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亚非会议为什么最终流产

这里所说的第二次亚非会议，是一次差点开成了但最终却没能开成的国际会议。此事与中国颇有渊源。在此之前的第一次亚非会议，即著名的举行于1955年的万隆会议。那次会议发表了“万隆会议十项原则”，其中涵盖了由中国、印度和缅甸等国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笔者曾有幸到过一次印尼万隆，也专门去参观了万隆会议的旧址，这幢建筑物现如今是一个博物馆。站在当年各方云集的会场中，睹物思人，不免心生感慨：一个多么风云激荡的时代！在当年的万隆会议上，周恩来总理纵横捭阖，运作各方，为会议的成功作出了杰出贡献。第一次亚非会议以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为旗帜，宣示新独立的各国有能力主导自己的命运，从而在当代国际关系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既然如此，那么，在万隆会议召开十周年后举行第二次亚非会议，似乎便成了顺理成章之事。由于第一次会议是在亚洲召开的，第二次会议照理应在非洲举行。各方对此均表同意。

1964年4月，二十二个亚非国家的外长齐聚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举行第二次亚非会议筹备会。会议作出一个重大决定，即1965年3月10日在非洲举行第二次亚非国家首脑会议。至于在哪个非洲国家召开，则建议由非洲国家首脑会议商定。三个月后，在开罗举行的第二次非洲首脑会议上讨论第二次亚非会议的举办国时，争论很激烈。经过反复协商，最后决定在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召开。

外交史的记载显示，中国对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一事极为重视。1964年4月9日下午，周恩来总理亲往机场欢送陈毅副总理兼外长率代表团前往印度尼西亚出席第二次亚非会议筹备会议。4月18日，周在政协礼堂出席首都各界一千五百多人举行的集会，隆重纪念第一次亚非会议九周年。各国使节、亚非拉友人出席了大会。4月26日，周又亲往机场迎接陈毅副总理率代表团出席第二次亚非会议筹备会议后回到北京。在万隆会议后的这一时期，中国与印度尼西亚间的各项事务发展顺畅，关系十分良好，自然也共同成为推动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的重要力量。

然而，1964年的亚非各国，要在次年召开第二次亚非国家首脑会议，面临着的形势极其错综复杂。根据时任中国驻阿尔及利亚大使的曾涛忆述，有争议的问题颇为不少。

第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是苏联可否与会。在雅加达外长会议上，印度就提出建议邀请苏联与会，中国等一些国家表示反对，理由是苏联为欧洲国家，第一次亚非会议没有参加，第二次也不必邀请。当时，中苏关系已经破裂，中苏之间正在进行一场公开的大论战。中印同为第一次亚非会议与会国，但中印之间在1962年发生了一场边界战争，关系出现了严重裂缝，而印度与苏联则走近。此后，印度继续坚持邀请苏联与会。

第二个问题是要不要邀请联合国秘书长吴丹与会。阿尔及利亚有意邀请吴丹和联合国大会主席奎森萨基参加。中国坚决反对把亚非会议和联合国挂钩，指出联合国诽谤中国和朝鲜是“侵略者”，至今不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联合国的代表是美国的代理人，不能邀请他们参加。

第三是关于是否邀请马来西亚的问题。当时印尼与马来西亚严重不和，印尼代表认为马来西亚是英国新殖民主义的人为产物，不同意邀请。有的国家代表则认为马来西亚不是世界上唯一的人为产物，不应把它排斥在外。中国支持印尼不邀请的意见。

第四是有些非洲国家想邀请冲伯代表刚果出席会议，但因冲伯曾经杀害刚果独立领导人卢蒙巴，好几个亚非国家反对冲伯政权。

第五是关于是否邀请南朝鲜、南越参加的问题。大多数国家代表认为它们是美国的傀儡政权，不应邀请。少数国家代表则提出只要是亚非国家都可邀请。

面临如此争议纷纭的问题，可以想见各方要达成一致之困难程度。在此背景下，东道国阿尔及利亚提出由于物质、技术准备工作来不及，要求延期召开会议。1965年1月27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同印尼第一副总理兼外长苏班德里约会谈时，称：反帝反殖阵营、新兴力量阵营正在扩大，但还要做许多工作，如开好第二次亚非会议。阿尔及利亚提出因技术原因，第二次亚非会议最早在5月开。苏加诺总统只好同意，先在万隆举行十周年庆祝，形成声势，推动工作，这样就把坏事变成了好事，也给我们带来了两个任务。一是在推迟后，由于离会议召开还有四个月，夜长梦多，要破坏的人就会活动起来，所以要防止破坏活动；二是要好好庆祝万隆会议十周年，这本身带有防止破坏的任务，要把这两个任务联系起来。

2月8日，正式决定宣布：原定于1965年3月10日召开的第二次亚非首脑会议由于物质、技术原因推迟到1965年6月29日举行，为首脑会议做准备的外长会议于6月24日举行。这是第二次亚非会议的第一次延期。

1965年3月30日至31日，周恩来总理对阿尔及利亚进行了两天的访问，主要是与本贝拉总统会谈。周详细解释了中国反对亚非会议与联合国挂钩和反对邀请苏联与会的理由。还说：苏联不参加有好处，不会把社会主义国家间的争论，特别是中苏两党、两国的争论带到会上。

4月中下旬，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兼外长前往印尼，参加了第一次亚非会议十周年庆祝活动，期间会见了前来参加同一纪念活动的阿尔及利亚副总理赛义德等。5月，在会见到访的印尼第一副总理兼外长苏班德里约时，周就第二次亚非会议问题说，亚非反帝斗争深入发展，群众基础更加广泛，上层分子在分化。阿拉伯国家、非洲国家都出现了分化。第一次亚非会议不为西方所重视。当时它们自恃有东南亚条约组织和巴格达条约组织，认为会议开不好。万隆会议的结果出乎帝国主义的意料之外。现在，非洲有三十多个国家独立，亚非加起来有六十多国，此外还有二十多个争取独立的国家和地区。十年前，人们都看不起亚非会议，现在都想钻进来。第二次亚非会议虽然有困难，但是市场价值很高。我们面临着一场很大的斗争。这场斗争不仅是在亚非内部，而且还是在联合国之外的一场大斗争。

周恩来的感觉没有错，不久就出现了大风波，使第二次亚非会议命运多舛。6月18日，周恩来和陈毅乘专机离京赴阿联(即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由埃及和叙利亚于1958年组成，1961年叙利亚退出后，阿联解体，但埃及仍然保留这个国号直到1972年为止)访问，包含有为第二次亚非会议作最后准备的意思，并将由开罗前往阿尔及尔出席第二次亚非会议。不料天有不测风云，还在中国政府代表团飞往开罗的途中，阿尔及利亚国防部长布迈丁于6月19日清晨发动军事政变，逮捕了总统本贝拉，成立了以布迈丁为主席的革命委员会，第二次亚非会议的东道国风云骤起，政局突变！

周恩来等下飞机后，受到阿联总理萨布里迎接，并在当天举行的会谈中得知了一些情况。第二天即6月20日，周在阿联总统官邸同纳赛尔总统举行第一次会谈。纳赛尔总统谈了阿尔及利亚“六一九事件”，又介绍了一些情况，以及亚非会议能否如期召开的问题，双方同意在与对方和其他国家协商之前先不表态。晚上，周在纳赛尔总统举行的宴会上讲话重申，中国政府一贯支持第二次亚非会议的召开，中国的态度是积极的。过去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次日，中国外交部负责人分别约见21个亚非国家的驻华使节，通知他们中国方面对阿政变的态度和主张如期开会的立场。外交部并指示我驻亚非各有关国家使节，要他们向驻在国说明中国立场，希望其领导人如期与会。

6月22日，周在开罗同纳赛尔总统进行了第四次会谈。当讨论到亚非会议问题时，周表示，二次亚非会议的反帝调子不应低于二次不结盟会议，否则就是软弱无力的会议。点名谴责和指出侵略的性质、责任，两者比较，后者主要。必须分清敌我。晚上，在为纳赛尔总统举行的答谢宴会上，周表示，中国完全支持如期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并且热忱希望亚非国家将通力合作，使第二次亚非会议不仅如期召开，而且能够开好。显然，中国希望已定于数日内召开的第二次亚非会议不受政变影响，按原定计划举行。

然而，形势变化快，转折还是发生了。6月23日凌晨3时15分，周恩来在开罗接见专程前来的阿尔及利亚外长布特弗利卡。在外长介绍了“六一九事件”的起因和经过后，周谈了对阿尔及利亚事件的认识。上午，周在纳赛尔总统陪同下乘专列访问亚历山大港。去车站的路上，纳赛尔总统第一次提到了推迟亚非会议的问题。纳赛尔称：昨晚布特弗利卡对我说，现在阿尔及利亚的局势不安定，最好推迟亚非会议。但阿尔及利亚不便出面建议推迟。中午，周在亚历山大和纳赛尔总统会谈时表示，如东道国对如期召开会议确感困难，希望在小范围内向阿联、印尼、中国、朝鲜、越南、马里和巴基斯坦等国代表说明困难。纳赛尔则说，要它对那么多国家说明困难是不可能的，因为它面子上过不去，范围要再小一些，如向中国、印尼和阿联等三个国家说明就行了。周表示同意。纳赛尔还对周说，英联邦非洲国家，如肯尼亚、坦桑尼亚、赞比亚、马拉维、加纳等都建议推迟会议。

仿佛这还不够，6月25日晚，已确定作为会址的阿尔及尔国际会议大厅发生了一起爆炸事件，导致十几个工人和工作人员伤亡。这样一来，人们又陡然增加了对安全形势的担忧，各国代表议论纷纷。对此事阿尔及利亚方面一直未提出调查报告，因而原因至今不明。十一个阿拉伯、非洲国家的代表在阿尔及尔举行非正式会议，提议第二次亚非会议推迟到10月举行，理由是非洲国家来得太少，现在开会不能代表非洲。在此形势下，各方均同意延期。经特别会议讨论，通过了第二次亚非首脑会议改期于1965年11月5日举行、外长会议于10月28日召开的决议并向外发表了公报。这样，第二次亚非会议又被第二次延期了。

在此前后，印尼总统苏加诺和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也先后到达开罗。6月28日，周恩来在开罗和印尼总统苏加诺、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阿联总统纳赛尔举行会谈。在分析第二次亚非会议推迟的原因时，认为主要是已到阿尔及利亚的代表代表性不够，首先是黑非洲国家的比例太小，而25日爆炸事件是会议推迟的一个导因。

6月30日，周恩来在开罗同苏加诺、纳赛尔和巴基斯坦外长布托(阿尤布总统已回国)会谈。纳赛尔表示，四国会谈象征四国友好，也意味着亚非团结；亚非会议面临很多困难，但一定要使会议成功。周恩来表示延期是正确的，要多向其他国家解释；指出延期主要原因是代表性不够，爆炸事件是导因；支持举行新兴力量会议，可与亚非会议平行，但不要妨碍亚非会议。苏加诺表示，四国会谈有很大成就，希望四国首脑在第二次亚非会议前夕再在开罗集合同往阿尔及尔，以示四国团结。布托介绍了各国在阿尔及尔协商推迟第二次亚非会议的经过，强调亚非团结的重要性。

下午，周恩来结束对阿联的访问和陈毅等乘专机离开罗回国。在机场，周发表告别辞，表示：中国将继续为第二次亚非会议的成功作出最大努力。

在亚非会议被迫延后举行的这段时间中，亚非两大洲的各种矛盾继续发酵，且发生了不利于亚非会议的变化，包括：(1)不少亚非国家经济困难，希望得到美国援助，表示不愿公开反对美帝国主义。(2)阿联和阿尔及利亚这两个对华友好的国家改变了态度，都公开支持邀请苏联与会。(3)阿尔及利亚公开表示将邀请联合国秘书长和联大主席出席会议。(4)印度和巴基斯坦为克什米尔问题发生冲突，两国关系紧张。(5)虽经做工作，有些国家对布迈丁发动政变仍不肯原谅，对到阿尔及尔参加亚非会议持抵制态度。

形势的如此变化和各种矛盾的交织发展，迫使中国方面考虑在这种情况下亚非会议能否开好的问题。

9月8日，在书面答复正在中国访问的中东通讯社主编卡迈勒阿密尔提出的问题时，周恩来总理说，亚非会议是亚洲国家和非洲国家的会议。苏联既不是亚洲国家，更不是非洲国家，因此没有资格参加亚非会议。第一次亚非会议，正是根据这个道理，没有邀请苏联参加。周还指出，最近数月，苏联广泛开展活动，要一些亚非国家重新提出邀请它参加亚非会议的问题，实际上是要在亚非国家中间重新挑起分歧，破坏亚非团结，使第二次亚非会议面临严重的危机，甚至有开不起来的危险。苏联不能参加亚非会议是一个原则问题，中国政府将为维护这个原则而斗争到底。

9月30日，周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印尼临时人民协商会议代表团，说：对亚非会议，我们现在的态度还是希望能够开成，开好。但是我们又要考虑到面临着的一些障碍，就是美苏合作，还加上利用联合国，从亚非国家之外和之内来进行破坏，把原来预定的反帝、反殖特别是强调反美的基调降低，不仅比第一次万隆会议的调子低，而且比去年不结盟会议的调子还低，甚至违背今年6月底在开罗发表的四国公告的主张。如果会议开成这样，那当然是很不利于亚非反帝的共同事业的。中国最近把这样的情况向比较坚持反帝斗争的国家的朋友们提出了。但是，究竟是不是10月底亚非会议还要去开，是在亚非会议经过争论，造成一个不利的形势，或者甚至于开不成，还是因为上面所说的关系就主张延期?我们还没有作最后决定。

也就是在这一天的晚上到10月1日凌晨，印尼国内突然发生了“九三〇事件”，以苏哈托为首的印尼陆军集团以当天晚上印尼军队数名高级将领被杀为由，发起反击，矛头指向总统府卫队、总统苏加诺和印尼共产党。其结果，苏加诺总统的权力被架空，印尼共遭到灭顶之灾，印尼政局急转直下。这一事件的发生是如此突然，令人措手不及。作为中国重要伙伴的印度尼西亚及苏哈托总统已自顾不暇，第二次亚非会议又失去了一支重要力量，再次遭受打击。中国和印尼这一对举足轻重的关系也由此向下逆转，急剧滑落。

10月9日，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巴基斯坦商业部长法鲁克时谈及：附带说一说，亚非会议有很大可能开不成。印巴问题未解决。印尼最近不幸发生了国内问题，情况迄今尚未全面弄清。现在苏联又要钻进来，在亚非会议上开辟中苏论战的战场。非洲和阿拉伯国家都各有问题。时机还不成熟。因此可能要延期。请法鲁克先简单地转告阿尤布总统，以后再正式交换意见。

经过进一步研究和分析当时的亚非形势，中国终于形成了结论，认为在目前矛盾重重的情况下，亚非会议不可能开好，还可能导致分裂，不利于亚非团结。因此，作出了争取第二次亚非会议不定期延期举行的内部决定。这就是说，一直都是第二次亚非会议重要支持力量的中国的态度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10月22日，周恩来总理致函三十八个亚非国家及其政府首脑，阐明中国政府对于延期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的立场。函中指出，当前形势不利于亚非会议的召开。现在开会，势必使亚非国家在外长筹备会议一开始，就陷于严重争论之中，这不仅无助于亚非人民团结反帝，反而要损害亚非团结，损害亚非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导致亚非国家的分裂。从维护亚非团结的整体利益出发，中国主张第二次亚非会议延期召开。

月底，由阿尔及尔传出的决定宣布：第二次亚非会议不定期推迟。这样，经过两次延期后，第二次亚非会议最终被不定期地延期了。

几天后，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即将离任的叙利亚驻华大使拉斯兰时，周恩来说，经过很多国家会内和会外的努力，现在大概有了一致的认识：目前形势不利于召开亚非会议。现在延期，就维护了万隆精神，就可以继续高举万隆旗帜。如果勉强开会，必然导致分裂，万隆原则、协商一致的原则就要遭到破坏。这不是一件好事。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这是毛泽东1963年的诗句，也是一个时代的写照。20世纪60年代，世界各地风云激荡，各种力量迅速分化改组。围绕第二次亚非会议的种种及其最终的流产，是一个历史时代的反映。

（作者为复旦大学教授、中国外交研究中心主任。本文原载《文汇学人》2016年03月11日，现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