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上编为何要请瞿蜕园担任特约编审？

作为特约编审的瞿蜕园

几年前，我在《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1年7月24日）发表了《瞿蜕园与中华上编》一文，当时由于受限于一些材料的缺失和有关在世当事人的顾虑，有些叙述未能展开。近年来，随着瞿蜕园生平事迹的进一步发掘，特别是我在整理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简称“中华上编”）史料时，又发现了瞿蜕园任中华上编特约编审的一些材料，遂有补说前文的想法，并将前文略写的部分加以展开。

前文已述，新中国建立后，瞿蜕园寓居沪上，初以著述为业，后被中华上编聘为特约编审，据说此工作为时任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的齐燕铭所介绍安排。金性尧《人世几回伤往事》一文载：“齐燕铭先生在世时，对上海的两位学者很关心，一是谭正璧先生，一就是瞿先生。不久，他们两位被上编聘为特约编辑，而对瞿先生尤为倚重，例如李白集的校注。”（《伸脚录》，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金性尧的说法虽然是一家之言，但不可能是无根之谈。据俞汝捷回忆，类似的话，瞿蜕园也曾亲口告诉他（《花朝长忆蜕园师》，豆瓣网）。

众所周知，1958年2月，经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批准，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由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任组长，并指定中华书局为办事机构，中华书局被明确定位为整理出版古籍和当代文史哲研究著作的专业出版社，同时在上海设立一个编辑所，即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8年6月，在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统一规划下，原上海市出版局所属的古典文学出版社与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所属的财政经济出版社上海办事处（中华书局上海办事处）合并成立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习称“中华上编”。

中华书局和中华上编的定位确定后，就按照各自的规划开展编辑出版工作，聘请了一些专家学者包括瞿蜕园、谭正璧等担任作者或审阅稿件，起初并无特约编审、特约编辑的称号。在这之前，瞿蜕园就已为多家出版社写稿、审稿。如1955年至1957年，他在春明出版社出版了《左传选译》《楚辞今读》《古史选译》，在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了《史记故事选》《汉书故事选》《长生殿》，在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通鉴选》等文史普及方面的小书。1956年，他应科学出版社之约，整理王先谦遗著《新旧唐书合注》，耗时两年之久。在此前后，他还为上海的新文艺出版社和北京的中华书局整理《夷坚志》（中华书局后未用，于1963年退还瞿蜕园整理本）。

需要指出的是，古典文学出版社是1956年在新文艺出版社（1952年成立）古典文学编辑组的基础上成立的，与中华上编一脉相承。瞿蜕园、谭正璧这两位著名文史学者的情况，为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领导的齐燕铭所知是一点也不奇怪的，他表示关心也是正常的。也就在中华上编成立后不久，瞿蜕园于1959、1961、1963年连续担任徐汇区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政协特邀委员。这不能不说是与上面的关照有关系。

为何要请特约编辑？

中华上编特约编辑的由来，起因还在谭正璧先生。谭先生是著名的学者、作家，长期以著作和教书为生。建国初，他去齐鲁大学、山东大学任教，生活一度较安定，但不久想专事著述，就辞职回沪。起先几年写了《基本语法》《修辞新例》《习作初步》等印数达五万、十万册的畅销书；又被新文艺出版社聘为社外编审委员，校勘王古鲁所译日本青木正儿《中国近世戏曲史》，校对俞平伯的《脂批红楼梦辑本》等；在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校点的《清平山堂话本校注》、编著的《元曲六大家略传》，衣食不愁。

但此后由于出版政策和稿酬办法的变化，谭正璧无稿出版，也拿不到印数稿酬，生活趋于困难。作为作家协会会员，他向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申请帮助，作协每月给他津贴五十元。1959年12月24日，作协上海分会派人来中华上编了解谭正璧为中华上编写稿情况，得知谭正璧将为中华上编编纂民间文学及修订文学家辞典，作协建议如上编决定请他编写，可否从1960年1月起每月预支谭稿费七八十元，将来可在全部稿费中扣除；如上编可以预支，作协即从明年起停止每月五十元的津贴，请上编领导考虑后，与作协联系。中华上编总编辑李俊民于1960年1月8日批示：“关于预支稿费问题，系出版社制度所规定，必需按照规定内容执行。根据实际情况，预支稿费不可能解决谭先生的生活问题（他尚欠我们预支稿费），似设另行设法。拟根据最近中央文化部所召开的文化会议精神，再与作协上海分会筹商决定。”

谭正璧曾于1960年8月14日致信给李俊民，信中写道：“我因年龄身体关系，已多年从事专业写作。虽然没有固定工资收入，但所得稿酬足够维持一家生活。自去年稿酬办法、征稿方向有所改革后，情况就有了变化，加上个人写作计划往往不是配合出版机构整体要求，工作无法展开，于是生活也发生了影响。这一年来，我很想摆脱单干户式的写作生活，要求参加集体写作，但由于自己没有固定工作单位，以致无法实现。因此我向您提出请求，可否允许我直接参加你所工作，给我以一定名义（如特约编撰之类），安排我相当工作，并按期给予固定的工薪。这样，工作既可配合整体要求，生活又得到保障，从此我更可愉快地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尽其微力。”

信中所提到的稿酬办法的改革，似指1958年7月文化部颁发的《关于文学和社会科学书籍稿酬的暂行规定（草案）》。当年9月，上海市出版局发出《关于降低出版物稿酬标准的通知》，按文化部上述“暂行规定”的标准降低一半执行。10月10日，文化部发出《关于北京各报刊、出版社降低稿酬标准的通报》，同意上海报刊降低稿酬一半的做法和上海出版社降低稿酬的主张，新稿酬标准自10月1日起实行。

瞿蜕园当时的经济情况也不算好，尽管他著书甚勤，除出版了多本小书外，还为《新民报》晚刊及《新民晚报》等报纸写了大量札记和短文，但稿费收入还是不敷所用，如他所说：“我个人的经济状况很不好。尽管动笔很勤，同别人合作的几种翻译都没有成功，自己的写作也很少出路，仅仅几部小书出版也无济于事。”（见《解放十年中我的生活》，政协上海市徐汇区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徐汇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1989年。转引自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2012届博士田吉的学位论文《瞿宣颖年谱》。下文转引或依据该年谱材料处不再注明。）所以，为中华上编等审校书稿的预支部分稿费也是他的经济来源之一。如1958年11月15日，他致函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夷坚志汇编一稿，业经修正交齐，是否可预支部分稿费以应急需，请考虑允复。”中华上编的收文处理单有编辑胡道静所拟意见：“整理全稿，交到已久。约80万字，新文艺时预付过200元，拟再预付200元。”中华上编总编辑李俊民批示同意。

1961年3月，中华上编为拟设置特约编辑编审向上海市出版局请示：“我所本身编辑审稿力量原感不足，有些书稿不得不运用社会力量进行外审或外校。兹为更好地组织社会力量，加强编辑审稿工作，拟将经常为我所进行外审、外校工作的社会力量，作为我所特约编辑或特约编审，担任我所制定的编审校勘等工作，每月给予一定的待遇，但不列在我所人员编制之内。此项支出费用，经初步估计，较外审、外校之按件计酬者仍属节约。兹呈上‘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特约编辑编审办法（草案）’一份，并附暂定名单四名，请一并核示。”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特约编辑编审办法（草案）》文不长，全引如下：

为了加强我所古籍整理的编审力量，开展研究工作，并对社会上的研究工作者加强团结，发挥其积极性，特约有一定水平的学术研究者、专业作家若干人，担任社外编审工作，订定办法如下：

一、对象：政治上要求进步，作风正派，对我国古代文、史、哲古籍有一定修养，或有学术研究著作和编校能力者。

二、名义：暂定为两种：（1）特约编辑，（2）特约编审。

上项特约人员，根据本所工作需要，报请上级批准确定。如工作无需要时，可于报批后，解除特约关系。

上列两类特约人员，不列在本所正式编制之内，不享受医药劳保及其他职工福利的待遇。

三、待遇：

（1）特约编辑暂定四级：四十元、六十元、八十元、一百元

（2）特约编审暂定四级：八十元、一百元、一百廿元、一百五十元

四、工作范围：

（一）特约编辑的工作如次：

（1）审读书稿，提出处理意见，并进行必要的加工，（2）标点，（3）校勘、看清样，（4）写书评，（5）其他编辑工作。

（二）特约编审的工作如次：

（1）审读专门性质的及比较重要的稿件，提出处理意见，并进行必要的加工，（2）写序跋、说明文字及书评，（3）参加研究制订选题、编辑计划等工作，（4）参加研究讨论有关学术问题，撰写论文。

五、规定工作量后，特约编辑、编审是否来所办公，听其自愿。但业务上的联系，每月不得少于二次。在日常工作中遇到问题时则可随时联系。

六、工作量的标准，须照顾到质量与数量。其具体工作，由本所总编辑结合编辑部门予以分担。

七、在本所召开重要的编辑业务会议和进行业务学习时，得通知参加。

八、在不妨害和影响本所指定担任的工作外，如需另约其撰稿、选注或整理专籍，以及本人来稿，均作为外稿处理，斟酌情况，另致稿酬。

暂定名单上的四位是：特约编审瞿蜕园；特约编辑谭正璧、叶葱奇、张心逸。叶葱奇，桐城人，为桐城派大家马其昶高第弟子叶玉麟之子、郑孝胥之婿，撰有《李贺诗集》《李商隐诗集疏注》（参见《叶扬谈桐城叶家》，《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4年2月23日）。张心逸，事迹不详。丰子恺约1966年时有致张心逸信，见《子恺书信（下）》（海豚出版社，2013年），编者注曰:“张心逸，又名张逸心（星），丰子恺在石门湾缘缘堂时期私授（日文等）弟子。”丰子恺信中称“心逸仁弟”，说:“你的‘诗经’被誉为‘面目一新’，可见有人重视，未始非成功之望。今日之事，常有出人意外者，故不可失望，当努力争取。”张心逸后被分到中华上编三编室，以审读历史读物为主。据丰子恺之女丰一吟告，张心逸聪明能干，已去世多年。

上海市出版局批复后，中华上编古籍整理组组长兼办公室主任李圣传于当年5月拟文向所领导请示，建议：（1）将特约编辑、编审津贴的级数和工作范围不详细分列，似乎主动一些。（2）瞿蜕园，特约编审，津贴一百元，分到一编室；叶葱奇，特约编辑，津贴八十元，分到一编室；谭正璧，特约编辑，津贴八十元，分到二编室；张心逸，特约编辑，津贴五十元，分到三编室。（3）瞿蜕园自1960年10月27日至本年5月止共付过七百元。是否即自1960年11月起算，这样按每月一百元计，至本年5月止所付七百元正好相抵。

据谭正璧自述：“一九六一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遵照中宣部意见，安定专业作家生活，聘我任该所特约编辑，专任审稿工作。”（《煮字生涯六十年》，《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三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谭正璧之子谭篪所撰谭正璧传记（未刊）载，谭正璧于1961年5月15日受聘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特约编辑，当年校勘《南戏偶拾》《读曲笔谈》《明清平话小说选》等。又，上海古籍出版社存有叶葱奇1961年5月17日致中华上编信: “昨承枉过，倾谈至快。所示一节，经仔细考虑，按月虚糜酬赠，不劳而获，实深所不愿，且素患胃疾暨失眠，过劳即发，鄙意俟从容将李商隐诗新注完成后再行酌洽。区区之心，至希婉为代达。无任感荷。杨、富二兄台前。葱奇谨上。”信中“杨、富二兄”指中华上编编辑杨友仁、富寿荪。综此可证，中华上编于1961年5月正式设置特约编辑编审。

晚年时常预支稿费

瞿蜕园担任中华上编特约编审后，除了为中华上编出版的清人黄本骥《历代职官表》撰写《历代官制概述》《历代职官简释》（与《历代职官表》合刊）外，主要任务就是做《李白集校注》《刘禹锡集笺证》两部书的校注工作。他从五十年代末开始从事《刘禹锡集笺证》，到1965年，《刘禹锡集笺证》已完成全稿和《刘禹锡集传》《刘禹锡集交友录》等四个附录；《李白集校注》此时已付型。然而，不久“文革”兴起，两书的出版工作中断，而其问世则迟至一二十年之后，瞿蜕园未能亲见两书的出版。

担任中华上编特约编审后，瞿蜕园每月靠中华上编的百元报酬以及为香港《文汇报》等供稿的稿费度日，每月的收入在百元以上，按当时的生活水准还是不错的。据葛剑雄《1949年以后教授的评级和工资》（《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5年6月28日）一文所说，1956年工资改革，改行货币工资制，全国划分十一类工资区，分别执行不同的工资标准，伴随这次改革展开了一轮工资定级。复旦大学根据高教部《关于1956年全国高等学校教职工工资评定和调整的通知》，制定了各类人员工资标准，主要分教学、行政、教辅三大类。工资改革后，复旦大学全校教职工平均工资九十一元，教学人员中教授平均两百三十八元、副教授一百八十二元、讲师一百十八元、助教六十七元。按当时的物价标准，请个管吃住的保姆每月开支五到十元。可见，月薪一百元在当时已属中等以上了。

瞿蜕园的晚年生活，俞汝捷《花朝长忆蜕园师》和《再忆蜕园师》（《艺坛》第四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等文有详细介绍，此不赘。但由于瞿蜕园年老多病，不享受医药劳保而导致医药用项支出较多，所以他时常向中华上编预支稿费。如1963年9月16日，他致函中华上编：“查刘宾客集笺校一稿，已于两年前初步送核，旋经发还，复加整理充实，现已脱稿。计全书四十卷，逐细考订，大致无遗，字数在30万以上。送请查收，予以复审。此书卷帙较繁，需用参考资料较多，所有购书以及倩人抄录种种费用，均由个人陆续支付。本应俟发稿时再请支稿费，但因本人年来患病，医药用项较多，可否特予照顾，除两年前已支标校费300元外，再发给1000元以应急需，无任感荷。”中华上编的收文处理单有编辑朱金诚所拟意见：“此稿经修订后，质量显著提高，预计审阅后即可发稿，拟同意预支五百元，以应其医药之需。”中华上编副总编辑陈向平批示同意。

1964年7月16日，瞿蜕园又致函中华上编：“关于刘禹锡集整理稿之进行，现已接近最后阶段。除已交之部分外，增加注文及补充笺证，约计为十万字。为了应付购买参考版本及缮写等费用，拟请此次准予借支稿费五百元，藉资周转，至为感荷！”陈向平批示同意。1965年1月11日，他致函中华上编：“根据六四年夏间所商定，将‘刘禹锡集笺校’一稿，按校、注、笺证三项分列。除本集四十卷遵已整编外，又钩考群书，补撰刘禹锡集传一卷、刘禹锡交游录一卷、永贞至开成时政记一卷，以资参证。兹一并检送鉴核。此稿阅时三年有余，几经修订，合计全稿约五十二万言，已陆续借支部分稿酬。兹值写定成书，可否惠予结清，藉以应付个人生活所需，实深感盼。”中华上编收文处理单上编辑所拟意见中提及：“瞿在《刘禹锡集》项下共预支过一千三百元。此外《职官表》项目下有四百元预支，仍应在《职官表》项下将来结算；《李白集》也曾有八百元预支，因《李白集》已经发稿，原应了结，但因书未出版，故仍悬在帐上。”李俊民批示:“因已交稿，可再预支人民币200元。”同年5月，中华上编又给瞿蜕园预支《刘禹锡集》稿酬两百元。瞿蜕园的按月津贴一直领到1966年，“文革”一开始便无形中取消，直到他去世也没有恢复。综此，瞿蜕园担任中华上编特约编审的五年间，除每月领取的百元报酬外，预支的稿酬总计达到了三千元。因此，1980年12月《李白集校注》初版时，上海古籍出版社以《李白集校注》是瞿蜕园被聘为中华上编特约编审时的任务，当时他每月领取定额报酬，又以《李白集校注》之名预支过稿费，并约定《李白集校注》出版后不再支付稿费为由，就不再向瞿蜕园家属支付稿费；1989年12月《刘禹锡集笺证》初版时，上海古籍出版社在向瞿蜕园家属支付稿费时扣除了瞿蜕园的预支部分。

“文革”受到牵连

成为中华上编的特约编辑，也使瞿蜕园在“文革”中受到牵连，不幸沦入深渊，他就被卷进了中华上编的“六人反革命集团案”，遭到牢狱之灾以至含冤而终。钱伯城《十年噩梦今似醒》《“文革”的一幕》（载氏著《观景楼杂著》，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等文记述了上海出版界的这件大冤案，文中除了瞿蜕园外，未披露陷入冤案的其他人。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就派工作组进驻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原所的领导干部“靠边”，出版业务停顿，专搞运动，不久成立了“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文化革命委员会”，并产生了“文化革命领导小组”，9月将单位改名为“解放出版社”。中华上编的造反派得知某几个中老年编辑平时闲谈中有涉及江青原名蓝苹、拍过电影、同唐纳结过婚等等的这样一些今天看来普通之极的“言论”，如获至宝，作为“反革命集团案”上报。公安局也据此定为“现行反革命罪行”，一共定了六个人的罪。在恐吓下，一位深得瞿蜕园教益、与瞿蜕园关系密切的编辑为自保，交代他说的江青的事情闻之于瞿蜕园。这下，瞿蜕园就被牵连进案了。

1968年8月12日，瞿蜕园被拘留至上海市第一看守所。9月11日，他被执行逮捕。11月20日，他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以“（68）沪军审（预刑）字第114号”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在六人中被判得最重。“（68）沪军审（预刑）字第114号”判决书如下：“反革命犯瞿蜕园，又名瞿宣颖、瞿兑之、瞿益锴，男，七十五岁，湖南省长沙市人，原系上海解放出版社特约编辑。住本市武康路二一六弄三号。瞿犯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于一九三八年投靠日寇，充任汪伪法制委员会秘书长、行政委员会秘书长、华北行政委员会秘书长等匪职，背叛祖国，出卖民族利益，犯有严重的反革命罪行。解放后长期隐瞒罪恶历史，坚持反革命立场，敌视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大量散布反动言论。尤其是自一九六一年以来，瞿犯用极为恶毒的言语，疯狂攻击、污蔑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污蔑文化大革命的英勇旗手江青同志。情节恶劣，罪行严重。据此，判处反革命犯瞿蜕园有期徒刑十年。（刑期自一九六八年八月十四日至一九七八年八月十三日止）”11月28日，瞿蜕园由第一看守所转押于上海市提篮桥监狱服刑。1973年8月28日，他因慢性支气管炎及肺心老衰，卒于上海提篮桥监狱。

“六人反革命集团案”中，除瞿蜕园外，另一被逮捕判刑的是杨友仁，他于1968年11月20日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以“（68）沪军审（预刑）字第115号”判处有期徒刑七年。杨友仁（1918-2007），江苏昆山人，1943年毕业于上海光华大学中国文学系，师从吕思勉、金松岑先生。1956年进古典文学出版社工作，曾担任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陈奇猷《韩非子集释》、朱季海《楚辞解故》等书的编辑。1975年，他刑满释放后在白茅岭农场劳动。1978年，《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78）沪高刑复字第6号”判决：“一、撤销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68）沪军审（预刑）字第115号判决；二、对杨友仁宣告无罪。” 杨友仁回上海古籍出版社工作，并被聘为上海市文史馆馆员。他1979年退休后曾应邀担任上海书店出版社《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的编辑。1988年，他被评为编审。

“六人反革命集团案”中其他四人也被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其中一人管制三年；三人在原单位监督改造，包括朱金城。他于1968年11月20日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以“（68）沪军审（预戴）字第33号”决定“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交群众监督改造”。1978年，上海市公安局“沪公予〔1978〕复件第11号”决定撤销原上海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68）沪军审（预戴）字第33号”“给朱金城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交群众监督改造”的决定。朱金城此后先后出版了他与瞿蜕园共同署名的《李白集校注》和独自撰著的《白居易集笺校》，成为唐诗研究的一代名家，除了他自己的勤奋努力外，当然也离不开瞿蜕园的学术沾丐。

瞿蜕园悲哀地没有等到平反改正的时候，但幸运的是，他为中华上编撰写的著作保存了下来，并得以出版，从而向世人昭示一代学人的学术底蕴和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