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尔登战役100周年：“绞肉机”名不副实

1916年2月：香槟（Champagne）与阿戈讷（Argonne）前线已被雾、雨、雪覆盖了一整个月。19日夜间，一阵东风带回了星辰与月光，20日上午，蓝天无云。21日、星期一，大地开始震颤。即便远在北方埃纳河（Aisne）畔的地下掩体里，士兵们也能听到混沌的嘈杂声、感到地面的敲击，这比他们一年前攻击阿图瓦（Artois）时还要强烈。那天夜里，东南方的天际辉映着多彩闪光，次日，他们得知德国人正在攻击凡尔登，那是100公里之外。

一位艺术家坐在两千米高空中的德军飞机上，对他而言，爆炸声那么大、那么近，竟让人觉得身处敌军火力之下，事实上，炮弹由德军发射。他开始绘制下方的景象：默兹河与它泛滥的河岸映着冬日的明媚阳光；德军火炮阵地位于一条林木繁茂的弧线上，不断发出闪光；远处的小小城镇被四层浓烟笼罩，对他似乎毫无意义，直到前射击手最终放弃了在双螺旋桨的噪声中吼出名字，转而在地图上指向“凡尔登”。

——保罗·扬科夫斯基（Paul Jankowski）《凡尔登：大战中最漫长的战役》（Verdun: The Longest Battle of the Great War）

工业战争：钢铁与车轮的比拼

扬科夫斯基引人入胜的叙述似乎将人带回了整整一百年前：默兹河（Meuse）东岸，不到15公里长的凡尔登战线上，德军的654门重炮、550门野战炮与202门堑壕炮正如怒兽般不停嘶吼，连100公里外的地面人群和2000米远的高空观察者都在它们的轰鸣中震颤，凡尔登筑垒地域内的法军此时更是身处炼狱。仅在21日当天，至少100万发炮弹已经倾泻到他们头上直至1918年，协约国军队的火力投射密度才能望其项背。

自傍晚时分开始，德军展开推进，三倍的兵力、三倍的火力让他们似乎不可阻挡,截至25日，最坚固、最现代化的杜奥蒙（Douaumont）堡也宣告失守。

在以静态堑壕战闻名的一战西线战场，这样的进展可谓令人瞩目，德军炮兵无疑应当占据头功，而这又可以归因于它背后的强大工业和运输能力。关于前者，一战初期德国的军火工业毋庸赘述。至于后者，法国东北地区交通原本便十分发达，虽经战火破坏，但在德军的修复、改造下，以11条准轨铁路为核心的铁路网为凡尔登战场输送了极为可观的物资，仅战役首日弹药一项，战前便动用了213节车皮。另一方面，法军后方却仅有两条铁路通往凡尔登突出部，21日午后更是只有一条窄轨（米轨）铁路可供使用，其运力仅有每日800-1000吨物资，即便经过改造，它在战役期间也无法为涌入的守军供应足够的粮秣。

法国军方并非闭目塞听，早在1915年，总参谋部便已了解双方在凡尔登运力相差悬殊，由于一战初期诸多要塞相继沦陷，总司令霞飞（Joffre）并不对坚守筑垒地域抱有厚望。其应对方式可想而知：从凡尔登这片相对安宁的战线秘密撤出大量人员与火炮，将他们用于更需要资源的其它战场。

直至1915年年底，法军在侦知德军可能进犯凡尔登后，这才停止抽调，转而加以补充。虽然如此，考虑到整个西线长约六百公里，德军可以选择的攻击点为数众多，比凡尔登更危险的防御地段俯拾皆是，霞飞因而选择了折中战略，在后方保留四十五个步兵师作为预备，依托内线交通将其及时输送到危急地段。

有鉴于此，凡尔登战役打响不久，法军便着手向后退却，计划全面放弃默兹河东岸，炸毁各个堡垒以免德军利用，凭借大量预备队在运输状况较好的西岸乃至更后方坚守。不少人认为：“凡尔登只是地图上的一个点，并非法国本身。”

漫长拉锯：名不副实的“绞肉机”

然而，如我们所知，凡尔登堪称“法兰西的壁垒”，它对民心士气影响重大，在法国总理与总统的强硬干预下，法军取消了撤退计划，继续坚守东岸阵地。

对法国而言幸运的是，霞飞临危不乱，他派去接手凡尔登战事的贝当也不辱使命，法军根据预案强化运力，一方面扩展路网，一方面充分利用现存的巴勒迪克（Bar-le-Duc）-凡尔登公路，以每天运输600卡车物资和800卡车人员的速度，一个月之内便补入了26.3万援军和大批武器装备。2月28日，默兹河东岸的法军已与德军数量相当，3月1日，贝当手中的重炮总量已达666门，不仅远高于战前总数，也能与当面德军一较高低，法军巧妙部署在西岸的火炮阵地令德军尤为头疼。随着兵力、兵器、物资对比发生转变，战局也逐步恢复了平衡。

3-6月间，双方在默兹河东西两岸反复展开拉锯，6月7日，德军攻克仅次于杜奥蒙堡的沃（Vaux）堡，一度有望迫近凡尔登城。但随着俄军发起布鲁西洛夫攻势，英法军队展开索姆河战役，凡尔登战场的德军最终于7月11日转入防御，战役最激烈的时段至此结束，但战斗仍在持续。法军至12月中旬方将战线基本恢复到战前状况，终结了持续三百多天的苦战。

战后，英国史学家利德尔·哈特（Liddell Hart）将此役比拟为“绞肉机”（Mincing Machine），夸张地声称“很大一部分法军被拖进德军炮兵的绞肉机”，这一生动说法不胫而走，令“绞肉机”成为凡尔登的代名词。

的确，仅仅在2月21日至6月15日期间，法军的95个步兵师中就有66个先后投入凡尔登，整个战役期间更是有接近八成的步兵师曾参与战斗。但这是贝当的“水车”（noria）式战法，亦即将损失达到一定程度的师撤出战场整补的做法所致。此举能够保留足够的老兵骨干，使部队得以较快恢复战斗力，也有助于维持前线士气， 然而，这一相对“人道”的做法让德军做出了误判，认为当面法军不断变更番号，意味着其实力已被快速消耗，从而大大高估了对方损失。德军总参谋长法金汉因而将凡尔登视为牵制、消耗法军的磨盘，始终留有大量底牌，指望在法军“崩盘”之际将手中的新锐之师投入关键战场。

颇有意思的是，霞飞也希望在凡尔登尽可能牵制德军，以便英军突破索姆河一线。就这样，双方虽然名义上都信誓旦旦以凡尔登为目标，实际上却各怀盘算，都希望在这块狭窄战场上用尽量少的投入换取其它战场的相对优势。因此，法军不断轮换部队，德军则将一个个步兵师在前线耗得油尽灯枯，决不轻易投入后续兵力。然而，两位统帅的期望最终都化为泡影，随后相继去职。

因而，凡尔登“绞肉机”虽然旷日持久，但它消耗兵力的烈度事实上并不如一战西线的大部分战役，据扬科夫斯基估计，法军此役损失37.3万人，德军损失37.4万人，双方人员损失速率事实上与1914年边境战役、1915年香槟之战、1916年索姆河战役、1917年贵妇小径之战相去甚远。即便在战斗相对激烈的2-6月，德军的十日平均损失率（千分之37.7）也远不如“看似轻松”的1914年东线波兰战役（千分之48.1）和1915年东线加利西亚战役（千分之54.7）。从这个角度来看，“绞肉机”或“血泵”多少都有些名不副实。

战后的凡尔登：历史与记忆

虽然如此，凡尔登仍然以代表抵抗意志的鏖战载入史册，以代价高昂又所得甚微的战役为世人所知。其原因大致有以下三点：

首先，“水车”战法使大部分法军都曾参与整场战争中最为漫长的凡尔登之战，此战几乎由法军独自承担，最终又以将战线恢复到原始状况告终，以这意味着它最能代表一战法军的共同灾难体验，而法金汉任由一线部队消耗的做法也给徒劳无功的德军留下了难以恢复的伤痛回忆，使他们认为这是一场士兵被高层背叛、前线被国内背叛的“高贵的悲剧性失败”。凡尔登是一场并没有决定性意义的战役，它没有决定性后果，甚至也没有改变战线主动权，这无疑会让回忆更加苦涩。

其次，双方日后也有诸多参战者身居高位，他们在凡尔登的体验自然会对公众产生巨大的影响，我们只需列出三位法军参战者的姓氏便可意识到这一点：贝当、马其诺（Maginot）、戴高乐。在他们的影响下，凡尔登在整个国家中的影响力从未消退，马其诺的防御计划受此战影响极大，贝当在对德媾和时声称这是要像在凡尔登那样拯救法国，戴高乐则以共和国总统身份参与了50周年纪念仪式，甚至一度计划将贝当迁葬杜奥蒙堡。随着时代演变，凡尔登的纪念主题逐渐扩展到世界和平与欧洲联合，1916年出生的密特朗（Mitterrand）总统在70周年纪念时便号召：“创造欧洲吧！历史正在等待！”

最后，工业时代的战争破坏力日益增强，凡尔登战场地域又不宽阔，在此基础上，1916年的凡尔登战役见证了前所未有的火力，也让两军士兵目睹了未曾料想的战争灾难。在英美观察者看来，这是“难以比拟的现代工业化冲突恐怖性的象征”。在战争结束后，索姆河等许多战场都渐渐恢复了人烟，而凡尔登战场却重建寥寥，甚至将相当一部分区域划归林业部门管理。

二十六年后，当苏德两军在斯大林格勒的断壁残垣中搏杀时，《纽约时报》目之为“红色凡尔登”（Red Verdun），德军则称其为“伏尔加河畔的凡尔登”（Verdun an der Wolga），这样的比拟决非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