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的阴谋：萨摩、长州两藩为何盛产维新志士

明治维新的“阴暗面”

1865年7月末的一天，一艘名为“蝴蝶丸”的船由上海到达了日本的长州藩（今山口县的西半部分）。船的所有者是萨摩藩（今鹿儿岛县以及宫崎县西南部），随船一起到达的，有欧式来福枪一万余挺，以及两名长州藩士伊藤俊辅和井上闻多。这两个人后来都改了名字，分别叫做伊藤博文和井上馨。

如果是对日本明治维新历史有些了解的人，对这两个名字一定不会陌生。大名鼎鼎的伊藤博文自不待言，井上馨亦是维新元老之一，曾在第二次伊藤内阁担任过外务大臣，并被明治政府授予侯爵爵位。只是在1865年时，两个人都还是长州藩的武士，在为他们的惊天大业出谋出力。这惊天大业，便是以武力推翻当时统治着日本全国的德川幕府，也就是所谓的“倒幕”。

蝴蝶丸到达长州后，当年的12月，又有一艘萨摩藩名下的船“樱岛丸”满载着武器到达了长州。这次负责运送的人物名叫上杉宗二郎，其当时所属“海援队”的最高领导人，便是日本幕末的风云人物坂本龙马。

次年1866年3月，萨摩和长州两藩在当时天皇的所在地、日本名义上的首都京都正式结成同盟关系，萨摩藩同意在长州受到幕府讨伐时给予军事和政治上的支援。出席这次秘密谈判的代表，很多都是后来建立明治政府的元勋：长州方面有木户孝允，萨摩方面则有小松带刀、西乡隆盛和大久保利通等人。而事前为促成这次谈判而进行斡旋的人物中，便有坂本龙马。

在后来武力倒幕的过程中，发挥主力作用的便是萨摩和长州两藩的军队。所谓明治维新的实质，其实便是萨摩、长州两藩联手推翻德川幕府、建立新政府的过程。而1866年两藩结成的同盟可以说是为倒幕以及建立明治新政府奠定了基础。

长期以来，明治维新一直被日本人看成是一段充满“荣光”的历史。在幕末列强进逼、风起云涌的紧迫形势之下，日本依靠下级武士领导的维新运动推翻旧政权，打开了国门，终于迈上了自立自强的近代化道路。在司马辽太郎这样的小说家笔下，维新的“志士”们更是被描绘为为了国家民族的前途而奋斗不息、勇于牺牲的伟大人物。

不过，为什么维新志士大量出现在萨摩、长州这两个藩？幕末的日本共分成近三百个藩，也就是被称为“大名”的地方领主的领地，偏偏只有萨摩、长州这两个藩盛产维新志士。而且两藩在地理上都僻处西南，远离当时天皇所在的京都和德川幕府所在的江户（现在的东京）。然而就是两个边陲之地的乡巴佬武士们靠着一腔热血揭竿而起，一举打倒了控制着整个日本的德川幕府，这听起来简直是一段“梦物语”。

实际上，在明治维新这段看似充满理想主义和青春热血的历史背后，有着许多冷酷的利益计算、卑劣的利己行为，甚至是列国相争的阴谋诡计。尽管许多日本学者的研究已经逐渐揭示了这一点，但在日本国内还未能从根本上撼动长期以来形成的明治史观。而日本以外的国家对明治维新的看法，又往往受到日本国内主流史观的影响。故而本文对明治维新的一些“阴暗面”做一番简要的介绍，希望国内的读者能对这段历史有更为全面的了解。

萨摩和长州两藩非法走私获利

萨摩、长州虽然只是近三百藩中的区区两藩，但在幕末日本的地位确实有些特殊。作为两个由“外样大名”（德川幕府治下的地方大名分为三种：“亲藩大名”是指德川家出身的大名，“谱代大名”则是与德川家无血缘关系、但在德川家康夺取天下的“关之原之战”以前就侍奉德川家的大名，而“外样大名”则是既与德川家无血缘关系、又在关之原之战以后才投靠德川家的大名，在三者之中地位最低）统治的地方强藩，萨摩和长州一直是德川幕府加倍防范的对象。从幕府规定的“石高”（以大米计算的财政收入规模）来看，萨摩的岛津氏为七十七万石，长州的毛利氏为三十六万石，在当时的日本诸藩中确实处于相当高的水平。不过在萨摩之前，尚有同为外样大名的加贺藩（今石川县大部及富山县部分）前田氏，其“石高”达到了一百零二万石；“石高”超过长州的藩则更多。萨摩、长州之所以被德川幕府刻意防范，乃是因为这两个藩的实际财力大大超出了规定的“石高”，而其大量财富的重要来源之一，则是非法的海上走私贸易活动。

德川幕府在建立后不久就开始实行所谓的“锁国政策”，禁止地方大名和民间私自从事海外贸易。日本全国只有长崎一个港口向荷兰和中国的商船开放，而长崎则由幕府直接管理。除此之外，只有靠近朝鲜的对马藩（今天的长崎县对马市）和吞并琉球（今天的冲绳）之后的萨摩藩等作为特例被分别允许与朝鲜、中国进行贸易，但幕府同样对贸易额进行了严格的规定。

不过日本是个四面环海的岛国，想要对漫长的海岸线进行严格的管理实属不易。而且幕府对海外贸易控制得越严格，走私贸易所带来的利润就越是丰厚。江户时代日本的情况与明朝颇有些相似：明政府自朱元璋以来便实行“片板不许下海”的海禁政策，严禁民间从事海外贸易，结果却是走私贸易屡禁不绝，原因便在于社会上始终存在对海外物产的大量需求，仅靠官方贸易远远无法满足。德川幕府的锁国与明政府的海禁在带来走私盛行的后果方面如出一辙，只不过在当时的日本，不仅商人等平民百姓参与走私，更有地方大名举一藩之力，有组织、有计划地大规模开展走私活动。而其中的佼佼者，便是萨摩和长州。

萨摩和长州僻处日本西南海岸，但这种地理位置反而成为其最大的优势。萨摩位于日本本土最南端，在德川家康时便出兵南下，实际控制了琉球。故而历来琉球与中国间贸易的管理权亦落入萨摩之手，并且萨摩通过琉球进行的贸易额大大超出了幕府的规定。在大河剧《笃姬》中，便有萨摩的家老（大名家臣中最高的级别）调所广乡向后来的笃姬和小松带刀透露自己正在组织走私贸易的情节。长州则较为靠近朝鲜，因为对马只是区区一座小岛，物产不足，故而从与朝鲜的贸易中获益最大的，其实是长州。除了朝鲜，长州亦从事与中国间的走私贸易。而幕府远在江户，不能盯着两个边陲藩国的一举一动，随时加以约束。故而德川幕府的锁国政策其实是给萨摩、长州创造条件，养肥了这两个外样大名统治的大藩。

“开国”还是“攘夷”？

到了幕末，风云突变。1853年，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佩里率领被日本人称为“黑船”的军舰来到日本，并于次年强迫德川幕府签订了《日美和亲条约》，将日本紧闭的国门撬开了一道缝。照此情形发展下去，日本将被迫全面开国，到时外国商品可从日本全国的口岸自由进出，走私贸易便再无存在的必要了。且开国之后，江户附近的横滨等地势必成为主要贸易港口，僻处西南的萨摩、长州将再无地利可言。在此形势下，幕府的开国对于萨摩、长州来说可以说是最大的恶梦。

自佩里的“黑船”驶来起，“开国”还是“攘夷”便成为日本政治和舆论的中心议题。幕府虽不情愿，却已意识到“开国”势不可免，所谓“攘夷”，也就是驱逐外国势力、维持历来的锁国政策已无可能。然而国内群情汹汹，高举“攘夷”大旗者比比皆是，除了水户藩这样的亲藩，京都的天皇和朝廷亦顽固要求维持日本国内的纯洁，而除此之外提倡“攘夷”最力者，便是害怕自己的走私生意受到影响的萨摩和长州。为此两藩先是高喊“尊皇”，与朝廷联手逼迫幕府转向“攘夷”，继而不惜主动挑起与外国的事端。

1862年，萨摩藩的实际统治者岛津久光从江户返回萨摩，途经位于今天横滨市的生麦村时，有几名英国人闯入其队列，被岛津久光的随从当场斩杀一人、重伤两人。这场“生麦事件”成为英国与萨摩藩之间武装冲突的导火索，次年7月初英国军舰从海上袭击了萨摩的炮台和大名驻地鹿儿岛，史称“萨英战争”。而就在几天之前，长州藩封锁了马关海峡，并在没有事先通告的情况下炮击美、法、荷诸国的船只。为此美、法、荷、英诸国海军与当年和次年先后两次对长州发动攻击，史称“马关战争”。

这两场战争以萨摩和长州的失败而收场。萨摩方面未能击沉英军一艘军舰，但鹿儿岛却遭到了严重的破坏；长州的海军遭到毁灭性打击，且在下关设置的炮台亦被悉数占领和破坏。武力冲突之后，萨摩对外国的态度急剧软化，但长州却依旧不改“攘夷”的强硬立场，故而萨摩开始与幕府方面联手抑制长州的过激行动。1863年，由于幕府方面与萨摩的暗中活动，朝廷中支持长州的攘夷强硬派遭到排挤。为此以长州藩武士为中心的攘夷“志士”们愤慨激昂，聚集到京都试图发起政变。此事为幕府方面所察觉，1864年7月幕府组织的“新选组”突袭了聚集在旅馆“池田屋”的这些攘夷志士，众多长州藩武士被杀，即所谓“池田屋事件”。消息传来，长州怒不可遏，由家老带领军队和武士直逼京都，与幕府方面武装对峙。

8月20日，冲突终于爆发，双方在皇宫门外及京都市内展开激战，最终长州惨败，多名主将或是战死、或是自杀。此役中萨摩公开站在幕府一边与长州作战，两藩之间的关系亦因此势同水火。

不过仅仅过了一年，便发生了本文开头描写的戏剧性的一幕，萨摩用自己的船只帮助长州运送武器。而自此之后两藩关系迅速改善，终于在1866年3月结成倒幕同盟。此间形势的急转，与京都之战后各方的新动向，以及西方尤其是英国势力在背后的活动有着密切关系。

倒幕运动背后的英国势力

在京都之战中获胜后，幕府方面随即兴兵对长州藩进行讨伐。面对幕府组织的联合军的进逼，长州方面被迫逼令率军前往京都的家老切腹自杀，并将随军参谋斩首，才得以暂时平息事态，免于亡藩的命运。然而在冲突频发的紧张形势下，长州、幕府都意识到了增强军备的重要性。至于萨摩，虽然曾暂时站到幕府一边，但终究是心怀异志，绝非甘心对幕府俯首帖耳。故而三方都开始极力扩军，而在此过程中，萨摩、长州逐渐取得了优势。

当时要扩充军备，最便捷、最有效的方法便是引进西方的先进武器，训练新军。事关存亡，一路高喊“攘夷”而来的萨摩、长州已顾不得脸面，纷纷低头向曾经的仇敌欧洲列强购买武器，而这给正在试图暗中干涉日本政局的英国提供了绝好的机会。

当时成为萨摩和长州购买军火的主要渠道的，是在长崎活动的英国商人托马斯・格洛弗（Thomas Blake Glover）。此人1838年出生于苏格兰，1859年来到上海，进入英国人开办的、上海最大的洋行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 & Co.）工作。同年格洛弗又来到长崎，两年之后在长崎开办了格洛弗商行，成为怡和洋行在日本的代理机构。最初格洛弗商行经营茶叶生意，但不久便瞄准了日本国内各方对西方武器的需求，开始通过怡和洋行的管道向日本大规模贩卖军火。据日本学者统计，1866-1867年间经由长崎贩卖到日本国内的步枪中，仅格洛弗商行一家的销售量便占到了38%。

而英国政府的外交人员也在日本国内积极地活动。最初撬开日本国门的虽然是美国人，但1861年南北战争爆发，美国暂时无力顾及海外，英、法成为在日本着力经营的主要西方势力。英国方面，除了英国驻日公使之外，当时在驻日使馆担任通译的外交官厄内斯特・萨托（Ernest Mason Satow，此人后来在1900-1906年间担任英国驻华公使，取中文名萨道义）尤为活跃。萨托后来曾出版带有回忆录性质的《一位驻日本外交官》（A Diplomat in Japan）一书，其中记录了他在幕末与萨摩、长州以及幕府方面的重要人物频繁会面的情形。这些重要人物包括了长州方面的井上馨、伊藤博文以及桂小五郎即后来的木户孝允，以及萨摩方面的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和小松带刀等人，这些人都是后来倒幕运动中的核心人物。而在1866年发表的《英国策论》一文中，萨托更是公然提出应该打倒幕府，在日本建立天皇和各大名联合统治的新秩序。此事透露出当时英国对日本国内政治进行干涉时的基本路线，而考虑到当时幕府方面正打算与法国联手装备和训练新式军队，英国的这条倒幕路线可以说是顺理成章的。萨托在日本国内的种种活动，目的当在于寻找和扶植足以打倒幕府的力量，而在这方面，萨摩和长州自是不二人选。

在这一背景下，格洛弗在贩卖军火时的行为也超出了单纯的商业范畴，有很强的政治倾向。当时萨摩、长州和幕府三方都需要从格洛弗那里进口军火，但格洛弗却明显更愿意与前两者做生意。1867年，幕府向格洛弗订购的阿姆斯特朗炮运抵长崎后，格洛弗寻找借口迟迟不将其交给幕府。阿姆斯特朗炮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火炮，射程达到四公里，而幕府的旧式火炮射程只有八百米到一公里。这些阿姆斯特朗炮后来落入了倒幕阵营之手，在拥有最新式武器的倒幕军面前，幕府军队溃不成军。

而对于萨摩和长州，格洛弗却是源源不断地提供了军火补给。只不过长州因为幕府的禁令无法直接购买武器，故而需要改善萨摩和长州的关系，以萨摩的名义购买军火提供给长州。在萨摩和长州之间进行调停并负责实际运送武器的人物之一，是开头提到的坂本龙马。然而考虑到坂本龙马原本只是倒幕同盟的成员之一土佐藩（今高知县）的下级武士出身，并且是个擅自离藩的“浪人”，很难想象仅凭他自己能够有调停两藩以及大规模参与军火买卖的力量。坂本龙马的背后，有着格洛弗乃至英国政府的影子。英国驻日公使哈里・帕克斯（Harry Smith Parks）曾经由格洛弗的中介访问萨摩藩，格洛弗与英国政府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而倒幕成功之后，格洛弗曾公开声称自己最大的功劳之一，便是打破了帕克斯和萨摩、长州之间的障碍。

长州如愿通过萨摩得到武器装备后实力陡然上升，在幕府于1865年发动的第二次讨伐长州的战争中获胜，而萨摩和长州亦缔结同盟，成为倒幕运动的基础。1868年，以萨摩、长州为中心的倒幕同盟打着“尊皇”的旗号对幕府发动进攻，在京都附近的鸟羽、伏见之战中，凭借先进武器的威力一举击溃十倍于己的幕府军，并一路势如破竹，兵不血刃占领了江户。德川幕府终于灭亡，以萨摩、长州两藩的倒幕志士为中心组织起了明治新政府。

讽刺的是，新政府甫一成立，便将自己一直高喊的“攘夷”抛到了九霄云外，立即宣布开国。萨摩、长州靠走私发家，新政府的骨干们自然最明白对外贸易的好处，而日本的开国亦是一直在背后操纵倒幕运动的英国所愿。然而此番开国，得利最大的是新政府所在的东京及附近的横滨等地，倒幕运动的策源地西南地区反而因此陷入凋敝，频频爆发针对明治政府的叛乱，不过此已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