙国王解释，日本要比印度更重要。得到许可后，立刻携弥次郎、另两位耶稣会士和两位仆从动身，在1549年8月，登陆鹿儿岛，开始了在日本的传教。

和弥次郎的情况不同，关于沙勿略和他的日本之行，数百年来各种研究记载汗牛充栋。一般讲到基督教“传入”东亚，都以沙勿略为重点。

沙勿略1509年生于纳瓦拉王国（后并入西班牙王国）一个贵族家庭，后家道中落，很小就住院修道。19岁时，被送到巴黎大学进修神学。在那里，他和另一位来自西班牙的贵族子弟依纳爵‧罗耀拉（Ignatius of Loyola）成了室友。罗耀拉行武出身，立志要当保卫天主教和教宗神圣地位的战士。后来，这位室友创立了耶稣会（Society of Jesus），受他影响，沙勿略成了该教团最初的6位创始人之一。

成立耶稣会的直接目的，是为了对抗当时欧洲如火如荼的新教改革运动。马丁•路德宣扬“因信称义”，他发表批评天主教会的《九十五条论纲》，被好事者翻译成德文，借由新出现的古滕堡印刷术四处散播，德意志人心思变。就在罗耀拉和沙勿略开始求学巴黎大学时，约翰•加尔文刚刚从那里离开，数年后他的改革宗席卷西欧，更大大动摇天主教的道统。

耶稣会虽坚持罗马教会正统性，但罗耀拉等人也看到教廷内部的腐败，主张在体制内改革。他们一方面全力捍卫教皇的神圣权威，另一方面则吸纳人文主义运动的成果，让天主教焕发出新的面貌。罗耀拉以军队方式管理耶稣会，纪律严明。会员不但要经过极为严格的神学训练，还要通过其他科学及人文学的训练，凡入会者要宣誓安贫、守贞、服从。最后成为正式的神父还要宣誓效忠教皇。耶稣会士注重行动，他们广设学校，并且积极向海外宣教，开辟天主教新的版图，以抗衡新教在欧洲日益扩大的影响力。

此时，大航海时代已经开启。欧洲各国为绕开奥斯曼帝国，寻找通往东方的商道，大量投资探险事业。哥伦布本想开辟印度航路，却误打误撞“发现”美洲，刺激得当时两大海上强国：西班牙和葡萄牙，对海外殖民地的争夺日趋激烈。受伊斯兰世界崛起影响，中世纪欧洲一直传说，在奥斯曼东方，存在着一个由祭祀王约翰（Prester John）统治的基督教神国，如能找到该国，定可东西联手，阻击奥斯曼。总之，种种现实利益和意识形态纠缠下，罗马教廷和两大海上强国建立亲密同盟，共同拓殖欧洲之外的世界。

经教皇调解，1479年和1529年，西葡签署《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和《萨拉戈萨条约》，差不多把地球东西对半瓜分，西班牙负责开拓美洲和太平洋西部（包括菲律宾），葡萄牙则拥有从巴西东部以东，包括非洲和亚洲大部直到印尼群岛的地域。

于是，耶稣会的亚洲事业，在教会方面有罗马教廷支持，在世俗方面就由葡萄牙资助。1510年，葡萄牙侵占了印度西岸的果阿，建成葡在印度洋最重要的殖民据点。翌年又攻下马六甲，作为在东印度群岛的战略基地。很快，葡萄牙商船便游弋在中国南部沿海，并在16世纪中期进取澳门和日本九州。以后欧洲耶稣会士前往东亚，都是先在葡萄牙停留，然后经果阿、澳门或马六甲，前往中国内陆和日本。

沙勿略是耶稣会第一位海外传教士。他的任务，是前往果阿，为殖民当局提供宗教服务。但沙勿略厌恶殖民者在当地的堕落行径，他的理想始终是开辟新的天主教国度，因此在1542年抵达后，便热衷于向当地民众、特别是下层民众传教。尽管他获得底层欢迎，但在种姓等级森严的印度，他始终无法成功劝服统治阶层。在印度，他也从来没有想过要用当地语言传教。接受基督教，就意味着全盘接受欧洲文明（包括语言）。这更令当地精英层对他缺乏兴趣。

带着遗憾，1545年，他离开印度，前往马六甲和摩鹿加群岛传教两年。正是在这个期间，他遇见了弥次郎。可以想象，当听说存在日本这样一个高度发达、又极具宗教精神的国家，沙勿略内心炽烈的宗教热情和对于东方基督国度的幻想立刻点燃，他宁可放弃在印度的地位，也要去日本。

那么，一个完全不懂当地语言，连基本情况都没搞清的人，如何在这个陌生的国度传教呢？毫无疑问，在初期，他必须全力依靠弥次郎。鹿儿岛是弥次郎的故乡，沙勿略受到当地人的热情接待。经弥次郎翻译后的教义，民众似乎也很买账。而弥次郎对本土宗教的不满也很确实：长期以来，日本佛教宗派与政治集团相互介入，沆瀣一气，争权夺利。老百姓期待、也欢迎能带来真正精神慰藉的新信仰。

直到对当地情况和日语略有了解后，沙勿略才发现其中的问题：弥次郎就像在马六甲和印度时那样，基本把基督教用佛教概念来理解了。比如最为关键的“神”（主）、拉丁文Deus一词，被弥次郎翻译成Dainichi（日语“大日”）。而“大日”对日本民众而言太好理解了：这不就是真言宗常说的“大日如来”，佛祖的化身嘛？再加上沙勿略从印度来，日本人直接把他当成是天竺高僧，来传播一个新的佛教宗派。

沙勿略再度陷入困惑：日本太复杂了，跟他想象的完全不同。时值战国，沙勿略曾想去京都面见“国王”，却发现“国王”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尽管经过一段时间，沙勿略的传教获得成功，但这时他又产生了新的想法。他知道日本的文章制度多取法中国，如果能成功将中国变成天主教国家，那么源正则流清，日本的基督教化不是顺理成章吗？于是，停留两年后，沙勿略重新整装出发。在前往中国途中，船到广东上川岛，他一病不起，于1552年去世。

所有人谈到基督教传入东亚，沙勿略都是绝对主角。但问题是——基督教真算是沙勿略“传给”日本和中国吗？换个角度看，难道不是弥次郎千辛万苦，主动“拿来”以救治家乡的吗？可是，说到弥次郎，似乎他一生最有意义的事情，就是作为逃犯，巧遇了沙勿略。沙勿略死后，尸身不腐，至今仍存放在果阿，供人瞻仰。他的事迹也很快神化，1662年被封圣。至于弥次郎的结局，我们知之甚少，有人说他在沙勿略离开日本两年多后，因宗教迫害再次出逃，当了海盗，后在中国死于倭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