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访书记：胡适纪念馆卖的都是“白菜价”

来台北之前，我对这届“中研院”历史研习营的日程安排感到很不解：除了5天正式上课时间以外，我们只能在台湾多逗留3天，而这3天可以根据自己需要，安排在开营之前或是结束之后，但一天都不能多待。为什么这么着急赶人走呢？可能是预料到很多学员会有这样的质疑，开营之后“中研院”的老师向我们解释，因为1月16号是台湾“大选”投票日，依据院里不成文的规定，那一天所有岛外学者，一般都不允许待在境内。所以只能要么“大选”前就走，要么“大选”后再来。

所以在1月25号研习营的正式上课结束后，我就得抓紧时间逛逛台北了。因为不想重新找地方住，所以干脆就继续住在“中研院”活动中心。这里环境幽静，各种纪念馆、图书馆和陈列馆走几步就到，但不利的是地方偏僻。1950年代“中研院”刚搬迁到南港时，就有不少研究员抱怨这里“太寂寞”，今天台北交通当然方便多了，但进城一趟，还是得先坐公交，再转捷运，单程一般至少一个小时，所以每天回住所都累得精疲力尽。

还好，这次有位北大硕士班的同班同学，是在地人士，本来就做共和国史，对1949年后的台湾史如数家珍，2年前还亲身参加过“太阳花学运”，与宪兵在“立法院”里面搏斗。他得知我们来，自告奋勇来当向导。因为有了这位学运“老革命”的高效导游，我的3天台北自由行虽然时间短，但行程紧凑，质量非常高。

买台版书

去台湾，当然要买台版书。1月19号，台湾“大选”结束后的第三天，我和两位同学一起到达台北。由于误了第一班飞机，我们到达桃园机场时已经是晚上5点多了。坐大巴去“中研院”途中，需要在台北车站转车，虽然天色已晚，我们三个书虫还是忍不住逛了下车站里的诚品分店。但诚品书店对于研究者来说，其实并不是买书的最好去处，因为这里主要卖新书，我们真正急需的学术书籍并不多。所以在买了若干本大陆难寻的常见书以外，我觉得不需要再逛台北到处都是的诚品书店了。

来之前，北大的一位老师提醒我，在“中研院”期间一定要去趟胡适纪念馆看看，因为那里常年售卖胡适著作，而且都是“白菜价”。于是5天上课期间，我腾出一个中午，去纪念馆扫了一遍书，买了包括《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白话文学史》、《神会和尚遗集》、《史大林策略下的中国》、《丁文江的传记》等。这批1980年代由胡适纪念馆印行的书籍，近30年过去，居然还以当年的定价来卖。前三种都是影印本，印刷质量非常高，胡适的红笔批注，亦以原色出之，绝非大陆各种粗制滥造的影印书籍可比。

而在我看来，胡适纪念馆、傅斯年纪念馆既是缅怀先哲的场所，亦是典型的权力空间，隐约可看到“中研院”浓厚的“留学生霸权”色彩。1948年还在大陆的“中研院”第一届院士评选时，81人中留美学生占据半壁江山，土产院士仅4人而已。而人文组院士的评选，更完全由胡适、傅斯年主导，个人之好恶几乎有一票否决的效力。比如一直被傅斯年所鄙夷的钱穆，连个提名机会都没有。

1949年“中研院”迁台，“留学生霸权”有增无减。胡适纪念馆不远处，就是近代史研究所和郭廷以图书馆，“南港”学派即诞生于此。但根据张朋园、郭正昭、李国祁等人回忆，东南大学出身的郭廷以在初建近史所时，颇受姚从吾、李济、黎东方、胡适等北大派之打压。胡适曾给朱家骅写信，说自己“不知道郭廷以是谁，应该叫郭廷以到美国走走，了解一下这个世界是什么情况”。考古学家李济则认为，学术是要追求真理的，“近代史时空距离太近，缺乏客观性，不能成为一个学术研究对象，尤其现代史更不可能。”

不过当年的学界派系斗争，今天都已随着潺潺的四分溪流向远方。我住的活动中心地下一楼，便是“四分溪书店”。书店不大，但是“中研院”学者的著作收罗非常齐全，一律打八折，嘉惠寒士。我在这里买到何炳棣的《明清社会史论》，杜正胜的《编户齐民》、《周代城邦》，林富士的《疾病的历史》等，但还是感觉意犹未尽，所以研习营结束后，就再去台北市中心访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