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罗新：“丝绸之路”的永恒主题是阻隔与沟通

2月28日下午，北京大学历史系“丝绸之路：历史与文化”系列公益讲座开启第一讲。本期题目为《历史枢纽与丝绸之路：阻隔与沟通》，由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罗新主讲，罗教授是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方向为魏晋南北朝史、中国古代民族史、内亚史，其代表作有《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中古北族名号研究》、《黑毡上的北魏皇帝》等。讲座由北京大学历史系副主任昝涛副教授主持。

罗新教授首先指出，许多国家都会利用历史来讨论当前的国际国内问题，但其中相当多的历史知识都是荒唐的、错误的，这是一种滥用历史（the abuse of history）。作为一个现代学科，历史学在全球范围内都是相当发达的，如何正确运用历史知识，将发达的历史研究转化成历史知识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他引用一篇批评印度历史学界的文章说，印度的民族主义如今之所以这么“猖獗”，是历史学家的责任——他们没有提供足够的、好的历史知识给大众。我们今天面对的大众读者，是之前从来没有的一个非常高层次的读者群，他们在知识范围、视野层次等方面与专业研究者的差距越来越小，这就要求专业研究者要与这个读者群及时沟通与互动，以减少那些不正确的历史知识的流传。

作为第一讲，罗新老师准备从思想上、方法上进行互动，说明一些普遍性的问题以及概念上的问题。他首先梳理了“丝绸之路”作为一个概念的学术史，指出这个概念需要与另一个重要概念——“历史枢纽”结合起来，提出问题的另一面和新思考。

“丝绸之路”与“历史枢纽”

“丝绸之路”这个词在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的五卷本《中国》中第一次出现而渐渐流行。李希霍芬曾在中国旅行七次，其重点是研究中国西北，但他因故没到过新疆。在书里的地图中，他将南疆和田这个地区对应称之为“丝绸之国”、“丝绸城市”，甚至在地图说明中直接使用了“丝绸之路”一词。此外，美国丝路基金会所办的《The Silk Road》杂志曾发表过一篇专文，对“丝绸之路”概念进行知识考古的研究。

1904年1月，地理学家麦金德在皇家地理学会做了一个演讲报告，主要讨论亚欧非三大洲，并于当年4月正式出版（《历史的地理枢纽》已由商务印书馆的“汉译名著”丛书作为单行本出版）。他把欧亚大陆的边缘区域作为人类历史上人口最多、文明最昌盛的地区，与人口比较稀疏的欧亚中心地区进行历史的比对，称后者为枢纽地带（pivot area）或心脏地带（heartland）。

这个枢纽地带或心脏地带基本等同于今天学术界所说的中央欧亚（Central Eurasia），或接近内亚（Inner Asia）。“心脏地带”、“历史枢纽”作为概念虽然提出得较晚，但在国际政治、军事学、战略学等实用、应用型学科中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虽然这个概念今天已淡出人们的视野，但这种思维方式仍然在应用学科中占据主流——地中海地区和西欧历史上许多震荡，都和心脏地带的负面影响有关，后者一再地干扰了文明世界的历史进程，因此，控制世界的关键就是控制好这个枢纽地域。这是从否定的、破坏力的角度来看待中央欧亚。麦金德的这一结论是在一战前欧洲文明达到巅峰的背景下提出来的，如果要继续扩展西欧文明，西方就要特别关怀中央欧亚，控制这一广大区域。因为“枢纽地带”一词暴露出赤裸裸的利益战略考虑，二战以后就渐渐废弃不用。

罗新老师特别强调，“丝绸之路”和“心脏地带”/“历史枢纽”描述的是同一片区域，但侧重是不一样的。“丝绸之路”的概念基础是欧亚大陆的地理条件对东亚与西亚、地中海地区人口密集地区交通交流的限制。“历史枢纽”则帮助欧洲在历史发展的巅峰时代谨慎地看东方，在这个意义上给出了世界历史统一的地理和历史框架。

具体来说，历史枢纽（心脏地带）强调东方世界对于欧洲文明的威胁, 强调不同地区人群间的文化冲突与利益冲突，把东西关系视为对抗的关系；而丝绸之路强调东西方之间的历史、文化与经济联系，认为不同地区的人群间经济与文化的相互需求体现的是一种互惠关系。显然，丝绸之路概念的这一属性顺应了近七十年来世界历史的大势，因此最受欢迎。

丝绸之路历史不能被浪漫化

罗新教授指出，如果过多沉浸在“丝绸之路”具有浪漫色彩的历史想象中，可能会掩盖或淡化历史中常常占主流地位的冲突。“我们当然鼓励大家多看好的一面，但这不是历史的全部，甚至不是主要的。当前丝绸之路研究中潜伏着两个危机：一、历史被浪漫化。二、研究对象模糊化，学科的方法和意义会变得不明确。这里的模糊化是指丝绸之路研究被置换成地区研究。学科对象模糊化使丝绸之路本身变得模糊。”

“丝绸之路史不应该是丝绸之路所经地区的通史。丝绸之路研究的对象，应该是不同地区的人群对彼此沟通的需求，为此所做的努力，以及这种努力的历史后果。离开了长程交流、异文化接触和复数历史的汇合，就不是丝绸之路研究了。对中央欧亚地区单一区域和单一人群的历史所做的探讨，不是丝绸之路研究这个学科的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丝绸之路研究，是世界史、全球史的缩微版。”罗新教授说。

既然丝路表达了人类冲破地理限制的努力，那么一个永恒的主题就是阻隔与沟通。“只谈联系是不完整的，”罗新教授说，“我们讨论阻隔就是为了观察人类如何冲破阻隔。阻隔一方面是自然环境和地理条件造成的，另一方面也是人类有意识的设置。不同历史时期这两个条件对东西阻隔所起的作用是不均衡的。历史时期人类不同群体之间的交流所面临的阻隔主要是人为的。”

罗新教授列示学界所绘人类走出非洲的多种迁徙图，这些地图的共同点是都没有看到与丝绸之路一线相吻合的人类扩散迁徙路线。也就是说，在冰期结束以前，人类无法通过天山和帕米尔的阻隔。罗新教授指出：“人类的奇特之处就在于突破自然条件的限制。冰期结束，冰盖消失，海平面上升，人类一些本可以互相联系的人群被隔绝起来，而另一些之前相互难以联系的人群之间，忽然有了联系的可能。丝绸之路就是这样出现的。从冰期结束到农业发生，只有短短三五千年，人类迅速在亚洲的东西两端建立起巨大的人口聚落。这些聚落之间出现了联系，丝绸之路是其中的一个部分。”

随着马的驯化和游牧的诞生，草原地带被更加高效地利用。人类克服地理屏障的能力大大提高了。从巴孜雷克墓葬里就出土了两千多年前的中国丝绸。三千年前，塔里木盆地边缘的主要绿洲就有了相当发达的文化和聚落。在殷墟出现了和田玉，说明在张骞之前，“丝绸之路”早已存在（或开通）。

对东西交流来说，到了历史时期，地理条件对阻隔所起的作用逐渐让位于人类自己制造的障碍——交流并不总是，或主要不会是受到欢迎的。罗新教授问道：“看看秦长城图，我们可以问：如果秦长城北防匈奴，那么西防什么呢？长城不是横在丝绸之路上吗？在东亚大型帝国出现之初，已经和西边的‘邻邦’处在紧张状态了。”

国家的边界一度和高山冰原等天险一起成为阻碍人群之间联系的基本因素，到后来，自然条件不再能够阻挡人类时，国家之间的边界就成为唯一阻碍因素。国家、部落等各类政治体，既是交流的组织者，也是设置沟通障碍的主要组织者。“浪漫化的丝绸之路固然吸引人，也多少表达了历史的某一个面向，不过历史更多是灰色的，甚至是黑暗的。但是人类的本性里有理想，有希望，渴望和别人交流，这就是美好的。”罗新教授最后总结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