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鹏：《中国文化史丛书》出版的台前幕后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至九十年代中期，上海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的《中国文化史丛书》，是改革开放以后文化研究复兴的重要标志。诸多学界、文化界前辈为之付出了巨大努力，嘉惠学林，影响至深。丛书请周谷城先生担任主编，庞朴先生与先师朱维铮先生担任编委会常务联系人，前后共出版二十六种。虽与原拟出版五十至一百种的宏大计划有很大距离，但也足以成为当代学术文化史的重要一笔。这套丛书中，如余英时先生的《士与中国文化》、周振鹤先生与游汝杰先生合撰的《方言与中国文化》、葛兆光先生的《禅宗与中国文化》等，至今仍是学习、研究中国思想文化史的必读名著。其中不少书目还经原作者不断修订、重版，畅销不衰。这套丛书的生命力、影响力可见一斑。

和很多重要文化事件一样，这套丛书从策划、组稿到出版，台前幕后也充满了故事。最近，再次让这些故事进入读者视野的，是姜义华先生在其口述历史中对丛书编辑往事的论述。姜先生认为自己是这套丛书策划、出版的核心人员，却遭到了先师的排挤、打压。这本是一个很无谓的话题，事实不会被某种单面陈述轻易扭曲。然近年来故老凋零，或有研究领域离文化史较远的学者以及后生晚辈，被这些单方面的离奇说法所蒙蔽，所以我们觉得还是有必要做些澄清工作。好在先师遗物中有大量原始工作文档，据以说明相关情况并不难。同时，我们也希望这些梳理不仅仅是停留在争辩层面上，也能藉此机会将其他学者所作的贡献陈述出来，向真正为这套丛书艰辛付出的前辈们，如逝世不久的庞朴、王尧诸先生，致以崇高的敬意。

一桩旧公案

姜义华先生界定自己为组织出版《中国文化史丛书》之核心人物的宣传，在八十年代中期就开始了。1985年11月24日，《文汇报》刊登过一篇题为《探索，需要思考和勇气——记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姜义华》的报道。文章不长，千余字，但“气象”很大。文章说道，“中国思想文化史”与“世界文化史”是两门新兴学科。这两门学科在那几年的崛起和为人所知，与姜义华先生的辛勤工作分不开。面对“以中国文化史命名的书籍只有一本，教科书和专门刊物则等于零”，学者还在使用出版于解放前、“陈旧不堪”却在台湾一再重印的《中国文化史丛书》（按，指王云五主编的那套）等现状，“姜义华的心被深深地刺痛了”。于是姜先生组织复旦历史系同仁“办起了国内第一本《文化研究》集刊，成立了由周谷城教授任主编、姜义华等人为编委的《中国文化史丛书》编委会”。姜先生俨然成为这一系列重要文化事件最为核心的人物。

我们并无意否认姜义华先生为推动文化史研究辛勤工作过，但揆诸事实，很难说姜先生是上述一系列重要文化事件的首要发起者与灵魂人物。很多真正推动其事的学者，并未在报端邀名。这篇文章将《中国文化研究集刊》《中国文化史丛书》的创办之力，归诸姜先生名下，难免有揽功之嫌。故文章发表的当晚，先师即草拟了一封致姜先生的信函，指出了一些事实，并批评了文章中的不当陈述。涉及《中国文化史丛书》者不少，如前两条云：“（1）《中国文化史丛书》的倡议者是庞朴”，“（2）表示对王云五的《中国文化史丛书》在台湾重印不满，也是庞朴。”

信中的表述，可与先师草拟的《关于〈中国文化史丛书〉的筹备简况》相印证。在《筹备简况》“筹建编辑委员会”条下，先师也是将庞朴先生的名字列在首位，然后才从王尧先生开始，以姓氏笔画为序罗列其他编委。庞朴先生为这套丛书花费了很大精力。余英时先生的《士与中国文化》现身于这套丛书之中，首次与大陆读者见面，便是应庞朴先生的稿约。

庞朴先生最初与先师商议重编一套《中国文化史丛书》，是在1983年4月。在写给姜先生的信里，先师陈述了两个事实，以证姜先生并非推动该丛书问世的首要核心人物。其一：“第一次讨论丛书出版计划，是在复旦招待所庞朴住室，参加者四人，有庞朴、郑维淑、叶亚廉和我”，没有姜义华先生的参与；其二：1983年5月，在长沙召开的全国史学规划会上，庞朴先生提议出版《中国文化史丛书》，是正式公布该计划之始。

我们不知道姜义华先生是否收到过这封信。因为我们无法确定在先师遗箧中发现的这份信函，是先师抄留的底稿，还是经思量后未寄出的原函。后一种可能性也很大，因为信中的批评是坦率而严厉的，寄出去后难免会加深同事间的裂痕。但先师在信函中陈述的内容，应该都是事实。首先，牵涉到很多具体的时、地、人、事，非向壁可造。其次，先师并非只为自己正名，而是非常客观地陈述了其他学者的贡献。

编委删留风波

时隔三十年，姜先生又提起了《中国文化史丛书》。《姜义华口述历史》中有这样一段：“搞一套中国文化史丛书，请周谷老担任主编，下面有四个常务编委，北京两个，庞朴、×××，上海两个，朱维铮和我。反对自由化以后，朱维铮就把我们两个拉掉了，招呼也没有打，我们的常务编委就不算了。……他把庞朴的常务编委也拿掉了。后来,《中国文化史丛书》就出不下去了。”（67页）

和之前《文汇报》的报道相比，姜先生不仅坚持自己是《中国文化史丛书》核心人物的叙述，还增加了先师利用政治事件排挤、打压他的内容。然而这段口述中，除“请周谷老担任主编”外，没有一句符合事实，我们可以一一辨明。

1986年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1987年1月28日又下发了《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姜先生口述中所谓“反对自由化以后”应该是指这以后吧。《中国文化史丛书》从1985年开始出版第一批书目，共三种，分别为《中国彩陶艺术》（郑为著）、《中西文化交流史》（沈福伟著）、《中国甲骨学史》（吴浩坤著）。1986年出版了三种，分别为《禅宗与中国文化》（葛兆光著）、《中国染织史》（吴淑生著）、《方言与中国文化》（周振鹤、游汝杰著）。这六种出版于反对自由化决议形成之前。按姜先生的说法，应该属于他任“常务编委”期内的出版物。然而我们翻开这六种书的扉页，看到一份“《中国文化史丛书》编辑委员会”名单，除主编周谷城外，另有十七位编委，×××、姜义华两位先生都在其内。编委会常务联系人却只有两人，分别是庞朴先生与先师，在名字的右上角标“*”符以识别，并非姜先生口述史中所说的四位“常务编委”。

1987年，丛书又出版了《楚文化史》（张正明著）、《道教与中国文化》（葛兆光著）、《士与中国文化》（余英时著）、《中国小学史》（胡奇光著）等四种。1988年出版《佛教与中国文学》（孙昌武著）一种。编委会名单与之前的六种比，并无变化，还是十七位编委，由庞朴先生与先师担任常务联系人。可见反对自由化并没有影响到丛书“常务编委”的增减。姜先生不仅在反对自由化之后不是“常务编委”，在反对自由化之前也不是“常务编委”。所谓“反对自由化以后，朱维铮就把我们两个拉掉了”，根本无从说起。

事实上，“常务编委”这个说法本身就有问题，正确的称法是“编委会常务联系人”，查各书扉页即可知。众人共事，需有联络接洽者，如此而已。故先师在其草拟的多份相关文案中，落款时只称自己是“联系人”。不知姜先生何以想象出“常务编委”之名，并认定自己曾经拥有这一身份。

从前文提及先师致姜先生的信函里，我们大概可以找到一些线索。先师在信中谈道：“《中国文化史丛书》编委会的成立，时在1984年4月，地点是复旦招待所……编委会工作由庞朴与我主持，仅由于我考虑到庞朴工作（即将出国）和我的身体（心脏病二次发作），坚持由×××与你作为候补联系人，为此庞朴同志和别的编委对我还有意见。因为他们对×××熟悉，对你不熟悉。”原来姜先生的想象来自于曾是这套丛书的“候补联系人”。

1989年夏秋之后，丛书编委名单的确发生了一些变故。然核其始末，亦非如姜先生所言。是年7月，有关部门下达了停售十位学者著作的通知，×××先生名列其中。因其是《中国文化史丛书》编委，故上海人民出版社接到通知后，即委派副社长吴士余、丛书责任编辑王有为至先师家中商议，时在7月11日。从各方通信及其他往来文件中推断当时的场景，可知出版社的态度是非常谨慎的。为降低政治敏感度，他们不仅要求遵照文件删去×××先生的名字，亦旁及两位在京学者。随后又提出同时删去京、津、沪学者各一名，这样总共要删六位学者的名字。按，此处提及的在沪学者即姜义华先生。

出版社为所忧所虑可以理解。但站在学者的立场，先师并不同意这些做法，且明告来人，编委名单删留需经编委会集体商议。出版社负责人离开后，先师随即给庞朴先生写信详细介绍了情况。此后再经协商，为配合出版社工作，双方同意删去×××先生，其他五位编委的名字则予以保留。出版社出具了《告〈文化史丛书〉编委署名删留事》[沪人社（89）历字第114号]公函，先师将此公函复印并分寄各编委。在随函附信中，先师写道：“由于本丛书又有十一种付型待印，将在今年国庆相继出版，因而出版社方面提出编委署名问题。我指出，此事需经编委会议讨论决定。鉴于近期没有可能举行编委会议，为了不使署名问题影响本丛书正常出版，我提出在正式决定前，可将编委全部名单，在将出十一种诸书扉页内全部删除，容后重印时补登。我个人无权决定少数编委的署名删除问题。现得上海人民出版社于7月27日给我的公函，提出删除一人署名，并告以正式依据”云云（按，该信写于1989年7月29日）。

此后，出版社不再坚持将六位学者的名字全部删除，而仅要求根据文件删去×××先生一人。最终为丛书长远计，双方都接受了这一决定。被删名的×××先生本人亦未迁怒于编委会，九十年代以后仍与先师通信不断，商讨学术出版等问题可证。

从1989年到1991年，该丛书又陆续出版了十二种，编委会名单从十七人减为十六人，即上述原因导致的变化。其他则没有任何变化，编委会常务联系人仍是庞朴先生与先师两位。这十二种书分别是：《彝族文化史》（马学良著）、《中国创世神话》（陶阳著）、《中国饮食文化》（林乃燊著）、《中国舞蹈发展史》（王克芬著）、《中国古代火炮史》（刘旭著）、《中国历代官制与文化》（王超著）、《中国杂技史》（傅起凤著）、《中外比较教育史》（许美德著）、《中国文人的自然观》（顾彬著）、《园林与中国文化》（王毅著）、《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来新夏著）、《中国岩画发现史》（陈兆复著）。并非如姜义华先生在口述史中所说的那样，“把庞朴的常务编委也拿掉了”。而且，先师尽到了维护其他编委署名权的责任，其中包括姜义华先生的署名权，尽管已出版诸书中没有一部是由姜先生组稿、审稿的。

作为编委会成员之一，姜义华先生应该收到过先师于1989年7月29日转发的上海人民出版社公函及附信。姜先生为何无视这些事实，反诬先师借助政治事件打压其他编委？如果不是刻意构陷，那我们只能作如下理解，即姜先生的确不是《中国文化史丛书》编辑的核心成员，对很多重要事件的记忆很淡，甚至从来没有弄清过前后曲折，却又一心要树立自己倡导文化史研究的形象，故有了口述史中那些离题万里的“回忆”。以这些原始工作文档为依据来看，姜先生的“回忆”充满了想象，想象自己是组织文化史丛书出版的核心人物，想象他人利用其政治上的“正直”对其排挤、打压。但身为历史学家的姜先生忘了，想象终归是想象，无法代替事实。这些与事实原委根本不相应的“回忆”，反倒证实姜先生只是十七名编委中的一名，而且是对已出版各书未见有明确贡献的一名。2012年，姜先生出版过一本书，题为《信史立国》（上海人民出版社），后又在其他文章和访谈中提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反对用虚构的历史代替真实的历史（如《研究历史要怀有敬畏之心》，共识网2013年11月12日刊发；《信史立国》，《北京日报》2013年11月25日），陈义甚高，然贵在言行一致。

与姜先生口述呈现的面相相反，先师从不抹煞其他编委的功劳，有善必录。除推崇庞朴先生的首倡之功外，还在《〈中国文化史丛书〉组稿情况》中将其他编委的贡献一一注明。如丛书曾拟约请田自秉先生撰写《中国染织史》，请李松先生撰写《年画与民俗》，先师即在《组稿情况》中注明“二稿均金维诺约、审”。原计划拟由先师与姜义华先生合著《中国文化史·近代编》，虽未成书，但也记录在案。

出版曲折

前引姜义华先生口述最后一句是：“后来,《中国文化史丛书》就出不下去了。”我们不知道姜先生的本意是什么。但放在这个语境中，很容易让读者误会，是由于先师打压、排挤其他编委导致了丛书出版终止。前已一一辨明，姜先生所述既非事实，则更不可能与丛书出版终止构成因果关系。为让广大读者进一步了解真相，我们也附带谈谈丛书出版过程中遇到的真实困难。

丛书原拟分十五类，出版一百种。至1985年3月，已确定稿约意向的著作达六十四种。但实际出版工作，并未如计划中那般顺利。有些稿约未及时兑现，还有些初稿经专家审阅后发回重改等等，都是延缓出版计划的原因。但更为重要的原因，应该是出版社面临的实际压力。1988年至1989年，先师曾至国外访问一段时间。1989年春回国后，即收到庞朴先生来信云：“丛书事大不好。去年一年只出一本书，即佛教与文学，今年已四月，一无动静。”庞朴先生曾多次去信出版社相关人员询问具体情况，得到的答复是，其一出版社正面临改组，延缓了正常出版计划；其次该年度出版社经济效益大幅度下滑，难以大规模支持学术出版。

至1990年，丛书共出版至二十二种。1991年，出版社方面提出将原计划一百种压缩至五十种的建议。面对实际困难，先师草拟了《关于〈中国文化史丛书〉的意见》，调整出版方案，大体取重舍轻，提出二十八种组稿书目，以期与之前的二十二种合成五十种之数（按，此处所说二十二种，未计入1991年当年出版的《中国岩画发现史》）。此后，从1994至1996年，又陆续出版了三种新著：《理学与中国文化》（姜广辉著）、《少数民族与中华文化》（田继周著）、《中国民间信仰》（乌丙安著）。这三种新书，都属于先师重新规划的项目范畴。可惜由于人力、物力的匮乏，在这三种著作出版后，丛书的出版不得不宣告终结，未能完成原先的宏大计划。但已有的这些书目，很多已经成为思想文化史研究的经典著作。重掀文化史研究热潮的目的，应该说已经达到了。

（本文原载2016年3月13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