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麦记者何铭生：我为什么研究淞沪会战

【编者按】

何铭生（Peter Harmsen）,丹麦人，研究生就读于台湾大学历史系，曾任法新社、彭博新闻社驻华记者，1998年-2009年在中国大陆生活、工作。2013年和2015年分别出版英文著作Shanghai 1937: Stalingrad on the Yangtze和 Nanjing 1937: Battle for a Doomed City，前者于2015年由西苑出版社翻译出版（《上海1937：法新社记者眼中的淞沪会战》）。

应澎湃新闻私家历史栏目之约，何铭生撰文回忆了那些促使他走近中国近代史的人与事：一个曾在日本军队服役的台湾老人，一名四行仓库保卫战的幸存者，一位曾加入英军对日作战的丹麦商人，一份德国军官指挥淞沪会战的回忆资料……最后，他以一个西方人的立场，叙述了他眼中西方学界所关注和忽略的抗日战争。

本文原题为China’s War as History: A Paradox（《历史学中的中国抗日战争：一个悖论》），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一个丹麦人的困惑

当我还是个小男孩时，有一本非常喜欢的漫画书。那本书通俗地介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大约一百多页，有简单而令人回味的插图和精炼的文字。这是一本美国出版的漫画，所以特别关注美国在战争中的角色。该书描述中国的篇幅非常少，不超过一页，这即便在当时也令我颇感惊讶。我听说中国是个很大的国家，人口之多在世界上数一数二。我想，在整个战争中肯定有更多关于中国的故事。

随着年龄增长，我开始对历史产生更浓厚的兴趣，但这个问题仍然在困扰我：为什么我们对二战时的中国战场知之甚少？尽管中国改革开放了，在世界舞台上越发举足轻重，但它在这场建构当代世界格局的战争中扮演的角色，在西方人的历史叙述中始终缺席，除了一些很小众的学术专著。

对我来说，这几乎是个悖论:一方面，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受到许多关注；另一方面，二战是一个引人注目的话题。二者合一的结果却是:在西方大多数人的历史观念中，二战中国战场是一片空白。

在欧洲和北美，几乎每一位受过教育的人都听说过不列颠之战、阿登战役和柏林战役。即便没有完整阅读过相关书籍，至少也看过电影和纪录片。这些战役的名字是流行文化的一部分，而且理当如此，因为它们是历史上的里程碑。我们知道，现代欧洲是二战的产物，如果战争呈现另一种结局，欧洲的命运也将截然不同。

相反，几乎没有西方人听说过台儿庄战役、武汉战役或长沙战役。即便那些自诩广泛涉猎二战书籍、自认为熟悉二战的人，也很少听说过。中国的抗日战争在西方史学是一处空白，是1937年到1945年战争的巨大谜团中缺失的一个关键部分——尽管不认识中国的作用就无法从全局来理解这场战争。

例如，20世纪30年代中国领土动荡不安，在这个重要背景下，美日争端持续升温，最终酿成了珍珠港事件，导致了两国的全面战争。撇开中国就无法透彻理解1941年爆发的太平洋战争。同样地，中国牵制了大量日军，使其无法顽守太平洋岛屿，如果不考虑这一点，就难以解释美军在太平洋上的顺利进展。

在1990年代的台湾感受近代史

这些关于二战的事实，在我学习历史和社会科学的过程中逐渐清晰起来。在我大学毕业离开欧洲前往亚洲工作后，依然对二战时期的中国保持浓厚的兴趣。后来我进入台湾大学历史系攻读研究生，在此期间，我尽可能多地去了解二战中的中国。我还写过一篇论文叫《抗战时期的邓小平》，其中一个重要的参考文献是当时刚出版不久的《我的父亲邓小平》，是邓榕为邓小平撰写的传记。

那是1990年代，台湾因其高科技产业而声名大噪，在当代世界风生水起。而一些依稀与战争记忆有关的事物仍随处可见：台北有一条主干道被称为“罗斯福路”；在西门町的麦当劳，你会看到一些老兵落寞的身影——他们仿佛被这来去匆匆的摩登世界落在了后面，只是望着外面的繁华街市，晃动手中的咖啡。有时那些战争中大人物的名字还会现诸报端，比如住在纽约的宋美龄，或者“蒋夫人”，比如“少帅”张学良，他们都已年近百岁。想想这些在战前、战时的各大事件中都站在权力顶端并且举足轻重的人，那时仍与我们同在一个世界上，就足以令人惊奇不已。

1990年代中期，我还曾跟随台湾旅游团参观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同行的台湾人大都已经退休并且经济宽裕，怀揣着“世界那么大，还想去看看”的渴望。其中有一位上了年纪的绅士，曾在台湾还是日本殖民地时被迫加入日军。他讲述了自己如何被发配至太平洋基地执行最为危险的任务——突破敌人的炮火封锁或者穿越雷区。因为他来自台湾，日本军官便将他视若草芥。老人还对旅行团里一位年轻的美国成员说：“如果你的爷爷枪法再准一点，今天我就无法站在这里了。”

1990年代，当然，也是“后冷战时代”。根据一位二战历史学家的观点，那段时期最有趣的变化是人们对苏德战争的兴趣突然变得浓厚。在此之前，西方史学家对东部战线关注甚少，但是随着苏联档案的解密，二战史学开始书写新的篇章。

令人惋惜的是，中国在日益增多的西方二战主题作品中依旧未见踪影。德裔美国历史学家格哈特·温伯格（Gerhard Weinberg）在其1995年出版的经典之作《剑拔弩张的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战史》（A World at Arms : A Global History of World War II）中写道:“中日之间那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仍有待英语世界的历史学家解读。”

法新社记者笔下的淞沪会战

1998年，我从台湾前往大陆，成为一名驻外记者，一直在那里待到2009年。在那短短11年里，我亲眼目睹了太多变化，余生恐怕再难见到这样的情形。一方面我在努力跟上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现代化的步伐，另一方面我仍对中国的悠久历史保持浓厚的兴趣。作为一个报道时事新闻的记者，我试着将有关历史的题材融入我的工作中。

2008年，何铭生（右一）作为法新社驻华记者参加记者会。

2005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时，我有幸采访了一些中国的退伍老兵和幸存者。我采访过一对在战争初期便逃往重庆并在那里定居的夫妇，采访过一名逃出香港并在中国西南加入空军的飞行员。最难忘的是，我参观了1937年四行仓库保卫战最后一位幸存老兵的家。

他的名字叫杨养正，那时已经90岁了。在当地政府官员的协调下，我被带到他位于重庆郊区的陋室。尽管他已年迈，却体格健硕，你能够想象他在年轻时一定是位令人敬畏的战士。他参与过抗日战争中的一场标志性战役，但他从未借此吹嘘。即使和他关系最为亲密的邻居们同样不知道一位真正的英雄就住在隔壁。不过，当邻居们了解杨的经历后你能马上感受到他们的敬意，这是那场战争仍在影响当代中国人的一个证据。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我决定写一本关于中国战场的书。这样一段重要历史，西方读者却不知晓且无据可考，实在不合常理。我最初的目标是介绍1937年至1945年整个战争历程，不过我很快意识到，对于这场宏大庞杂的战争而言，即使写500页甚至更长，也只能触及皮毛。然后，我决定写战争的头半年，即从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写到当年12月份南京沦陷，但即便是这个目标也显得不切实际。因为其中涵盖的主题、事件的地理范围和涉及的形形色色的人物都太过复杂。

我最终选择了淞沪会战。这看上去是一个完美的主题。它清晰地划定了时空范围。它始于1937年8月中旬，随着中国军队的撤退而终于11月初。空间范围集中在上海及其周边地区，这样我笔触就没必要涉及整张中国地图。重要的是，这场战役充满了具体的、充满戏剧性的有关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的故事——当然都比不上四行仓库八百壮士的可歌可泣。

但真正促使我把淞沪会战作为书本题材的原因是:上海是一座世人皆知的城市，不管是在1930年代还是今天，它都是一个标志性的国际都市。即便那些无法从地图上辨认出上海的人也听过上海这个词。然而，即便在上海工作和生活的西方面孔很多，也只有极少数人意识到这是二战初期的一个喋血战场。对我来说，这就是整个“中国战争悖论”：上海在中国抗日战争中是一个重要的战场，就像中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重要部分一样，但这些只有少数学者知道。

我开始着手寻找关于这场史诗性战役的原始史料，随即发现史料并不匮乏，而且多得很。主要资料当然是从中国大陆和台湾挖掘，日本和美国也有。然后，还有一个特殊的地方是德国，我从没想到居然能在那里找到宝贵且关键的信息。

我从这些资料中发现，中国在淞沪会战中曾得到一伙德国顾问的帮助，顾问团的大部分人员是一战的退伍老兵。为了更多地了解这些顾问，我在2011年夏天前往位于德国弗莱堡的军事档案馆查档、请教，还阅读了一段由回国后的德国军官所写的关于上海战役的“机密历史”。那真是一种奇妙的感受，我身处黑林山附近，那是整个德国最“德国”的地方，研究着曾经发生在地球另一端的战斗。这也是一个提醒，那场战争是世界性的，历史学家也应该以世界性的目光来看待这些事件。

我的两本关于淞沪战役和南京战役的英文书相继出版后（Shanghai 1937: Stalingrad on the Yangtze. Philadelphia and Oxford: Casemate, 2013 和 Nanjing 1937: Battle for a Doomed City. Philadelphia and Oxford: Casemate, 2015），一些战争亲历者开始联系我。我曾收到过来自一位美国老先生的长信，分享他儿时在上海日占区生活的回忆。尽管那时他还小，无法理解周遭发生的事情，但他还是本能地感觉到日本兵代表着危险，便刻意回避他们。

现在已经是21世纪的第2个10年，在采访那些有战争亲历者的过程中，我的紧迫感与日俱增，因为人数每年都在减少。我和一位在1940年代游历过日占区的丹麦商人有过一段有趣的对话，他告诉我他坐船抵达大连港时，看到了在货物之间走来走去的日本士兵：“他们身材矮小，扛着重枪。如果哪个中国人不赶紧挪开，他们就扇他耳光。他们给我留下了非常恶劣的印象。”几个月后，那个丹麦商人就参加了与日军作战的英国军队。

请西方学者别再写“飞虎队”了

随着《上海1937》被译成中文，我有幸在中国参加了几场学术会议。这些会议使我大开眼界，感受到了那段历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它是中国学术领域对该段历史的研究日趋成熟的标志，会议主题不限于军事、政治等核心领域，还延伸到了抗战时期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话题。

最令我感兴趣的是，台湾历史学者总是会出席中国大陆的抗战研讨会。虽然海峡两岸的学者有着不同背景，他们却说着相同的语言——不仅仅是普通话而已，而且是具备现代科学理念、立场客观的历史学家的语言。基于这样的共同点，他们现在有机会优势互补，共同来解开二战中国战场的谜团。值得一提的是，因为重要的战时文献分存于海峡两岸，两岸学者进行合作并进行有价值的对话就显得格外重要。

同时，西方史学家越来越多地开始参与在中国举行的相关活动。这是一个重要的变化，它加强了不同国家学术团体之间的交流，更关键的是，它有助于中国从全球背景出发来研究二战，有助于确立中国在反法西斯同盟中应有的地位。

即便如此，欧洲中心论者依然主要依靠西方的学术方法来研究中国抗日战争。举个典型的例子：中国战场被西方历史作家和出版行业描述最多的无疑就是美籍志愿飞行队的历史，又称“飞虎队”。不是说飞虎队的故事不重要，它在二战中确实有应得的地位，但是在这场参战人员以数百万计的战争中，它受到的关注度已经远远超出了其实际作用。

也许西方人应该改变态度了。我们曾经只对影响我们自己历史进程的中国历史感兴趣。不仅是在二战史学中如是，对中国全部历史而言更是如此。比如，研究清朝的西方学生极为感兴趣的，总是清朝统治者、清朝社会和西方在军事冲突、贸易、技术移植等方面是如何交流的。

人类有一种天性，只对影响自己最大的事情感兴趣。历史学家没有义务要超脱于天性。事实上,它有时是可取的,因为历史学家在熟悉的领域进行研究往往能有更多建树。但是它也可能使人变得眼界狭隘，以为自己的观点就是最重要或唯一有价值的观点。

因此我希望随着西方历史学家对中国在同盟中的作用日益感兴趣,他们将不再仅关注中国战场里那些和自己国家相关的方面。比如，再写一本关于“飞虎队”的新书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相反，西方的历史学家可以将时间精力花在那些我们尚不熟悉的领域，例如战争后期发生的常德战役、衡阳战役等。

要想让西方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关注达到如此细微的程度是完全可能的。正是西方历史学家对苏德战争的研究让我们看到了这种可能性。苏联档案公开后，西方学术界在此基础上开始研究苏德战争的各个方面，二十年后，该领域的研究已成熟到了惊人的水平，一个世纪前还鲜为人知的战役，如今却已被详尽地进行了研究。

我相信,在未来几年，随着大陆台湾的学者交流日益密切，随着中国学者与西方同行有更多合作，二战中的中国战场作为西方学界的一个研究领域，将会达到同样的成熟水平。过一二十年，如果看到有若干本英文著作专门研究武汉战役，我想我不会感到惊奇了。也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中国在这场人类史上最宏大的战争中扮演的角色才能被人们知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