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直男,我选择和女权主义者站在一起

王恺文/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

2016-03-09 16:28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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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听过一则奇闻。一个身份不明的男子时常在半夜里出没于女生宿舍楼下,遇到晚归的女生,就脱下裤子做自渎的动作。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女生都会吓得花容失色,慌忙跑回宿舍,这个变态男就会发出得意的大笑。然而,有一天夜里,一个师姐在楼下遇到了该变态,变态照常隔空猥亵,师姐冷冷一笑,回宿舍拿出单反装上闪光灯,跑出楼对着变态按动快门。白光闪动,变态原形毕露,当场惨叫一声,慌忙逃走。自此之后,学校里很长一段事件都没再出现这类半夜猥亵事件。
某校女生节的条幅内容完全可以归入性骚扰
昨日看到微博上各路人马怒斥某高校女生节条幅,我就想起了这则旧事。这些条幅内容则完全可以归入性骚扰,从本质上来说,和那位变态男的区别不大,都是试图用抽象和具象的性器官对女生们进行精神猥亵,想象女性作为弱者发出难堪的痛叫,甚至可能还会对猥亵者生出好感。变态男好歹还是在半夜行事,而某高校的男生则大张旗鼓地在公众场合将横幅高高挂起,更为不堪。
这些男生们可能根本没有设想过女生们会把横幅拍下来发微博怒斥,就像那位变态男没想过会有勇敢的女生冷笑着举起相机。事件爆开后,有疑似该院的男生在各路微博里骂街或辩解,认为女生们“开不起玩笑”。这种论调似曾相识:同样是最近发生的网络热点,在“高三女生遭同班男生下药”的事件里,不少人也是这样为加害者辩解并指责受害者的。我伤害你我是在开玩笑,开玩笑哪有恶意?你反击你就是不识趣,不识趣真是可气。还有一套更传统也更尖锐的表述:“雷霆雨露,皆是君恩。”这个“君”在此处可指男性,原本则不仅仅指男性。
也正是因为这个“君”的复杂内涵,条幅和下药在微博上引发的讨论完全超出了“女权”的范畴。我看到大批直男朋友们声援女性朋友们的抗争,他们使用的话语系统完全不是女权主义者惯常使用的“直男癌”体系,而是更为普泛的“素质”“文明”和“法律”。某种意义上,敏锐的直男们触及了真相:他们,或者说“我们”,包括直男、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等等(其中当然也有女权主义者)所要抗争的,是同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是“开不起玩笑”的逻辑背后深藏的意识形态,一套有现实支撑的观念上的权力等级秩序。在这种等级秩序里,高等对于低等有自然赋予的支配之权,不论高等者的行为对低等者造成何种的伤害,它在道德上的负面意义都会被消解,甚至转嫁到低等者身上,而低等者还得因自己的被支配而感恩,因自己无法为高等者带来乐趣而自责。
我对这一套逻辑深恶痛绝。“直男癌”这个词由于过量的使用而变得意涵模糊,但遵循上述这套权力等级逻辑行事的人,无疑是最为标准的、贬义的“直男癌”。我的师姐薛静在昨天发表了一篇题为《妇女节:我选择和贬义词“三八”站在一起》,讲述了她作为一名女性的辛酸感受。我作为一名异性恋直男,在成长过程中没有因为性别和性向受过不公待遇,但关于权力秩序造成的不公,我也有故事想分享。
高二时候的某一天上午,课间操过后的英语课上,教室前门突然打开,管纪律的副校长带着一个女生进来了。课堂暂停,副校长对那个女生说:“你仔细看看是哪一个?”那个女生应该是隔壁班级的,她四下看了一圈,指着我说:“就是他。”班级里立马炸了,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于是看向副校长和女生。
副校长大喊“安静”,然后解释说,课间操的时候有人偷东西,这个女生看到了一个可疑的人。我站起来大声说:“不是我,我课间操的时候在下面做操,班里同学都可以证明!”同学们这时恢复了得体的沉默。然后,我被带到了教导主任的办公室。副校长对教导主任说,你看住他,我先出去一下。
教导主任于是问我:“你说说怎么回事?”在接下来的半个小时里,我尽全力分析了我的不在场证明和我一贯良好的操行表现。教导主任不为所动,始终带着皮笑肉不笑的表情说:“你还是好好交代,这样对你也好。”
我大概在教导主任的办公室里待了一个小时,这期间有几个老师去有事来找他,看到我站在这里,问“这学生怎么回事?”教导主任都回答:“跟偷东西有关。”
临近中午的时候,另一个老师过来,把我带回班级门口。副校长跟那个女生站在那里,旁边还有我的班主任。那个女生又看了我几眼说,好像也不是他。于是副校长对我说:“你回去上课吧。老实点,不要有什么怨言,把事情搞清楚,也是为了你好。”
我记不清我的座位是否被搜过。半年以后,小偷被学校的保安抓到了,是校外的人。从始至终,我都没有收到一句道歉。
这件事或许可以被看作一次很正常的调查,最后我也没什么实质的损失。但从我的角度看,我被单方面认定有罪,我的辩解毫无效力,我被莫名置入了等级的底层,最后这一切被冠以“为了你好”的名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那位副校长使用的正是最典型的“直男癌”逻辑:只许我认定你有罪,折腾你,你不许有怨言。在当年,作为一名普遍意义上的“好学生”,在我遭遇不公时,我的同学们在整套权力等级秩序的重压下保持了沉默。而现在,高校的女生们在“女生节”被公然骚扰和侮辱,那位被下药的高中女生遭到恶意加害,作为一个直男,我觉得我和她们的境遇是相同的,因此我不应该保持沉默。
对抗“直男癌”,也就是在对抗整个远为广泛的权力体系的压迫与不公
这应当也是很多直男朋友的心声。当代中国社会已然走向多元化,年龄、性别、性向、地域、教育水平、学科背景、政治倾向……对照着这些选项,每个人都可以被划入各种群体,“直男”只是一个大而宽泛的标签,在更为具体的划分里可以被隐而不论。而当下的现实是,在某一个选项的划分中,部分群体自视“主流”“多数”和“正常”,将自己放入权力等级秩序的高层,对另一部分群体进行歧视、侮辱乃至加害。比如“直男”聚集起来骚扰女性来取乐,比如“异性恋”聚集起来进行“恐同”的讨论。然而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的是,如果遵循“直男癌”的权力等级秩序,在另一些选项的分类里,他们或许也身处底层。贴条幅骚扰女生的“直男”会不会遭遇地域歧视?给高中女生下药的男生,会不会因为长相、身高或是性取向而遭到攻击?
声援女生的直男朋友们所使用的“素质”“文明”和“法律”,恰恰是现代文明对抗传统的权力等级体系时发展出的工具,尽管这些工具和观念本身也有被等级体系同化乃至成为压迫工具的危险。用一句被讲烂的话来说就是:“女权即人权!”维护女性的权益、尊严和发展自由,也是在维护“人”的权益、尊严和发展自由。支持性别标准下的弱者,对抗“直男癌”,也就是在对抗整个远为广泛的权力体系的压迫与不公。声援拿起相机的师姐、微博上战斗的姑娘、在贴吧上抗争的高中女生,也就是在和“直男癌”背后那些随时可能蔓延向别处的恶意、傲慢和猥琐对抗。今日声援和帮助姑娘们,明日自己若遭到了无端的压迫、侮辱与损害,也就更有可能得到他人的声援和帮助。在当下,尽管对于很多人来说,连为自己发声、争自己的权益,都是一件略为困难的事情,更别提为声援他人。但那个讲到烂的故事仍然需要再讲一遍:“轮到我时,没人为我说话了。”
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过去一百年之后,还要重新强调这些,是一件颇为令人沮丧的事情。然而在这个时代,《弟子规》在中小学教育中被奉若圭臬,封建道德混着消费主义汹涌而来,种族主义、极端宗教势力和性别歧视再次抬头,重新发出这些老声音恐怕仍有必要。即便把调子放到最低,人格平等、尊重他人,仍然是应当以最大音量喊出的号角。
两年多以前,中文系要挂女生节横幅,我写了一条:“女性主义是中文系男生永恒的价值观。“那年北大统一不给挂横幅,这条没能挂出去。我的大言不惭恐怕让不少男生有“被代表”的感觉,但这起码是我个人的一种期许。时至今日,我不再代表别人,我只代表我自己,在妇女节和女生节已经过去的时候,说上一句:作为一个直男,我选择和女权主义者站在一起。
思想
我是性与性别学者方刚,关于为什么男人应该成为女权主义者,问我吧!
方刚 2015-09-01 149 已关闭提问
责任编辑:朱凡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女生节横幅,权力等级秩序,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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