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怀沈渭滨︱王家范:最后的乡绅

王家范

2016-02-22 16:29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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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滨离开我们去逍遥世外,已有一年了。料想在那里正安心地继续写他所崇拜的老师,《陈旭麓传》有望杀青,一定觉得自己过得有滋有味。看明清士人传记,那时很少有活过古稀之年的,我们已经很幸运了。人都会有解脱世俗羁绊的一天,像卢梭所说的,诀别人生才可能获取完全的自由。一生之中,能够做的都去做了,所有是非恩怨、荣辱得失,瞬间甩得一干二净;飞到那个地方去,无欲无求,无喜无悲,好话坏话都听不到了,随意说与思,任性读与写,这是何等的痛快!
渭滨长我一岁,向以兄长视之。虽平日往来甚稀,但惺惺相惜,心灵间的沟通有如神助,向无障碍。我相识渭滨比较晚。记得1988年12月1日晚,应陈辛电话急召,慌慌张张奔赴师大二村陈府,室内已经坐满了悲戚不已的陈门弟子,正在商议后事。不少我是第一次相见,其中包括国强。沈渭滨当时在座,经介绍才知也是先生的门生。陈先生不喜欢自己弟子在系内走动,平日管束甚严(个别暗中不受管束,有穿逾之心,先生竟未有察觉),所以好些人,过去我并不怎么熟悉,非华东师大出身的渭滨更是初次谋面。从此之后,“陈门”一词不胫而走,迩遐相传;因各种机会,我也慢慢走近了这一批“薪火传承”者,逐渐对“陈门”有较深的了解。还不足三十年,经岁月的洗涤,有立马变脸批判先生学术的,有后来不爱惜同门情义自取其辱的,也有逐渐疏离先师宗旨曲学阿世的,此亦千古如此,殊不足怪。但自称私淑弟子的渭滨,一直奉先生为再生父母,凡有关维护门风师教的,他都容不得半点沙子;见猥琐诟秽,则拍案而起,敢怒敢言,有甚于嫡传弟子,由此我对渭滨也就格外地敬重。
左起:杨国强、沈渭滨、王家范。
有一件事,我过去从未跟人说过。好多年之前,吴云溥还在主持《上海滩》杂志,举办一个座谈会,于某处设宴款待客人。我从未为《上海滩》写过稿,猜想是沈飞德好意推荐。席间,有位报界老编辑,很熟悉上海的掌故。他突然对着我说:“你知道吗?上海滩学界,现今有三个畸人,你就是其中的一个。”自然,我当时莫名地惊愕,冷水浇背。在上海滩上才刚混迹十来年(大约八十年代开始),居然摊上一个怪怪的诨号,怎能不凉且酸?心里嘀咕:归奇顾怪,无非是说有一股不合时流的坏癖性,入不了《儒林传》,进不了《文苑志》,挑了个好听的词儿,叫做“畸人”。毕竟不熟,当时不敢深究来历,便装做好奇,打岔问:“那,另两位是谁?”他立即报上大名:“李培栋,沈渭滨。你是老三。我们多次听过你们在社科界会上的发言,不同于众,朋友间便有此风议。”想想,另两位,相识后都非常讲得来,正好合了臭味相投之谚。曾几何时,碰在一起,侃侃而谈,嬉笑怒骂,率性自为,而今却先后离我而去,真不免感到有茕茕孑立、形影相吊的孤独!
朋友间则喜欢笑称渭滨为“乡绅”,这倒是一个石骨铁硬,经得起推敲的诨号。他那讲究的衣着拐杖,眉目之间,举止派头,都满溢出绅士的风度,远近有口皆碑。论做实事,他热心为清代《蒲溪小志》和《紫隄村志》整理出版作长序,呼吁重视乡镇志的史学价值;积极顾问七宝老街的修复,书写立石纪事碑文,告示后人切勿破坏历史;又为新《七宝镇志》的编纂把脉建言,撰写家乡蒲汇塘史实考订文章,追本溯源,以水环境保护为念,等等,等等,都在自觉地把自己当作乡绅来要求,身体力行,引以自傲。七宝镇上的士民,也把渭滨当乡绅那样礼敬有加,走在街上,招呼不绝。若是讨得他的墨宝,便喜不自胜,逢来客就拿出来炫耀,说这是沈老先生给我写的。他不摆架子,不拂乡亲心意,有求必应,说写就写。我早知道渭滨酷好书法,天天磨砚挥洒,却从没有见过他的墨迹。曾答应给我写一幅字,以为来日方长,未予催逼,至今却缺了家藏一宝。
犹记得2007年仲秋,带我们去参观他曾顾问设计的召稼楼镇景点。特意绕过正门牌坊,从西边秦裕伯路入口处进入,但见灰瓦青砖的门楼上,有一幅石镌楹联亮在眼前:“江流东泻闻航头浔声,海光西映掩惠南沃野”,下署“沈渭滨题”。我便大叫起来:“好不风光啊!”此时,他果然露出了狡黠的微笑。渭滨时常有老顽童式的天真烂漫,讲到自己的得意之处,形之于色,不加虚掩。平素不喜欢忸怩作态,耻于逢迎权贵阔佬,更不愿低三下四,人说其傲,也不冤枉。在官气日浓、人情世故极深的学府与史坛上,因此而屡中暗箭,直至吃明亏,黄连在口,有言难辩,但他却从不觉得有什么可以提防和后悔的。我就是我,喜怒哀乐一任由衷而发,这倒也是承袭了几分古代乡间狂士的癖性遗传。
渭滨与我,一出生于上海七宝,一出生于昆山陈墓,市镇所在亦同属兄弟侪辈,天生有缘分。2007年9月,《探索与争鸣》准备组织“保护古镇”圆桌会议,大家都为此举叫好点赞,公推渭滨做一方地主。到那天,集合了多名谈话高手,在七宝茶楼上团团而座,品茗大侃。我俩忘情于高谈阔论,几近失态。幸好邓公伟志幽雅有致,作了一篇高瞻远瞩的总结,据说后来曾获得“关爱传统文化的领导人的批示”(主编秦维宪语)。但若论乡绅,究名责实,渭滨确实是,而我不是。我早早离开家乡,长年漂泊异地,是典型的浪子在外,对家乡无有任何贡献。大概从废科举开始,镇上的士子为谋生,陆续走出市镇,成名发达均在外,从此就落脚于城市乃至海外。随后子孙繁衍,后代都已经不认得乡下祖宗了。愈后则愈甚,我的情况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进而再问,而今不仍然是如此,我们的学生有几个返回乡村老家的?像渭滨那样,长期生活于斯,扎根本土,热衷乡土文化建设的,少之又少,真是民国以后的异数,硕果仅存的文化遗孑。重读渭滨和我为这一期笔谈所写的文章,我们都深悉乡村市镇面临的未来命运,字里行间渗出的是一种掩饰不住的悲哀与忧愁。看似为市镇文脉的传承打气接力,积极建言建策,其实还不如说是在为最后乡镇文化的死绝送行,哭道情,唱挽歌。所以,在写此悼文时,心里一直在问:渭滨之后,还会有乡绅吗?恐怕是最后的一个了。

(本文刊于2月21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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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 沈渭滨,历史学家,陈门,近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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