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东开发“十八勇士”之一、外高桥董事长舒榕斌届龄退休

舒榕斌申请辞去公司董事长、第八届董事会战略与发展委员会主任委员、第八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等职务。

外高桥的“舒榕斌”时代正式结束。

2月17日晚间，外高桥公告称，公司董事会近日收到公司董事长舒榕斌的书面辞呈，舒榕斌因已届法定退休年龄，申请辞去公司董事长、第八届董事会战略与发展委员会主任委员、第八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等职务。

17日晚，舒榕斌短信回复澎湃新闻称，“浦东情结永存”。

作为当年浦东开发的“十八勇士”之一，舒榕斌出生于1955年8月，现年60岁，也被外界视为上海浦东新区外高桥领军人物，其招商运作的超前思维，成为了工业地产运作的典范。

舒榕斌与浦东开发结缘于1990年，当时其被抽调至浦东开发办，1993年美国公派学习归国后，舒榕斌选择了外高桥管委会，随即开始了一段长达23年的外高桥开发之路。

之后，舒榕斌历任外高桥管委会经贸处处长、外高桥管委会助理、上海外高桥保税区联合发展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2005年8月开始担任外高桥集团党委书记、总经理。

舒榕斌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在外高桥工作的日子里，每天都有新的挑战，创业的激情也让舒榕斌不断的思考，抓住不少机会，其也为外高桥发展的转型打上自己的烙印。

据舒榕斌介绍，当他还在外联发的时候，偶然听到有人谈论“第三方物流”，之后自己查阅资料，说服董事会，寻找合作合办，成立了集团内的第一家第三方物流公司，而如今，外高桥保税区内已有数千家物流企业。

对于舒榕斌而言，其不仅经历了浦东开发，还见证了上海自贸区建设。

“俯首甘为孺子牛，他的经验对于外高桥而言，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我相信没人比他对外高桥的感情更深。”一位外高桥人士向澎湃新闻如此描述了舒榕斌。

该人士表示，舒榕斌带领下的外高桥集团主要经历了保税区开发和自贸区开发两大阶段，“在保税园区时代，外高桥成为全国最大的保税区，尽管只有货物贸易；而升级为自贸区后，这个调整对每个人都个冲击，加上扩区的因素，都在探索，尤其对于老牌企业而言，都很痛苦。”

在上述外高桥人士看来，舒榕斌完成了多件值得称道的事情，最近的就是去年8月开启的整体上市大幕。

当时外高桥发布了一系列公告，包括更改上市公司名称为“上海外高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控股股东上海外高桥（集团）有限公司部分资产，以及受集团委托管理多项非上市公司资产。“从2009年开始，舒榕斌还整合了外高桥集团内多家子公司，成立了营运中心，在集团内部努力消除了不必要的内耗。”

外高桥17日的公告还称，同时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议，董事会同意选举刘宏担任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刘宏不再担任公司副总经理一职。

“今天早上外高桥股票封涨停，或许就是一个信号，既是资本市场对舒榕斌过去成绩的肯定，也是对未来班子的期许。”该人士称，舒榕斌退休，刘宏接棒，加上通过市场化招聘成为外高桥股份总经理的刘樱，“60后的刘宏有经验，70后的刘樱有冲劲，这种搭配令人期待。”

刘宏

男，1962年5月出生，汉族，经济师，大学本科学历，中欧国际工商管理学院 EMBA 硕士。曾任上海外高桥保税区联合发展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上海市外高桥保税区三联发展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上海外高桥（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现任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党委书记、副总经理。

舒榕斌

1955年8月出生，高级经济师，中欧国际工商学院EMBA毕业。

1984年10月-1988年10月 任上海市委办公厅秘书，1988年10月-1990年05月任上海市经济信息中心国际部主任，1990年05月-1992年04月任浦东开发办公室项目处处长，1992年04月-1997年03月任上海外高桥保税区管委会经贸处处长，1997年03月-1998年06月任上海外高桥保税区管委会主任助理。

1998年06月-2005年08月 任上海外高桥保税区联合发展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1999年11-2005年08 月任上海外高桥（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2005年08月-至今任上海外高桥（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

以下是《上海国资》杂志2013年1月刊发的舒榕斌文章。

舒榕斌：刻下浦东开发的年轮

我很庆幸自己能够参与浦东这场意义重大的开发开放，见证这段历史，并坚守到现在

自1990年5月从上海市计委调到浦东开发办公室后,22年来,舒榕斌再没离开过浦东。至于今后,他说,对浦东的投入太多,感情太深,已无意再离开了。

他曾经是当年浦东开发的“十八勇士”之一,现在是浦东四大开发公司之一——外高桥(600648,股吧)集团的党委书记、总经理。

遥想22年前,舒榕斌刚过35岁,已是上海市计委下属经济信息中心的国际部主任,亦是上海滩为数不多的涉外咨询公司总经理。“涉外咨询公司和国际部是两个牌子,一套人马,咨询公司主要是为上海市政府决策提供海外信息报告和专题分析。在当时,外资进入中国,必须要经涉外咨询公司做代理。”舒榕斌对《上海国资》解释。

也许正因为他有与外资打交道的背景和经历,1990年浦东开发之际,上海市委组织部在各委办抽调人员时,他作为第一批18名公务员被选中。而这18名公务员,其时即被称之为“十八勇士”。

开发办的青葱岁月

舒榕斌至今仍记得,1990年4月,当时上海市经济信息中心的领导对他说的话：组织上定下来,你被抽调到浦东开发办。

当时,舒榕斌刚休完婚假,听到这个消息,一时间还没反应过来。“说实话,我当时有一些思想斗争,一来,我对经济信息中心的工作非常熟悉，很舍不得；二来,家里离办公室很近,骑自行车只消5分钟；三来,那时刚结婚,考虑到很快有小孩,就没办法照顾到家庭了。”

不过,舒榕斌从内心深处觉得浦东开发有着历史性意义,而他又是抽调人员中年龄最小的,充满了创业的理想。“浦东有着极大的发展空间,我有一份改变它的渴望,也觉得自己应有一份责任。”年轻的舒榕斌很快就下定了决心。

1990年4月18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在上海宣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同意上海市加快浦东地区的开发,在浦东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的政策。5月3日,浦东开发办公室揭牌,第二天,舒榕斌就作为项目处负责人,在浦东大道141号上班了。“因为我有与外商打交道的经验,就承担了开发办接待客户咨询的工作。”

其时的浦东,前来询问政策的外商纷纭而至,开发办可谓门庭若市。“有一个记者想采访我,但一直插不上嘴,在第二天的报道中,形容我就像是大医院里的门诊医生,一房间的人都在等待着我,匆匆忙忙,都没空喝一口水。”舒榕斌回忆道。

不过,尽管场面挺热闹,但实际落地的项目却比较少。主要是当时的外资企业对中国的改革开放还抱有很大的疑虑,而浦东开发的政策是一边开发一边招商,初期的浦东四大开发区内满目尽是农田,基础设施尚在建设阶段。“我记得曾经带一个韩国商人赴外高桥一带考察,到外高桥港口时,只见大片的芦苇荡。韩国商人难掩怀疑和嘲讽,问我,你们是不是真的开发？这得要多少年啊？”舒榕斌坦言。

环境之艰苦可说是浦东创业的普遍状态,就连开发办的办公室也十分简陋。一个处室合用一间房三张写字台。普通办事员每人就一个抽屉。经费有限,人少事多,办事就靠走路、骑车、挤公交。

“晚上经常加班,很多外地来的大学生睡在办公室里,办公桌即为床铺,虽然累,但大家都很投入,晚上不加班反而觉得不正常。”舒榕斌感叹道。

虽然条件艰苦,但时有乐趣。“当时,办公用具笔记本是统一的土黄色粗纸封面,印有机密的字样,表面十分粗糙。我就向开发办的领导争取,说项目办是要和外商接洽的,笔记本又小又太不好看,请特批买一些漂亮的笔记本。后来,领导还经过研究,特批项目办购买彩色塑料笔记本。那时候,大概是20多元一本,项目办人手一本,走出去比往常神气一些。”

为消除外商疑虑,中央企业带头落户浦东。大概半天时间,浦东开发办就要谈成4—5块土地批租,15—20分钟上海市规划局即批复好了。工作相当紧张。据说,当时开发办底楼有一块小告示板,从早到晚,项目办的接待任务都排得满满的。

1992年,在项目办工作两年后,舒榕斌被公派去美国学习工商管理,1993年回国。外出学习亦曾引起争议。一部分意见认为浦东开发正处于初创时期,人手少、事务忙,主张不应再派员出国。但时任浦东开发办领导却认为,越忙越要出去学。这样,一批浦东开发的“大将”就被送出了国,一年后悉数返回。“当时我们年轻,充满了理想和激情,认为浦东开发的大事业正需要我们回来发挥作用。”舒榕斌表示。

而正是在舒榕斌出国的那一年,1992年春天,邓小平发表了著名的南巡讲话。其后,他来到上海,再次谈到浦东开发：“浦东开发比深圳晚,但起点可以更高。我相信可以后来者居上。”为落实讲话精神,上海迅速提出了一个重要决策,并经过国务院批复——决定从1993年1月开始,浦东新区建制为一个整体的行政区。自此浦东在建制上获得了更有利于统一规划和高效工作的保障,也拥有了登上国内外交往舞台的整体身份。

6000多家企业,一家一家引进来

舒榕斌回国后,“当时有两个地方可选,一是浦东新区管委会经贸局,一是外高桥管委会,我选择了后者。”舒榕斌回忆。

实际上,对于舒榕斌来说,外高桥比浦东开发办离家更远。其时他的家已搬到浦东,但到外高桥去,感觉上像是出了上海，去了某个不熟悉的地方。尽管如此,舒榕斌心里充满的是创业的激情。

舒榕斌在外高桥管委会担任经贸处处长,3年后的1996年担任外高桥管委会主任助理。但很快,又被任命为外高桥保税区最大的开发公司——外高桥保税区联合发展有限公司的党委书记和总经理,2005年担任外高桥集团党委书记和总经理至今。在他的回忆中,在外高桥工作的日子里,每天都有新的挑战。“我们接待客户,他们提出诉求,我们考量其是否符合国际惯例和中国国情,也许一个新的诉求就能够推动管理政策甚至法律的改变。这样,每天都会逼着你去学习与思考,去寻找答案。”舒榕斌表示。

但每一项政策的改变都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1990年,尚在浦东新区开发办时,舒榕斌就曾参与起草制订全国第一个保税区货物出入境管理规定。不过,等他来到外高桥时,发现规定有不完善的地方,亟需突破。“当时政策中有一条规定,国外进入保税区的货物如果最终的去向是中国内地市场,就不能进保税区。换句话说,外高桥只能做转口贸易。而事实上,来外高桥的外商货物中只有10%是做转口的,大量货物都要通过保税区进入中国市场。”舒榕斌希望政策对此放开。

机会来临很偶然。恰逢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岚清和海关总署领导来浦东考察。“领导听了汇报,也觉得政策确实有一些问题。没多久,这条规定就取消了。外高桥迎来了保税区进出口的大发展。”舒榕斌说。

1995年—1996年,浦东掀起一波外资企业落户的浪潮。特别是1996年上海出台《上海外高桥保税区条例》之后,落户外高桥的外企达到了2000—3000家。舒榕斌至今还记得,第一家落户外高桥的外资外贸公司是日本伊藤忠商社,第一家加工型企业是日本的JVC,第一家物流仓储企业也是日本的丸红。“在浦东开发中,日本企业是敢于吃螃蟹的,即便目前6000多家企业中,日本企业数量仍占据外资第一位的。”

日本伊藤忠商社开拓市场的韧劲给舒榕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舒榕斌回忆说,“当时不允许外资在中国内地设立外贸公司,尽管伊藤忠商社位居日本9大商社之列,但困于政策限制一直无法落户。”

但他们并不气馁,长期驻扎在北京和上海熟悉了解政策,并与相关部门沟通咨询,最终等到政策放开,成为了第一家落户中国的外资贸易公司。当时的中国对外贸易部审核后，对伊藤忠商社进入中国发出了标志性的1号文,为此后外资贸易公司进入中国打开了大门。

这亦奠定了外高桥保税区未来的招商引资对象：以外资企业为主,以国际贸易为主。“外高桥这6000多家企业,一家一家都是我看着如何引进来的,他们成长了我会很高兴；如要离开或者撤资回国,我会非常难过。”舒榕斌说。

但总是会有企业离开。“2002年INTEL公司将他们全球芯片分装测试工厂落户外高桥,但2007年初，他们作出了撤离外高桥的决定。记得是春节后上班的第一天,INTEL公司打电话给我说,等中国的元宵节后,INTEL的中国区总裁要和地方政府领导见面,传递一个信息。我预感到会发生什么事。到了浦东新区领导和INTEL公司高层会面之时,他们果然说,要转移到成都去,那里有一块地是完全仿照外高桥布局设计的,厂房也一样；还说公司已通过相关程序,决定不会改变。我听后,回天无术,顿时觉得那几天天都是黑的。”舒榕斌坦言。

不过,没过几年,INTEL公司将他们的研发总部又迁回到了外高桥。这并不令人意外。因为舒榕斌早已深知,浦东虽有自身优厚的条件,但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土地资源减少,开发成本增加,外高桥必须转型升级。“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外迁的同时,我们要创造环境吸引跨国企业的决策、研发、销售总部前来落户。”舒榕斌说。

从INTEL的选择可知,外高桥的努力已被人看到。

不断改变

事实上,外高桥保税区从一开始就不断地在尝试改变。

据《上海国资》了解,外高桥保税区20多年的发展历程,大概经过了3个阶段,1990年至1999年,以大规模土地开发为主,“七通一平、招商引资是当时日常工作”。2000年至2005年,为土地与功能开发阶段,外高桥集团由开发建设转向管理服务。2006年至今,外高桥进入功能深化和开发模式转型阶段。

这种改变虽然是客观形势发展的必然,亦深深打上了舒榕斌的性格。

记得他尚在外高桥联合发展有限公司时,偶然听到有人谈论“第三方物流”,舒榕斌不明白什么意思,询问的人里面也没人知道,他马上想到去上海图书馆查资料。“那时,周末就休息一天,我利用这休息时间去弄了个清楚。”舒榕斌说。

他觉得公司可以创建第三方物流公司。然后,他给公司各业务部门上课,一起研究,第三方物流是否可行,如何建立？“我刚开始提出来时,反应并不热烈,经过各种场合反复地讲解分析,慢慢地赢得了支持。”于是,舒榕斌再说服董事会,寻找合作伙伴,建立了外高桥集团系统内第一家第三方物流公司。“成立第一年亏损了250万元,但我对物流公司总经理说别着急,还送了他一本书《利润再增》为他打气。”舒榕斌饶有兴趣地回忆说。2012年，这家物流公司净利润达到了8000万元。“创业的激情让你这么去做,这么去思考,否则就会丧失掉很多机会。”

目前外高桥保税区已有1000多家物流企业,全球排名前20名的物流企业均在这里落了户。“这就是我们的价值：开发和引领。”舒榕斌由衷地表示。

事实上,外高桥自2000年后就开始专心做功能开发,所谓功能开发,就是尽最大能力挖掘并利用保税区的政策空间为企业服务。

比如,外高桥集团打造了10个专业性贸易平台。不要认为这和一般的市场没有区别,外高桥必须与政府部门保持良好的沟通才能利用其保税区的独有优势。“比如化妆品,如果是保税区外,进入国境必须先贴中文标签再通过检验检疫后才能贴CIQ标志,再出售给终端客户。而在保税区设立的贸易平台,通过我们与职能部门沟通,可以先预检验,中文标签和CIQ标志一次贴,减少了二次开箱的步骤,效率提高可达10个工作日。”舒榕斌介绍。

更重要的是,保税区能利用“保税——滞后纳税”的政策增加贸易机会。“价值几百万美元的机床,进口关税可能达10%,但在保税区,外高桥集团可组织商品展示,在展示过程中,虽然机床进入境内,但无需缴纳关税和增值税；客户如果现场观摩满意就可以购买,出保税区后再报税。而如果没有发生购买行为,则机床可免税再转口境外。”他介绍。

目前,除继续开发自身功能外,外高桥集团正进行区港联动和区内外联动。所谓区港联动,是将保税区和海港、空港联在一起,已开发1平方公里的“保税物流园区”,使海港和空港的货物直通保税区,大大降低货物报关的时间和成本。所谓区内外联动,即外高桥集团正在开发100万平方米的森兰国际社区和75万平方米的商务区。“商务区将打造前（森兰）店后（保税区）库”的模式,保税区的货物能够以保税的形式在区外展示销售。销售出去后再交税,销售不出去可以再返回保税区。”舒榕斌解释道。他对外高桥保税区的前景充满着自豪和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