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怀沈渭滨︱杨国强：历经“半世坎坷”的史学“鬼才”

与沈渭滨教授相识近三十年，此日追想往事，在言谈咳唾、喜怒哀乐都已消失之后，留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个本色而执着的学者，一个尽心尽力的老师，一个可以做朋友的好人。

我初见沈渭滨教授，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后期。那天聚在陈（旭麓）先生书房里的七八个人，大半是长我十多岁的大师兄辈，加以书房本来就既狭且小，所以我的位置是在门口的方凳上。这个位置可以旁观，可以静听，其间为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一个细节，是渭滨教授在侃侃而谈之际稍停，然后拿出一包烟，向四面让过之后，一边点火吸烟，一边说“老沈是个大烟鬼，香烟里面出观点”。在我的闻见之知里，由此流露出来的显然自负，又因其不经意地随口说来而更加真实，但以当时的直接感受而论，此中似乎并无迫人的盛气。

后来日久而熟悉，熟悉而相知，我又更多地知道了一点他昔日的曲折和一路走来的不容易。对人生中的这一段经历，他曾统括地谓之“半世坎坷皆为字”。感慨之中有无奈，有屈抑，也有意不能平。他们那一代读书人，大半都有一种为时代所造就，并常常萌生出理想主义的政治情怀，但面对一个动乱年代，这种小人物的政治情怀又很容易在潮起潮落和潮来潮去里变成一派不知路向的懵懂。而后是尘埃落定之日，因身在懵懂之中的太听话和太不听话所派生出来的文字表达，常常都会在事后的追究里与各种恩怨相牵杂，变成个人非常具体的麻烦与挫折。有此一段经历，此后的人生便不能不从走出“半世坎坷”开始，而这个过程里可以倚为精神凭仗的，其实已只剩下自己对自己的评判，自己对自己的信任，自己对自己的证明，以及自己对自己的引导了。这种盘陀心路最终都归向了学术，同时是心路里的层层曲折，也最终形成了他后半生的品格和气象。我想，当日他所流露而使我印象深刻的那种自负里，相当一部分应是多年来以自尊、自信、倔强和执着作自我支撑的过程所积留的痕迹。其中多的是甘苦自知，所以一为发舒，内里又少见迫人的盛气。

由“半世坎坷”到终以史学成名，是在不懈不怠的一路力行中实现的。渭滨教授以著述严谨为风格，文字之外，又能善谈，但立言之际绝不信口开河。我好几次目睹过他听人发言之极其专注，其间时或常脱下眼镜，以极细的蝇头小字在纸片上疾书，之后开口作论说，则言之滔滔，中气十足，一扫往日的老态。虽阐述之中有论争，有辩驳，而皆以学术论学术，人所共见的，俱是一种书生的认真。

在我的印象中，他多年治史，关注的始终都在近代历史中的政治一面。这种选择和倾向里，应当有着早年形成的那种政治情怀的影响和支配。而在我有限的知识范围和认知范围里，一个能够在读史中有会于心地获得真知灼见的历史学家，无分古今，无分中外，多半都是有一点政治情怀的人。在这一方面，我至今犹自记忆深刻的，是我的老师陈旭麓先生当年自述怀抱，而以以史经世为向往之所在。若以这些类比作观照，显然是曾经把渭滨教授引到漩涡里的政治情怀，又在实际上造就了他的史学视野和史学识断。这种互相矛盾的人生意义，很容易使人想起梁启超说的“万事祸为福所倚，百年力与命相持”。孔子说“五十而知天命”，又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但儒学论天命，其实正是以天命之不可知为前提的。所以《礼记》把“不怨天，不尤人，君子居易以俟命”当作正确态度；孟子把“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当作正确的态度。申而论之，“俟命”说的是命不可知，所以顺境、逆境，人都只能在与命相安中保持一腔静气。“立命”说的是命不可知，所以成败利钝无从先测，但无论成败，理之所在和义之所归的事则不能不做。然则孔子说的“知命”，旨义固在守定于前一面和后一面之间，因与命相安以见人在局限之中，又由力命相持而见人能自我伸张。三十多年里，渭滨教授的人生路迹和史学路迹正穿行于两者之间，以儒学的道理相度量，亦可谓知命。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辈在史学一行里还只能算是学徒，而渭滨教授则已在陈（旭麓）先生深加器重之列。其间口耳相传，我曾听到过陈先生有称他为“鬼才”之说。古人以“得作才鬼，胜于顽仙”分品类，显见得在陈先生眼中，他算得上是上品人物。后来读《陈旭麓文集》，又见先生留下的书信里，以写给渭滨教授的为独多。文学留痕，记述的都是交谊。但对我辈来说，由此形成的便是一种距离，加上年龄的差异构成了另一种距离，因此我与渭滨教授，以及与他同辈的大师兄们早年并没有太多交往，更加容易亲近的，倒是远在北京的茅海建。一直到十多年以前，我和渭滨教授之间有过一次聊天，漫谈之中，他很突然地对我说，自己曾作曾国藩传，积稿已十数万字，但读了我两篇论曾国藩的文字之后，即停笔不写了。言次一脸恳切肃穆。由于事出意外，当时我既愕然，又哑然，复歉然。而过去的那种距离感，则因之而一时全消。此后的岁月里，我们见面的次数仍然不算多，但每次都能长谈，正是在这种沟通和交流之中，渐积地形成了我对他的了解。

以世路里的常态相推断，作为一个经历过“半世坎坷”的人，心头一定会留下种种个人恩怨。而积之既久，一为宣泄亦在天理人情之中。但渭滨教授之异乎寻常，是他能够做到始终不提旧事。我从来没有听到过他追溯旧怨以诉愤懑；也没有听到过他以一己之私意品评学界之内和之外的人物，是以其“半世坎坷”的具体情节，其实很少有人真能了然。但与这种不出恶声的平静成为对比的，是事涉学界公是公非，则常要引出他的直言褒贬，间或由褒贬而愤激，极端的时候还会血脉贲张。褒贬，愤激，血脉贲张都显示了一个学人内在的血性，也为斯世斯时的士林保留了一点残存的清议。

而与这种对比同时存在的另一种对比，是不修旧怨的渭滨教授又极重知恩和感恩。就我的记忆所及，他讲述陈旭麓先生对他的知遇之恩；魏建猷先生对他的引导之恩；陈锡祺先生对他的奖掖之恩，常常至再至三，动情动容。在这种已属往事的师生情谊里，我们能够感受到的是一种不会随时光流逝而消散的人间温暖。

两种对比所显示的都是人生在世经历的片段和细节，但我在旁观中感受到的是渭滨教授的心地自厚。而心地自厚是可以形成感染力和感召力的。因此，多年来一直都有不少学生聚在他的周围。这些人从青年到壮年，从壮年到垂老，久已见过世情百态，其不变的敬意则始终归于老师；而作为一个老师，渭滨教授能够得到学生内心的敬意和长久的敬意，其实已经得到了这个世界上最难得到的东西了。

（本文原题《追怀沈渭滨教授》，刊于2月21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现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