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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选|桑德斯:“布鲁克林的老犹太社会主义者”

汪舒明/上海社科院国际所上海犹太研究中心
2016-03-11 15:40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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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2015年4月30日,美国华盛顿,佛蒙特州参议员伯尼-桑德斯宣布自己将参加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 东方IC 资料

自2015年夏宣布参选以来,来自佛蒙特州的联邦参议员伯尼•桑德斯在民调中迅速上升,支持率一度直追志在必得的希拉里。在2016年初的两场党内初选中,桑德斯表现出色。即使在3月初的“超级星期二”遭受希拉里“碾压”之后,桑德斯在白人自由派势力强大的北方发起反击的能力仍然不容小觑。

尽管桑德斯在宣布参选时已经74岁,堪称美国历史上年龄最大的总统候选人,但他却以推动美国进一步“变革”的理想主义色彩吸引了大量年轻选民。

民主党阵营的先锋力量,成员众多、影响巨大的“前进”(MoveOn)组织已经明确表示全力支持桑德斯。在2016年1月该组织曾就支持哪位候选人举行内部投票,结果桑德斯获得创记录的78.6%。

在2008年大选中,奥巴马曾以“变革”口号席卷了美国。但奥巴马未能改变美国国内贫富差距继续拉大的趋势,以华尔街金融权贵集团为代表的1%美国人的财富和权力继续扩充,毫无约束的金钱腐蚀着美国政治。这正是“占领华尔街”运动兴起的社会动因。

希拉里本为老牌政客,与美国权势集团关系紧密,显然也不可能改变此种趋势。而桑德斯向来特立独行,自称“社会主义者”,为民主党内左翼阵营的标杆,持激进自由派立场,批判华盛顿权贵政治的腐败,与大企业与权贵集团一直保持着距离。

与希拉里不同,桑德斯的竞选资金基本来自普通选民的小额捐助,而非超级富豪们的巨额政治献金。对于那些渴望美国变革社会经济,使广大民众都有机会分享“美国梦”的年轻人来说,他就像一个“正直的”“祖父”。

并未远逝的“父辈的世界”

无论桑德斯最终是否能够战胜希拉里,他都已经创造了犹太人在美国参政的新历史。桑德斯正是东欧犹太移民融入美国主流社会、走向成功的一个写照。

在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200多万犹太人离开反犹主义盛行的东欧,移居北美。这是当今大多数美国犹太裔人口的来源。初来乍到的犹太移民语言不通、环境不熟、生活艰难,大多栖身流迹于纽约等东部大城市,推着小货车做小商贩,或者在制衣业等血汗工厂做工。

但犹太移民在第二代便迅速崛起,大举进入专业领域,群体性地步入美国中产阶级行列。随着移民后裔顺利融入美国主流社会,他们也开始大举走向美国政坛,加入民主党或意识形态偏左的社会政治团体,甚至成为这些团体的中坚力量。

桑德斯正是来自东欧犹太移民家庭,并深受东欧犹太移民文化的影响。在他的灵魂里,欧文•豪笔下的“父辈的世界”并未远逝,仍然是一种强大的力量源泉,仍然在为他参与政治的道路提供指南。在2016年2月初赢得新罕布什尔州党内初选后的演说中,他追忆了全家在纽约布鲁克林的艰难岁月。他说:“我是波兰移民的儿子,刚踏上这片土地时,我父亲不会说一句英语、口袋里没有一分钱。他每天努力工作,做到头发都白了,也没挣到多少钱。我与父母、兄弟住在布鲁克林的廉租房……我的父母都未曾料到,有一天,儿子能站在大家面前,竞选美国总统”。

1921年,年仅17岁的埃利•桑德斯离开波兰南部的一个小镇移民美国,并娶了东欧犹太移民的后裔成家生子,定居在纽约布鲁克林。伯尼•桑德斯就在布鲁克林这个东欧犹太移民汇集的城区成长。2013年,桑德斯兄弟还曾结伴前往波兰寻根,并找到了父亲移民美国前居住的房屋。

纳粹大屠杀是欧洲犹太社团的灭顶之灾,是犹太民族经历的空前浩劫。尽管这一浩劫发生在欧洲,但全球犹太人同根连枝,无数美国犹太人也因此失去了在欧洲的亲友。关于大屠杀的记忆,也由此成为二战以后塑造美国犹太人身份认同最重要因素之一。

当然,关于大屠杀的历史教训,犹太社团内部存在不同的解读倾向:一种倾向于特殊主义,主要将之解读为针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相应的现实启示就是犹太人(尤其以色列)必须拥有权力,使犹太民族大灭绝的劫难“永不重演”;另一种倾向于“自由普世主义”,将纳粹大屠杀视为对普遍人权和人性的空前侵犯,而相应的历史教训和启示就是反对群体之间的憎恨和压迫,捍卫普遍人权以及有利于人权的社会制度。这两种倾向有时会出现冲突和排斥,但有时则并行不悖,乃至交叉汇流。

桑德斯对于大屠杀的认知和解读带有明显的“自由普世主义”倾向。在纳粹大屠杀中,桑德斯的父亲失去了在波兰的亲人。此种民族和家族的创伤记忆,在桑德斯的心里,转化成对群体间憎恨与迫害的强烈反感。

2015年10月,在乔治•梅森大学举行的一次集会上,一名穆斯林大学生向他表达了对美国国内“伊斯兰恐惧症”的担忧。桑德斯引用了亲人死于集中营的犹太人历史经历,向她保证将尽其所能消除美国多年来一直存在的、丑陋的种族主义污迹。

对于以色列,他一方面参加“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等主流犹太组织的活动,捍卫以色列的生存权;另一方面,则与全面偏袒以色列的右翼势力保持距离,主张美国应在巴以之间承当公正的调解人。在2月的一次媒体吹风会上,他宣称曾就中东政策向犹太自由派游说组织“犹太街”和“阿拉伯裔美国人中东研究所”进行过咨询。

从宗教视角来看,桑德斯则是正在疏离犹太教之根、疏远犹太社区生活的众多美国犹太人中的一员。

在美国所有的族裔群体中,犹太人或许是世俗化倾向最明显的群体之一。20世纪末期以来的民调显示,宣称自己不属于任何的教派,而“只是犹太人”的犹太裔受访者高达1/3。

桑德斯虽然也经历了许多犹太人的文化生活,如年少时参加犹太学校,经历犹太成年礼,甚至近年来在一部电影中扮演一名犹太教拉比。但他却宣称自己不属于任何教派,“只是犹太人”。2015年的犹太新年,桑德斯并未去犹太会堂,却去了一座基督教的大学发表演讲。其第二任妻子并非犹太人。他不像约瑟夫•利伯曼(美国联邦参议员,2000年大选中的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那样公开以自己的正统派犹太教徒身份自豪,并积极支持以色列等其他犹太人关心的事务。

此种不那么纯全的“浅犹”特性,并不易激发犹太人对于桑德斯的自豪和支持,反而容易受到犹太保守派势力的攻击。而在一个基督教仍然占据主导的国家,作为一名世俗化犹太人,“犹太性”问题也不仅不能给他的竞选之途加分,还容易使个人及其族裔群体遭致非议和攻击。因此,他对自己的犹太裔身份“犹抱琵琶半遮面”,迄今为止很少公开谈及。

 “布鲁克林的老犹太社会主义者”

早期移居美国的东欧犹太移民深受东欧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他们在纽约等地的犹太移民社区移植了左翼激进社会政治文化,建立起一系列带有左倾色彩的社会文化组织,并成为美国社会主义政党和工会团体的主要参与者,帮助推动“新政”、“伟大社会”等方面的一系列进步主义立法。

他们倾向于以道德化和意识形态化的方式来认知和解读社会政治,并常常秉持先知式的进步理想主义。他们在投票中倾向于支持民主党、社会党等持进步主义立场的政党,积极卷入民权运动,成为黑人民权运动的重要同盟军。

社会主义思潮是那一时代许多美国犹太人社会政治信仰的出发点。而对其中的少数人来说,这甚至是他们生命所系的信仰。

直到战后,随着犹太人逐渐融入美国社会,以及冷战氛围下反共、反社会主义在美国兴盛,东欧犹太移民的激进左翼色彩才逐渐颓化,转向了更加温和的犹太自由主义。

从个人经历及其政治倾向来看,桑德斯正是那一代犹太理想主义者在新时代的继承者、弘扬者。

青年时代的桑德斯曾狂热地拥抱社会主义,积极投身民权运动之中。他加入了“青年社会主义联盟”,组织“种族平等大会”、“学生非暴力协作委员会”等民权组织,还曾参加马丁•路德•金领导的“向华盛顿进军”的大游行,并聆听他的“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讲。大学毕业后,他曾前往以色列的一个基布兹做了几个月的志愿者,在那个“共产主义集体农庄”捡苹果。

此后,他来到佛蒙特州购置土地,成为当时“回归土地”的城市犹太人农业定居运动的先锋。从1980年开始的八年佛蒙特州伯灵顿市市长生涯中,他公开称自己是一名“社会主义者”,践行带有明显进步主义、社会主义色彩的政策。

1991年,桑德斯出任联邦众议员后不久,就推动建立了“国会进步派议员联线”,并担任其主席长达八年之久。在25年任联邦众议员和参议员期间,他长期保持着独立派身份(直到2005年参选参议员),坚持其北欧式民主社会主义立场,在发言中批评两党为美国富人服务的黑金政治,坚持为弱势群体发声。这使他确立了正直的社会良知代言人的形象,成为进步派主要标杆,并通常以压倒性优势赢得选民支持而连任。 

2010年,他曾发表长达8个半小时的演说,反对一项有利于富人的减税法案。

尽管自称“社会主义者”,并长期特立独行地尖锐批判美国社会政治体制,但桑德斯所倡导的只是一场“温和的革命”,基本上未脱离美国历史上进步主义渐进式变革的轨道。

在国内问题上,桑德斯对美国财富分化日益严重的趋势深感不满,主张向最富裕阶层增税;主张实行全面广泛的医保,将最底层民众也容纳进医保体系;提高最低工资水平,重建正在消失的中产阶级;主张更积极地采取减排措施,应对灾难性的气候变化;主张实施政治竞选捐助领域实施改革,以限制权贵集团和大企业与华盛顿权力精英勾结的黑金政治;主张实施更宽松友善的移民政策;支持少数族裔、同性恋者等弱势群体的平等权利;反对美国社会中弥漫的排外主义和种族主义。

外交事务上,他长期以反战、反帝立场著称。早在担任伯灵顿市长期间,他就严厉批评美国对拉美国家的霸权干预,并推崇著名思想家乔姆斯基,曾邀请后者到伯灵顿市就美国外交做讲演。在1991年和2002年,他在众议院投票反对美国对伊拉克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他对以色列相对中立的立场也不同于其他候选人,并与绝大多数美国犹太社团领导人格格不入。

桑德斯重新以一个世纪前东欧犹太移民先知式的道德激情和救世主义来推动美国的自我革新,让人产生时空上的“穿越”迷幻。但当今美国社会也面临着一系列迫切需要医治的“痼疾”。

德斯一以贯之的特立独行和“老犹太社会主义者”形象,或许正好符合美国进一步激浊扬清、自我革新的内在需要。它正是一种可以展示变革使命的标志,可以为美国民众带来真正变革的期许和信心。

这正是向希拉里这样的老权贵政客发起挑战的有力武器。

(本文原载于《文汇学人》2016年3月11日刊。《文汇学人》微信公号:wenhui_x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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