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不以成绩第一，我们怎样做教育？

一位爸爸决定满足儿子的好奇，让他穿着裙子去上学，有人赞许家长的开放包容，也有人指责他“搞特殊”；教培行业匆忙退场，成年人在提高孩子成绩和给孩子减负之间反复纠结……究竟怎么教育，才能给孩子更好的未来？

9 月已至，新的学期开始，老师、家长、学生都不得不在新的社会变化中，应对各种各样的教育难题。今天单读将推荐三本聚焦教育问题的书——《文学如何教育》《情感学习》《娇惯的心灵》，来分析现今教育中的问题，并提醒大人们可以怎样做得更好。这三本书的作者将分别回答：文学在成长中能起到什么作用？童书对儿童情感学习有何影响？社交媒体如何左右青少年的情绪？

01

《文学如何教育：

人文视野下的文学教育》

“文学”虽然在现代化进程中发展成一个独立自足的学科，但是亲近文学的人却在越来越少。在读书讲究功用、文学只在高考面前重要的今天，“文学如何教育”成为了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在这本书中，陈平原教授就为什么我们需要文学教育作了阐发，并指出当今文学教育走入的误区，老师应该怎么教、学生应该怎么学，他都给出了意见。

在下面的《语文之美与教育之责》一文中，陈平原重申了语文教育对个人成长的重要性，因而对大学未将语文作为通识课程、学生的写作与表达能力欠缺表示遗憾。他劝诫学生“多读书、肯思考、勤写作”，而语文教师则应该有足够的耐心，并且重视课堂教学。

语文之美与教育之责

今天谈教育，最响亮的口号，一是国际化，二是专业化。这两大潮流都有很大的合理性，但若以牺牲“母语教育”或“中国文辞”为代价，则又实在有点可惜。

110 年前，具体说是光绪二十九年（1903）十一月，晚清最为重视教育的大臣张之洞在奉旨参与重订学堂章程时，在规定“中学堂以上各学堂，必全勤习洋文”的同时，强调“学堂不得废弃中国文辞”。之所以刻意凸显“中国文辞”，不是基于文学兴趣，而是担心西学大潮过于凶猛，导致传统中国文化价值的失落。此立场曾被批得“体无完肤”，今天看来颇有预见性。

一、阅读与写作课：国外高校是抹不掉的必修课，我们还在由大学“自作主张”

北大中文系百年系庆时，我曾谈及：“‘母语教育’不仅仅是读书识字，还牵涉知识、思维、审美、文化立场等。我在大陆、台湾、香港的大学都教过书，深感大陆学生的汉语水平不尽如人意。”前一句好说，后一句很伤人，这其实跟我们的整个教育思路有关。

教育部在启动此次新高考改革时，已明确宣布取消中学的文理分科。但至于今后大学是否要开设“大一国文”或“大学语文”，教育部不敢硬性规定，任凭各大学自作主张。相比之下，台湾教育界目前还在坚持 6 个学分的“大一国文”，显得弥足珍贵。

记得 4 年前，在上海哈佛中心成立会上，与哈佛大学英文系教授交流各自的心得与困惑，我谈及“大一国文”的没落以及大学生写作能力的下降，对方很惊讶，因对他们来说，“阅读与写作”是必修课，抹不掉的。准确、优雅地使用本国语言文字，对于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时代的大学生都很重要。而这种能力的习得，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更不是政治课或通识课所能取代的。

《死亡诗社》剧照

学习本国语言与文学，应该是很美妙的享受。同时，此课程牵涉甚广——语文知识、文学趣味、文化建设、道德人心、意识形态，乃至“国际关系”等。最后一点是我的即兴发挥，起源于一件小事。

多年前，某教授很悲伤地告诉我，日本的中学国文课本将删去鲁迅的《故乡》，理由是国文不该收外国人的作品。后来证明是误传。据东京大学藤井省三教授告知：“日本有五所出版社刊行初中国语课本，这五种课本从 1972 年以后一直到现在，都有鲁迅《故乡》。”国语课本收不收鲁迅作品，对于普通日本人之了解现代中国，关系重大。表面上争的是“译作”算不算“国文”，背后则是国民心态。我们的中学语文课本是收译作的，除了承认现代汉语受外来词汇及表达方式的深刻影响，还显示了国人的开放心态及国际视野。

二、今人读书如投资，都希望收益最大化，这一思路明显不适合语文教学

我从 16 岁开始教书，最初教小学及初中的语文课，后来在大学主讲文学史。记得“文革”时知青下乡，若被请去教书，十有八九是从语文教起——我自己的经历也是这样。因为校长们觉得，凡有一定文化修养的，只要满腔热情且肯用心，都能教好语文课。换句话说，语文很重要，但教语文课的门槛很低，完全可以“无师自通”。

40 多年后的今天，随着基础教育水平的提升以及高等教育的普及，当一个合格的语文教师，不管教的是小学中学还是大学，都不太容易了。但即便如此，高中的语文课或大学的文学史课程，依旧注重自由自在的阅读，没有那么多“先修课程”的限制，也不太讲究“循序渐进”。面对浩如烟海的名著或名篇，你愿意跳着读、倒着读，甚至反着读，问题都不大。这也是大学里的“文学教育”不太被重视的原因——“专业性”不强，缺几节课，不会衔接不上。

可这正是中学语文或大学的文学课程可爱的地方，其得失成败不是一下子就显示出来的，往往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比如多年后回想，语文课会勾起你无限遐思，甚至有意收藏几册老课本，闲来不时翻阅。数学或物理就算了，因为相关知识你已经掌握了。另外，对于很多老学生来说，语文老师比数学、英语（课程）或政治课老师更容易被追怀。不仅是课时安排、教师才华，更与学生本人的成长记忆有关。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小学语文课很重要，影响学生一辈子，一点都不夸张。别的课程若非做专门研究，大都毕业就搁下，唯有研习本国语文，是“活到老，学到老”。

《小妇人》剧照

语文教学的门槛很低，堂奥却极深。原因是，这门课的教与学，确实是“急不得也么哥”，就像广东人煲汤那样，需要时间与耐心。现代社会“知识大爆炸”，学生需要修习的科目很多，不可能只读“四书五经”；但贪多求快，道听途说，压缩饼干式的教学，对于中学语文或大学的文学史课程，损害尤其明显。因此，如何在沉潜把玩与博览群书之间，找到合适的度，值得读书人认真思考。

今人读书如投资，都希望收益最大化。可这一思路，明显不适合语文教学。实际上，学语文没什么捷径可走，首先是有兴趣，然后就是多读书、肯思考、勤写作，这样，语文就一定能学好。《东坡志林》里提到，有人问欧阳修怎么写文章，他说：“无他术，唯勤读书而多为之，自工。世人患作文字少，又懒读书，每一篇出，即求过人，如此少有至者。疵病不必待人指摘，多做自能见之。”这样的大白话，是经验之谈。欧阳修、苏东坡尚且找不到读书作文的“诀窍”，我当然更是“无可奉告”了。据叶圣陶先生的长子叶至善称，叶老从不给他们讲授写作方法，只要求多读书；书读多了，有感觉，于是落笔为文。文章写多了，自然冷暖自知，写作能力逐渐提升。叶老这思路，跟欧阳修的说法很接近。

三、我特别担心慕课风行的结果，别的课我不懂，但深知语文课不能对着空气讲，“现场感”很重要，必须盯着学生们的眼睛

为何先说“学”，再说“教”？因本国语文的学习，很大程度靠学生自觉。所谓“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在这门课上表现特别突出。教师能做的，主要是调动阅读热情，再略为引点方向。若学生没兴趣，即便老师你终日口吐莲花，也是不管用的。十年前主编《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中国小说欣赏》，我在“前言”中称：“除了母语教学、人文内涵、艺术技巧等，我们更关注‘阅读快感’—读小说，如果味同嚼蜡，那将是极大的失败。”其实，不仅是选修课，语文课本都得考虑学生的阅读趣味。记得小时候新学期开学，最期待的就是领到语文课本，然后抢先阅读，半懂不懂，但非常愉快。

说到语文学习的乐趣，必须区分两种不同的阅读快感：一是诉诸直觉，来得快，去得也快；一是含英咀华，来得迟，去得也迟。“经典阅读”与“快乐阅读”，二者并不截然对立。我只是强调教学中如何培养学生“发现的目光”。发现什么？发现表面上平淡无奇的字里行间所蕴含着的汉语之美、文章之美、人性之美以及大自然之美。而这种“发现”的能力，并非自然而然形成，而是需要长期的训练与培育。这方面，任课教师的“精彩演出”与“因势利导”，都很重要。

在拙作《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明清散文研究》的“开场白”中，我提及大物理学家费恩曼如何精心准备，投入极大热情，把物理学讲得出神入化，让人着迷，当时借用《迷人的科学风采——费恩曼传》里的一段话：“对费恩曼来讲，演讲大厅是一个剧院，演讲就是一次表演，既要负责情节和形象，又要负责场面和烟火。不论听众是什么样的人，大学生也好、研究生也好、他的同事也好、普通民众也好，他都真正能做到谈吐自如。”不一定是学术大师，任何一个好老师，每堂课都是一次精心准备的演出，既充满激情，又不可重复。

课堂上的费恩曼。图片来源：madewill.com

如承认讲课是一门艺术，课堂即舞台，单有演讲者的“谈吐自如”远远不够，还必须有听讲者的“莫逆于心”，这才是理想状态。去年我在《文汇报》上发表《作为一种“农活儿”的文学教育》，承认慕课（MOOC，即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在普及教育、传播知识方面的巨大优势，同时又称：从事文学教育多年，深知“面对面”的重要性。打个比喻，这更像是在干“农活儿”，得看天时地利人和，很难“多快好省”。这“教育的性质类似农业，而绝对不像工业”的妙喻，不是我的发明，其实来自叶圣陶、吕叔湘二位老前辈。我特别担心慕课风行的结果，使得第一线的语文教师偷懒或丧失信心，自觉地降格为某名校名师的助教。别的课我不懂，但深知语文课不能对着空气讲，“现场感”很重要，必须盯着学生们的眼睛，时刻与之交流与对话，这课才能讲好。只顾摆弄精美的 PPT，视在场的学生为“无物”，这不是成功的教学，也不是称职的教师。

四、某种意义上，学文学的，太富贵、太顺畅、太精英，不一定是好事情

关于中学语文课以及大学的文学教育，我说过两句话：一是请读无用之书，二是中文系是为你的一生打底子；现在看来，有必要增加第三句，那就是：语文学习与人生经验密不可分。

先说第一句，那是答记者问时说的。我谈到提倡读书的三个维度，其中包括“多读无用之书”。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今天中国人的阅读，过于讲求“立竿见影”了。在校期间，按照课程规定阅读；出了校门，根据工作需要看书。与考试或就业无关的书籍，一概斥为“无用”，最典型的莫过于搁置文学、艺术、宗教、哲学、历史等。而在我看来，所谓“精英式的阅读”，正是指这些一时没有实际用途，但对养成人生经验、文化品位和精神境界有意义的作品。

第二句则是在北大中文系 2012 届毕业典礼上的致辞：“中文系出身的人，常被贬抑为‘万金油’，从政、经商、文学、艺术，似乎无所不能；如果做出惊天动地的大成绩，又似乎与专业训练无关。可这没什么好嘲笑的。中文系的基本训练，本来就是为你的一生打底子，促成你日后的天马行空，逸兴遄飞。有人问我，中文系的毕业生有何特长？我说：聪明、博雅、视野开阔，能读书，有修养，善表达，这还不够吗？当然，念博士，走专家之路，那是另一回事。”

《我的天才女友》剧照

这就说到了第三句。引述章太炎“余学虽有师友讲习，然得于忧患者多”（《太炎先生自定年谱》），似乎有点高攀；那就退一步，说说普通大学生的学习状态。不同地区不同水平的中学毕业生，通过高考的选拔，走到一起来了；可实际上，他们的学习能力及生活经验千差万别。一般来说，大城市重点中学的学生学业水平高，眼界也开阔，乡村里走出来的大学生，第一年明显学得很吃力，第二年挺住，第三、四年就能渐入佳境——其智力及潜能若得到很好的激发，日后的发展往往更令人期待。如果读的是文史哲等人文学科，其对于生活的领悟，对于大自然的敬畏，对于幸福与苦难的深切体会，将成为学习的重要助力。

某种意义上，学文学的，太富贵、太顺畅、太精英，不一定是好事情。多难兴邦，逆境励志，家境贫寒或从小地方走出来的大学生，完全不必自卑。

五、大学生一定要学会表达，有时候，一辈子的道路，就因这十分钟二十分钟的发言或面试决定，因此，不能轻视

对于今天的大学生来说，单讲认真读书不够，还得学会独立思考与精确表达。这里的表达，包括书面与口头。几年前，我写《训练、才情与舞台》，谈及学术会议上的发言、倾听与提问，其中有这么几句：“作为学者，除沉潜把玩、著书立说外，还得学会在规定时间内向听众阐述自己的想法。有时候，一辈子的道路，就因这十分钟二十分钟的发言或面试决定，因此，不能轻视。中国大学没有开设演讲课程，很多学者缺乏这方面的训练。”具体的论述容或不准确，但强调口头表达的重要性，我想八九不离十。大陆、香港、台湾三地大学生在一起开会，你明显感觉到大陆学生普遍有才气，但不太会说话—或表达不清，或离题发挥，或时间掌握不好。这与我们的课堂教学倾向于演讲而不是讨论有关。实行小班教学，落实导修课，要求学生积极参与讨论并记分数，若干年后，这一偏颇才有可能纠正过来。相对于其他课程来说，语文课最有可能先走一步。

我博士刚毕业那阵子，曾被老先生夸奖“会写文章”。当初还觉得挺委屈的，因为，比起“思想深刻”或“功底扎实”来，这“会写文章”不算专业评价，更像是雕虫小技。教了 30 年书，逐渐体会此中甘苦。我终于明白，作为学者，会不会写文章，确实是个“事”—而且是不小的事。最近 10 年，我撰写了若干关于“现代中国述学文体”的论文，一半是学术史研究，一半则为了教学需要。不说成为大学者，即便只是完成博士或硕士论文，也都不是“动手动脚找东西”，或引进最新潮的理论，就能手到擒来的。

在一个专业化时代，谈“读书”与“写作”，显得特别小儿科。或许正因此，当大学老师的大都不太愿意接触此类话题。既然没有翅膀，若想渡江，就得靠舟楫。不管小学中学大学，对于老师来说，给学生提供渡江的“舟楫”，乃天经地义—虽然境界及方法不同。在北京大学的专题课以及香港中文大学的讲论会上，每当循例点评学生的论文时，我不仅挑毛病、补资料、谈理论，更设身处地帮他们想，这篇文章还可以怎么做。学生告诉我，这个时候他们最受益。

说到底，中学语文课以及大学人文学科，就是培养擅长阅读、思考与表达的读书人。只讲“专业知识”不够，还必须“能说会写”—这标准其实不低，不信你试试看。

（本文摘自《文学如何教育》，由东方出版社提供。）

02

《情感学习：

儿童文学如何教我们感受情绪》

《情感学习：儿童文学如何教我们感受情绪》一书，围绕儿童文学译本对儿童发展“翻译能力”的影响展开，主张儿童可以通过模仿适应各种情绪，而情绪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建构。译本中的情绪跨越了语言和文化双重边界，要让儿童理解这些情绪，文本熟悉度和儿童意愿是两个重要的因素。

下面这段选摘，将从人类学的视角帮助我们理解儿童的阅读和学习经历。作者结合了全球化的背景，指出儿童在阅读童书的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项活动，就是进行模仿。儿童能在阅读中学习和处理未知情绪，和日常生活的实践形成互补。

翻译书籍，翻译情绪

人类学与模仿实践——懂得他人如何感受

对人类学家来说，模仿是学习新情绪与感觉这些情绪的核心。阅读提供儿童想象未知体验的空间，儿童可以借由认同书中角色来观察并参与其中——不论他们所模仿的情绪和作者赋予主角的情绪是一样的，或者他们的模仿是建立在文化误读之上。在田野现场，人类学家经常借助于当地报道人的翻译与现场解说。对童书来说，这种功能则建立在叙事结构里，它提供了一个或多个主角的想法和感受的内在视角。有时田野现场的活动者也许不愿意描述他们的内心世界与感受，人类学家只得透过符际翻译来推断活动者的情绪；同理，不是所有童书都会在情绪这块主题上大费唇舌，儿童只得从故事人物在文字或插图里的行为表现或肢体语言中来推断相关知识。由于非语言符号与特定情绪之间具有强烈的文化编码关系，如果儿童对文化符码还不够熟悉就可能会产生一些误解。人类学家通常是在面对面的情况下作业，彼此间可以进行对话，然而书籍则是沉默的。真正能够测试翻译适切性的是持续不断的沟通；只要儿童保持阅读，与未知情绪意义的协商就会在某种程度上一直持续进行。此过程唯有在当差距变得太大致使儿童把书合上，拒绝继续阅读书中所描绘的故事与情绪时才会停止——比起人类学家，儿童更握有掌控权，而且在创造他者及其情绪上，更是不能被反驳或违抗。

《海蒂和爷爷》剧照

人类学与全球视野下的情绪史

90 年代加剧的全球化让历史学家开始重新思考“国家”扮演的角色（自从历史这门学科于现代成立以来，国家就一直是这门学科的核心），并将重点转移到跨国接触上。对人类学家来说，全球化不只是一段过程，也是一个愈来愈热门的研究课题。如果“在地”曾经是人类学的核心，那么新的重点是对“跨地域”和“迁移”的研究。一如詹姆斯·克利福德的名言，对“路径”（routes）的兴趣取代了对“根”（roots）的兴趣。愈来愈多人类学家不再把他们的研究局限于遥远的偏乡和部落，而将阵地转移到快速变化的城市与空间里。邂逅与流动（早期的人类学家当然早已察觉）不再被视为不重要的甚或是令人困扰的，反而经重新定位后成为研究核心。

由邂逅而产生的差异已不再是绝对且不经中介之同一性的对立面。我们发现了差异的渐进，而不是全然的二分法。此外，这意味着不同文化与不同语言之间的翻译并非迥异于日常翻译，就像在同一文化里的差异之间存在着调解。所有的沟通都涉及将意义从一个语境转移到另一个语境，这使得我们能“将翻译视为……整个社会生活中的一种面向”。

儿童将学习和处理未知情绪的能力带进他们的阅读：他们已经在日常生活中获得了这种能力。反过来说，书籍不仅为他们已经碰到或未来会碰到的情绪提供实践知识，也许更重要的是还带给他们面对未知事物、翻译异己的能力。为此，模仿，这种鹦鹉学舌并与他人感同身受的能力，是一种必须学习和加以发展的重要策略。因此，儿童不仅利用他们的模仿能力来学习并尝试书中所描绘的情绪，还利用书籍进一步学习模仿和转译，于是变得能够跨越差异并交流情感。

儿童绘本示例。图片来源：Alyssa Powell

学习阅读与翻译跨文化的情绪，只是儿童已经面临的众多状况中一个较突出的具体例子。童书所提供与教导的翻译，不仅可以当作全球性接触的指标，还可以看作是因素，而全球性接触不只局限于移动的货物与行动者，也涉及了情绪。和全球化一样，情绪全球化也比地球村“开心的‘混杂’”更复杂，同时带来了新的界限与差异。如前文所说明的，童书不是一味地提供翻译，它也会拦阻翻译：要不完全不与外国文学打交道，要不就是使外国文学归化来淡化与异己的接触；童书不仅教导读者如何同理与翻译情绪，童书也教导读者如何避免翻译以及参与他者的情绪。基于大量预先存在的翻译过程，跨文化情绪的潜在易读性并不一定有利于实际的理解。童书可以克服异己，但也可以吸收且强化之。除此之外，理解与沟通也未必像众人长期以来所认为的一种良性活动。沟通可以创造同理心、跨越权力关系，但沟通也包含了传递指令。学习理解他人的情绪可以让人更有效率地管理他人。迅速学会如何理解与应对全球不同情绪之规则和规范的能力，也许可以促进世界和平，但也可能会以将人从一个地域与文化转移到他方的可能性为前提，从而助长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经济。

学习（用）情绪交流

情绪易读性可能较少取决于身体的普遍性，这个普遍性被认为能够产生一些独立于文化的基本情绪与其表达方式；情绪易读性可能较多仰赖于将情绪从一个语境翻译至另一个语境的可能性与能力。这种翻译一般来说是不完美的，但通常足以防止沟通断裂。

有鉴于翻译过程的多方面转化，只将注意力集中在原文与翻译的比较上已经不再有意义，而应该要着眼于众多行动者在两种或两种以上语言之间的情绪协商中所扮演的角色才对。这些协商甚至在文本初次以源语写下之前就开始了，从而进一步动摇了以“原文”为起点的概念。至少就本书所讨论的时期而言，一名作者在本质上就已经是一名译者了，他未必是翻译文本的那种译者，但无疑是文化与情绪的译者。协商的下一个阶段在于从来源语到目标语的转移。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可能包含了各种不同的过程——从近乎是逐字直译到富有创意的文本再造与其为新受众所做的改编。一般较少注意到的是翻译过程并非到此为止，像导论与后记等副文本（paratext）也提供了阅读和诠释书籍的框架。家长与教师也帮助儿童理解那些陌生的事物，不论是在为儿童朗读一本书的过程中同步解说，或是在儿童自己接触某一本书之前或之后与他们讨论。就另一个层面看来，此过程可以在许多传教活动的工作中看到。像印度轿夫布西就和他的教师们不一样，布西既无法透过祈祷也无法透过阅读圣经来直接解读上帝的旨意，他需要一个欧洲的基督徒为他翻译才行，哪怕这个人只是一名小男孩。

《我的天才女友》剧照

最后，同样重要的是儿童本身在翻译和适应未知的情绪方面扮演着积极角色，并将这些情绪联系到他们已知的世界中。这种翻译可以是语言上的，但更多时候是将书籍与故事中所描绘的感情文化意义从一个语境转移到另一个语境。这种翻译可连结到本书导论所述的模仿学习过程，从而让儿童能实验性地采取新情绪，并尝试这些情绪的感觉。虽然这可能发生在所有书籍上，但在译著上显得格外重要，因为翻译作品描绘了对儿童来说比平时还要陌生的情绪、情境与习惯。在此，模仿在儿童的“旅行癖”中——即他们对未知事物与远方的向往——发挥了作用。

翻译作为应对异己的答案可能发生在不同文化及语言之间，但在日常生活中也能找到它的踪迹——它跨越了性别、年龄、阶级或出身。本文的论点始终如一，即童书对儿童发展这些“翻译能力”至关重要。童书培养儿童透过模仿、反思以及获得实践知识来发展这些翻译能力。

（本文摘自《情感学习》，由光启书局｜上海人民出版社提供。）

03

《娇惯的心灵：

“钢铁”是怎么没有炼成的？》

我们比以往更频繁地看到青少年自杀的新闻。信息传播得更快是原因之一，但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出现情绪问题，甚至选择自杀，恐怕也是事实。《娇惯的心灵》这本书反思了美国的教育，试图为此寻找答案：为什么成年人在教育、保护孩子上花费更多心思，孩子反而更脆弱。

在下面的选摘中，作者分析了社交媒体对青少年心理的影响：新世代的孩子因为经常对着屏幕，更离群索居，还会被“展示”式的生活影响人际关系和自我认同。这并非在否认社交媒体的所有价值，也遑论社交媒体是导致心理问题的唯一原因，但是我们确实需要警惕社交媒体对大脑产生的影响。如果我们不尝试应对社交媒体带来的改变，我们将彻底被它侵蚀。

焦虑和抑郁

互联网世代

《互联网世代》是一本出版于 2017 年的著作，该书的作者简·特温格，是任教于圣地亚哥州立大学的一位社会心理学家，她在书中为我们展示出一幅细致入微的图景，呈现了当代青少年和大学生的行为、价值观和心理状态。作为一名学者，特温格的研究关注代际之间心理上的差异，总结模式并追寻原因。

从 2007 年起至 2012 年前后的时间，美国普通青少年的社会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社交媒体平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十岁出头的青少年就开始使用各种各样的社交媒体。年复一年，这些公司越来越擅长抓住并留住顾客的“眼球”——此处借用了他们业内人士的说法。社交媒体可以使人愈发沉溺其中，无法自拔。

简言之，进入互联网世代之后，人类的成长就发生了破天荒的变化，十岁出头的孩子正值塑造品格的人生阶段，现在他们却沉浸于由社交媒体所编织的社会和商业试验中，如庞然大物一般，无处可逃。这会导致什么问题呢？

特温格的书，基于她所进行的四项深入调查，跨度达数十年的周期。其中一项调查是针对大学生群体的，而另两项则关注更广泛的青少年，还有一项则扩展至全美的成年人口。《互联网世代》这本书，包括了作者从上述四个数据库内所绘制的大量图表，展示出青少年行为和态度自 20 世纪 80 或 90 年代开始发生的诸多变化。看这些图表，图中的曲线基本上波动不大，但到了从 2005 年至 2012 年期间，在某个点上，原本水平线上下的线条，突然向上抬头，或者骤然向下俯冲。

有些趋势是相当积极的：生在互联网世代，青少年不爱喝酒了，也不怎么抽烟；开车上路时，他们相信，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就连他们初次性行为的年龄都向后推了。但还有些趋势就不那么乐观了，有一些甚至让人颇为担忧。特温格以一个长长的副标题总结了她在书中的发现：为什么今日的孩子即时互联，但在成长过程中却更少叛逆，更多柔顺，更不快乐——并且对进入成年毫无准备——对于我们来说，这又意味着什么。

学者特温格和她的书《互联网世代（iGen）》

按照特温格的分析，代际之间的两项主要变化，可能推动了安全主义自 2013 年以来在校园内的兴起。第一项变化：现如今，孩子们的成长要缓慢很多。有一些活动，被公认为标志着从童年期转向成年期的事件，比方说打工、开车、饮酒、约会和性爱，现在发生得更迟。若是同他们的前辈相比，互联网世代的孩子们要更晚熟，他们从一开始就不愿尝试，而且也没有表现出前辈们的热情。这些趋势，大部分是不分社会阶级、种族和族群而一起出现的。所以说，若同此前时代的 18 岁相比，互联网的新一辈平均而言还没有做好上大学的准备。这大概就能解释，为什么一夜之间，大学生群体要求更多的保护，在他们的事务以及人际冲突中要求成年人更多地介入。

第二项发生在代际之间的主要变化，是焦虑和抑郁症比例的急剧上升。在本章余下部分，我们运用特温格在《互联网世代》内所给出的数据，绘制了三个图。这些图直截了当，讲述了一个能让听者流泪的故事。

关于心理病症的研究向来有一定论，女孩要比男孩更容易抑郁和焦虑。从 2011 年开始，青春期女孩的抑郁比例迅速增加，由此导致差距扩展开来。如图 7. 1 所示，到了 2016 年，根据受调查女生所提供的信息，大约有五分之一的症状符合了我们的标准，也就是在过去一年中经历过严重的抑郁症发作。男孩子的抑郁比例也有所增加，但相对而言要慢很多（从 2011 年的 4. 5 %上升到 2016 年的 6. 4 %）。

青少年的抑郁率

图 7. 1：统计从 12 岁至 17 岁的青少年,在此前一年，至少出现一次严重抑郁症状的百分比。自 2011 年起，比例一直在上升，尤其是女孩子的状况（资料来源:全国药物使用和健康调查数据）

七年不过转瞬即逝，难道青少年的心理状况竟至发生如此的变动？说不定，图 7. 1 所反映的，只是诊断标准出现了变化？我们只想指出一点，在分派心理健康的标签时，若是降低诊断的门槛（或者说鼓动“概念渗透”），就会增加“患者”的人数。

但悲剧在于，图 7. 1 所示的青少年抑郁症的激增，并不仅仅是诊断标准变化的结果，我们这么，是有坚实证据可以作证的：十来岁的青少年的自杀率也在增加，其趋势与抑郁症比例一致。如图 7. 2 所示，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每 10 万名年龄在 15 岁至 19 岁之间的青少年的年度自杀人数。自杀率和尝试自杀率是两回事，因性别而异；女孩尝试自杀的次数更多，但死于自杀的男孩却更多，究其原因，在于男孩通常会选择不可挽回的自杀方法（比如吞枪或者从高层建筑跳下）。

青少年的自杀率（每 10 万人）

图 7. 2：按性别划分，年龄在 15 岁至 19 岁的青少年，每 10 万人的自杀率（资料来源:美国疾病防控中心，《致命伤害报告》, 1999-2016）

他们的研究发现，青春期男生的自残率保持稳定，在15 岁至 19 岁这一年龄范围的男生中，每 10 万人有大约 200 人自残。而比较同年龄段的女生，自残率则要高出许多，但从 2001 年至 2009 年间也保持相对稳定，每 10 万名女生中每年大约有 420 名自残。但从 2010 年开始，青春期女生的自残率逐步上升，在 2015 年达到了每 10 万人中有 630 人。年龄再小一点的少女（10 岁至 14 岁），自残率的增长速度甚至更快，从 2009 年的每 10 万人中 110 人，到 2015 年的每 10 万人中 318 人，几乎增加了 3 倍。（而在此阶段, 10 岁至 14 岁年龄段的男孩的自残率保持大致稳定，每 10 万人约有 40 人。）由此可见，自 2010 年开始，女孩们的日子就过得很糟心。

反社会的社交媒体？

心理疾病和自杀行为为什么出现激增？幕后推手是什么？特温格相信，自 2007 年前后，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开始迅速渗透进入青少年的生活，而到了 2011 年前后，心理健康出现大面积危机，因此，前者是主因，后者为果。在《互联网世代》一书中，特温格给出了一些表格，显示出数字媒体的使用同心理健康问题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近年来，两者协同共增。就此而言，以数字媒体为罪魁祸首的解释，要比其他因素更合理。

简单的相关性固然可以给出提示，但只凭它们，我们还是无法搞清楚前因如何得出后果。在既定的时间段，许多事情都在发生着变化，因此我们不乏机会去碰到所谓的伪相关（spurious correlations ）。为了防止落入伪相关性的陷阱，我们必须要考虑其他的变量——若是某种特定的因果解释是正确的，则可以预判这些变量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为了完成这项检验，特温格考察了个体学生所报告的全部日常活动，用了包含此类指标的两个数据库。特温格发现，一方面，同抑郁和其他自杀类似的结果（诸如想自杀、计划自杀或者尝试自杀）存在显著相关的，只有两种活动：一是使用电子设备（如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或电脑），二是看电视。而另一方面，还有五种活动，同抑郁症存在着负相关（也就是说，孩子们每周花在此类活动上的时间越多，则抑郁症的可能就越小），它们分别是：体育运动和其他形式的锻炼，参加宗教活动，读书（也包括其他印刷载体），面对面的社会交往，以及做家庭作业。

比较一下正相关和负相关的两列，留意一下，它们之间存在着什么区别吗？屏幕，还是没有屏幕。若孩子们每天闲暇时盯着屏幕不超过 2 个小时，他们患上抑郁症的风险并不会升高。但只要每天的屏幕时间超过 2 小时，那么盯着屏幕每多 1 个小时，抑郁症的风险就会大大增加。与之相反，孩子们若长时间远离屏幕，特别是如果他们能参与到无屏幕的社会交往中，那么他们就不太可能患上抑郁症或滋生出自杀的念头。（特温格也指出，反向因果关系也不是没有可能，也就是说，抑郁症是因，而抑郁导致了孩子们会在屏幕上花费更多的时间。但她也表明，这种情况的可能性并不大。)

《监视资本主义：智能陷阱》截图

为何会这样，一部分原因在于，电子设备让我们离群索居。人类是“彻底社会”（ultrasocial）的物种。黑猩猩和狗都有非常活跃的社会生活，但人类作为彻底的社会物种，远非诸如猩猩此类的“社会”动物所能及。

无可否认，社交媒体的出现，使创建大型群体变得前所未有的容易，但问题是，那些“虚拟”团体同面对面的社会联系相比，可不是一码事；可以想见，它们也无法用相同的方式来满足人性对归属的需求。特温格教授及其合作者就道出了个中关键：

千万不要忘记，人类的神经构造是如何进化而成的，不可脱离的条件就是与他人进行紧密的、通常是连续不断的面对面接触（包括非视觉和非听觉的接触，比方说触摸或者嗅闻），因此，若是减少或者删除该系统的关键输入，就有可能导致整个系统的不稳定。

特温格的研究支持了上述的观点，她发现，对于那些更社会化的孩子，也就是比一般孩子更热衷于参加面对面的社会交往的孩子，在电子设备上花时间通常来说并没有伤害。换言之，屏幕和社交媒体是否会显现出它们的负面影响，取决于十来岁的青少年同他人相处的时间长短。但电子设备之所以有害，并不仅仅是因为它们让孩子们上瘾，不愿意进行面对面的交往；它们还有一些更潜移默化的效应，会更强烈地应验在青春期女孩子的身上。

（本文摘自《娇惯的心灵》，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提供。）

原标题：《既然不以成绩第一，我们怎样做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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