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访书记:胡适纪念馆卖的都是“白菜价”

尹敏志

2016-03-26 11:40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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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台北之前,我对这届“中研院”历史研习营的日程安排感到很不解:除了5天正式上课时间以外,我们只能在台湾多逗留3天,而这3天可以根据自己需要,安排在开营之前或是结束之后,但一天都不能多待。为什么这么着急赶人走呢?可能是预料到很多学员会有这样的质疑,开营之后“中研院”的老师向我们解释,因为1月16号是台湾“大选”投票日,依据院里不成文的规定,那一天所有岛外学者,一般都不允许待在境内。所以只能要么“大选”前就走,要么“大选”后再来。
所以在1月25号研习营的正式上课结束后,我就得抓紧时间逛逛台北了。因为不想重新找地方住,所以干脆就继续住在“中研院”活动中心。这里环境幽静,各种纪念馆、图书馆和陈列馆走几步就到,但不利的是地方偏僻。1950年代“中研院”刚搬迁到南港时,就有不少研究员抱怨这里“太寂寞”,今天台北交通当然方便多了,但进城一趟,还是得先坐公交,再转捷运,单程一般至少一个小时,所以每天回住所都累得精疲力尽。
还好,这次有位北大硕士班的同班同学,是在地人士,本来就做共和国史,对1949年后的台湾史如数家珍,2年前还亲身参加过“太阳花学运”,与宪兵在“立法院”里面搏斗。他得知我们来,自告奋勇来当向导。因为有了这位学运“老革命”的高效导游,我的3天台北自由行虽然时间短,但行程紧凑,质量非常高。
买台版书
去台湾,当然要买台版书。1月19号,台湾“大选”结束后的第三天,我和两位同学一起到达台北。由于误了第一班飞机,我们到达桃园机场时已经是晚上5点多了。坐大巴去“中研院”途中,需要在台北车站转车,虽然天色已晚,我们三个书虫还是忍不住逛了下车站里的诚品分店。但诚品书店对于研究者来说,其实并不是买书的最好去处,因为这里主要卖新书,我们真正急需的学术书籍并不多。所以在买了若干本大陆难寻的常见书以外,我觉得不需要再逛台北到处都是的诚品书店了。
来之前,北大的一位老师提醒我,在“中研院”期间一定要去趟胡适纪念馆看看,因为那里常年售卖胡适著作,而且都是“白菜价”。于是5天上课期间,我腾出一个中午,去纪念馆扫了一遍书,买了包括《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白话文学史》、《神会和尚遗集》、《史大林策略下的中国》、《丁文江的传记》等。这批1980年代由胡适纪念馆印行的书籍,近30年过去,居然还以当年的定价来卖。前三种都是影印本,印刷质量非常高,胡适的红笔批注,亦以原色出之,绝非大陆各种粗制滥造的影印书籍可比。
不过研习营期间与台湾学生交流的时候,我发现他们对于胡适都不是很感冒,这也许就是为什么纪念馆里的胡适著作30多年都卖不完的原因吧?反而是很多大陆学者近年热衷谈“自由与容忍”,参观胡适纪念馆或者拜谒胡适墓时,几乎有种朝圣感。
而在我看来,胡适纪念馆、傅斯年纪念馆既是缅怀先哲的场所,亦是典型的权力空间,隐约可看到“中研院”浓厚的“留学生霸权”色彩。1948年还在大陆的“中研院”第一届院士评选时,81人中留美学生占据半壁江山,土产院士仅4人而已。而人文组院士的评选,更完全由胡适、傅斯年主导,个人之好恶几乎有一票否决的效力。比如一直被傅斯年所鄙夷的钱穆,连个提名机会都没有。
1949年“中研院”迁台,“留学生霸权”有增无减。胡适纪念馆不远处,就是近代史研究所和郭廷以图书馆,“南港”学派即诞生于此。但根据张朋园、郭正昭、李国祁等人回忆,东南大学出身的郭廷以在初建近史所时,颇受姚从吾、李济、黎东方、胡适等北大派之打压。胡适曾给朱家骅写信,说自己“不知道郭廷以是谁,应该叫郭廷以到美国走走,了解一下这个世界是什么情况”。考古学家李济则认为,学术是要追求真理的,“近代史时空距离太近,缺乏客观性,不能成为一个学术研究对象,尤其现代史更不可能。”
不过当年的学界派系斗争,今天都已随着潺潺的四分溪流向远方。我住的活动中心地下一楼,便是“四分溪书店”。书店不大,但是“中研院”学者的著作收罗非常齐全,一律打八折,嘉惠寒士。我在这里买到何炳棣的《明清社会史论》,杜正胜的《编户齐民》、《周代城邦》,林富士的《疾病的历史》等,但还是感觉意犹未尽,所以研习营结束后,就再去台北市中心访书。
老实说,台大附近的书店颇让人失望。我在唐山书店等处,都没买到太多心仪的书。次日早上在哲思轩吃饭,遇到同批来台的几位人大博士,承蒙两位乌云毕力格老师的学生告知,台师大附近有家“乐学书局”,是采购学术书籍的不二之选,他们昨天已经在那里买了整整一箱,准备邮回北京。我听了后,匆匆扒完饭,就叫上同学倒车去大安区。
“乐学书局”隐藏在一栋居民楼的十层,连个广告牌都没有,让我们找得好苦。热心的的士司机带我们转了半天还是找不到,我们无奈下车时,他还连声道歉。最后终于靠着手机Google地图和四处询问摸到了楼下,坐电梯上去之前,保安还打量了我们一番,押了身份证才放我们上去。
乐学书局正门
一进书店门,我就知道来对了地方,各种学术书按门类划分,密密麻麻,一直堆到天花板,版本选择也非常考究。老板是个七十六岁的老太太,身体硬朗,听我们说话的口音就猜出了个大概:“你们也是来参加那个研习营的吧?你们的同学昨天已经来过了。”边说边把人大同学买的那箱书打开给我们看,他们把“边疆民族史”那一排的书几乎买空了。在这里待了半天时间,我挑了一套里仁版《金瓶梅词话》、张启雄《外蒙主权归属交涉》、王柯《民族主义与近代中日关系》等书。潘重规的《亭林诗考索》,早已绝版,北大图书馆都没有,我早就想拜读,终于在这里买到。
乐学书局
付完钱后,我们直接在书店里打包,填上邮寄地址。大概一个月后,我便在学校收到了海运包裹。若不是中间有春节,其实半个多月便能到。结账时我问老板,为什么不在下面立个广告牌,让买书人好找一些?老板说,他们专做海外网路生意,因为地方太逼仄,所以并不希望有太多人亲自来店里挑书,并抱怨说,最近好多大陆学者来店里大肆购书,成箱成箱地买,生意太忙,把她都累坏了,考虑要退休。
台湾大学
台北市内我最想去的地方,不是“总统府”所在的博爱特区,而是台湾大学。本科时读林毓生、殷海光、李敖、陈鼓应等人的著作时,早已对其心驰神往。醉月湖、傅钟、傅园、日本风格的老校区,都没有让我失望。
台大初建于1928年,原名台北帝国大学,是明治维新后日本建立的九所帝国大学之一。台北帝大初建时,几乎只有日本生源,且学生大多修农学或医学。因为对日本殖民者来说,他们刚到台湾,首先要应付的棘手问题并不是岛内反日势力,而是各种热带疾病,医学院是必不可少的。其次,当时日本帝国已把侵略目标瞄准东南亚,气候介于亚热带与热带之间的台湾,就像是一块跳板,在这里进行各种热带动植物研究,可以为进一步海外扩张做准备。直到今天,台大的试验农场依然非常有名。
台湾大学的椰林大道
1月底的台北,春意渐浓,阳光充足,站在两排迎风婆娑的椰树下,谁还能想到这条椰林大道,蕴含着日本帝国“南进”的军事抱负呢?日本政府原来很多人只打算把台北帝大建设成专业学校,最后全赖日治时期第十任台湾总督伊泽多喜男力排众议,台北帝大才发展成了一所综合性大学。我在台大的校史馆买到一本李东华先生所著《光复初期台大校史研究,1945-1950》,一直在台大历史系念书、任教的李先生,对于这位伊泽总督感念不已。
日本战败后,1945年10月25日台湾光复,台北帝大被更名为“国立台湾大学”,第一任校长为浙江籍的植物学家罗宗洛。罗氏在日本拿到博士学位,中日文化素养皆深,他安抚原帝大的日本教员,保证正常教学秩序,对于维持台大的学术水准功不可没。但此后民族主义兴起,台大的日籍教员被逐渐清退,改聘中国籍教员,西南联大毕业的殷海光,就是其中之一。
我曾把《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反复读过好几遍,对一个细节印象深刻:殷海光在台大哲学系教书时,每天来往学校与温州街住所时都是步行,除了拒绝被现代技术异化的考虑外,还因为散步有利于思考。在台大逛了一圈以后,我也循着殷海光当年的上下课路线,去拜访其故居。
温州街的殷海光故居,还保留着1969年他因胃癌去世前的原貌。独门独院,一栋木质小楼绿墙灰瓦,窗外草木葱茏。院内的孤凤山、愚公河、小游泳池,都由殷夫子当年一铲一铲亲手建成。所以故居其实就是其思想的具象化: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之,除了二十册著述以外,殷海光还是一个践行自由主义信念的“行动思想家”。我在当年他与学生们高谈阔论的孤凤山(其实就是挖小河的泥堆成的小土丘)石凳上面坐了大半天,走出故居门时,才注意到门口左边斑驳的墙上,印了两句殷海光的话:
“自由如朝露,如早霞,如清风,上帝像是跟人类开玩笑。”
“人间愈是美好的事物,愈容易消失。”
责任编辑:顾明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台北,书店,台版书,胡适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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