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时代，为何女棋手不让须眉？

阿尔法狗与李世石的首场大战，恰好是在三八妇女节的第二日。好奇的人们不禁会问：在围棋的历史上，女性具有怎样的位置？中国古代 “女子无才便是德”，而围棋则是考验才智的游戏，甚至被称为“人类智力最后的堡垒”。那么，中国古代出得了女棋手吗？社会对于女棋手又是怎样认识的呢？

河洛吴图，此中巾帼知多少？

其实在中国古代，会下围棋的女性极多。她们主要集中在社会中上阶层和能够接受到文化熏陶的群体中，有宫廷贵妇，有文人妻女，也有青楼名妓。

《西京杂记》中就有汉高祖宠妃戚夫人下棋的记载，五代十国时期后蜀的花蕊夫人曾以宫廷佳丽学围棋的场景入诗，南唐后主的大小周皇后，皆雅擅此道。擅长弈道的文人妻女也不在少数，如宋代诗人胡元功的女儿胡与可（同时也是状元黄由的妻子），清代进士石为崧的女儿石学仙、进士王光燮的女儿王采薇等。

与围棋有缘的青楼名妓则更数不胜数，李师师、严蕊、柳如是皆有擅长围棋的记载，北宋营妓宋瑶甚至被称为“弈妓”，清代蔡韵卿、陈玉卿、张若涛皆工弈道，被叫做“青楼三姝”。另外，女性下围棋不分年龄，优秀的女棋童也曾见诸记载，如《夷坚志》载“宋刘镇有八岁女，善棋”。

非但如此，女性的围棋水平甚至完全可以盖过家中的男性亲人，如乾隆朝进士孙星衍根本不懂围棋，而妻子与他完婚不久便来约棋，他只能回答不约，并“颇心愧之”。（《香艳丛书》）清代蒋坦自负围棋高手，“平生此技未肯让人”，但与年未及笄的妻妹珮琪对弈，却三战三北，不由不感慨：“（珮琪）所造如此，殆天授耶！”（蒋坦《秋灯琐忆》）像珮琪这样的棋技，估计已经达到准专业水准了。《香艳丛书》还记载过一个更为专业的女棋手——金陵绣琴，她曾在清代知名国手施襄夏那里学棋，并在师父让子的情况下与之大战，二人大战的实录，以两局棋谱的形式留在了《海昌二妙集》中。

当然，上述种种记载并非都出自信史，个别说法或有虚构之嫌。但至少可以说明：从社会心理的角度，人们是乐于传播和接受“女子擅长围棋”这一信息的。那么问题来了，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古代，社会为何乐于接受女性喜欢一项智性游戏呢？

作为“道”的围棋：淳风化俗、养性乐道

这种现象与古代社会对围棋的文化定位有关。中国古代对围棋的理解，一直存在两种传统，一种侧重于围棋竞技性的一面，将之视为争胜负、谋输赢、鼓励机诈的“术”。发扬一种过分强调“术”的游戏，自然会败坏礼教与德性。所以，汉代贾谊说：“失礼迷风，围棋是也。”（白居易《白孔六帖》）三国时期东吴重臣韦曜甚至写下《博弈论》，提出要取缔围棋。他认为围棋所包含的技艺无益于世道人心，而且易使人沉迷其中，妨碍正业：“（围棋）以变诈为务，则非忠信之事也；以劫杀为名，则非仁者之意也。而空妨日废业，终无补益。”直到晚唐，皮日休还有类似的论调。皮日休反对尧发明围棋的说法，他认为尧乃仁义之君，不会发明这种害诈争伪的游戏：“不害则败，不诈则亡，不争则失，不伪则乱，是弈之必然也。……夫尧之有仁义礼智信，性也，如生者必能用手足、任耳目者矣，岂区区出纤谋小智，以著其术，用争胜负哉？”（皮日休《原弈》）

在这种传统的理解里，不仅女性不应该下围棋，而是应该全面取缔围棋。幸而，另一种传统的力量更为强大，而且渐渐成为社会的主流声音。另一种传统看重的是围棋背后所蕴含的哲学与义理，将之视为敦风化俗、修身养性的一种“道”。在这种理解下，学习围棋不仅无碍正业，而且本身就是正业的一种——陶冶心性。当然这种传统也是在历史中建构起来的。

孔子曾对围棋做过很有限的提倡。《论语•阳货》中说：“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 邢昺疏：“夫子为其饱食之之，无所据乐，善生淫欲，故取教之曰：不有博奕之戏乎？若其为之，犹胜乎止也。欲令据此为乐则不生淫欲也。”吃饱了没事干，难免胡思乱想，走上邪路。不如下下棋，图一个乐，打发一下时间，总比去搞歪门邪道要好。这种观点颇为当时社会所接受。按照这种说法，让女性学围棋，也似乎别有用意：能够打消卫道士与善妒丈夫们内心难以启齿的隐忧。

到汉代班固时，他已将围棋视为合乎天地至理的哲学载体：“上有天地之像，次有帝王之治，中有五霸之权，下有战国之事。览其得失，古今略备。”（班固《弈旨》）围棋逐渐被纳入儒、道体系之中，被赋予了更多形而上学的含义。到唐代，与琴、书、画并列，成为文人四友。元代胡助的《围棋赋》描述围棋为“子圆局方，法乎天地”，清代梁章钜在《观弈轩杂录》中称围棋为“养性乐道之具也”，明代孙作更是驳斥了仅将下棋视为玩物丧志的看法，认为围棋的发明者“率意苟为，必归于道”（孙作《邯郸枕序》）。

美术史的研究者多认为，宋、元乃是中国传统绘画的一个关键转折，此前，匠师画占据画坛的主流；此后，文人画兴起，渐渐取代了匠师画。其实，围棋也经历了这么一个历程，整个古代历史发展的趋势就是：将围棋视为哲学与义理的“道”的传统渐渐压倒了将围棋视为技艺的“术”的传统，棋手之棋，也渐渐成为文人之棋。尽管研究者很难说出明确的转折时代。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传统社会为何允许甚至鼓励女性学习围棋了：既能陶冶情操，又能教化人心，还能打发闲暇无聊的时光，何乐而不为呢？

古风妻似友，不妨弈一局

其实，“为何古代多女性棋手”这个问题，除了与古代社会对围棋的定位有关，还与社会对女性形象的理解有关。我们对于“女子无才便是德”这句话想当然的解读以及试图用某种解读以偏概全地解释整个古代社会是有问题的。美国学者高彦颐曾在《闺塾师》一书中指出，在明末清初的江南一带，部分阶层的女性，在文学、知识的世界里，取得了与男性的平等地位。这也就能够解释为何当时有些女性甚至在琴棋书画等传统才艺方面胜过男性。

研究者赵园曾以归庄的诗句“古风妻似友”为出发点阐释明清之际社会文化对于妻子角色的想象和理解。其实，以妻为友，即是以五伦中朋友之伦来比喻夫妇之伦，那么，朋友之间的平等、亲切关系就会对“夫妇有别”做某种程度的改写。按照赵园的说法，以妻为友者，在明清之际不乏其人。这既包含了夫妻之间某种意义上的平等关系，同时也对女性——尤其是文人妇提出了某种期许：期望品味风雅相称、教养才智相当。

从这个角度来看古代女性学围棋，就会更加容易理解：在才艺方面，女性获得了与男性相对平等的地位，她们有权利去学习围棋，社会也允许鼓励她们这样做。另一方面，这种平等也使得学围棋（以及其他风雅才艺）不仅仅是一种自由自愿打发时间的行为，更是社会对某个阶层女性的品味要求。她们只有如此，才能匹配作为文人的妻子；只有如此，才能在这些方面为自己赢得一个相对平等的空间。

然而，研究者们都注意到明清之际男女之间的这点平等是极为有限的，是在有限的地域（江南）有限的阶层（文人妻女以及名妓）发生在有限领域（文学才艺领域）内的相对平等。同样，我们反观围棋领域也近乎如此，古代女棋手也多出自文化繁盛地区的社会中上层以及易受文化熏陶的阶层。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古代擅长下围棋的女性，既是多的，又是少的。

参考文献：

陈伉编著：《围棋文化史料大全》，书海出版社2015年版

赵园：《家人父子：由人伦探访明清之际士大夫的生活世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美]高彦颐：《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李志生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何云波：《围棋思想史：意义生成与棋论话语》，载于《体育学刊》2014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