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国”是一个怎样的毒瘤？

【编者按】

2016年3月22日，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机场和城中的地铁站接连发生爆炸，“伊斯兰国”宣布对此负责。这一时间距离巴黎恐袭不到半年。

四面树敌的极端组织何以在西方世界屡屡得手？这颗“毒瘤”究竟缘何疯长至此、难以铲除？“伊斯兰国”为什么有别于以往任何其他的极端组织而引发全球性关注和恐慌？

作者从政治哲学角度深刻剖析，认为向全球资本主义宣战决裂的“伊斯兰国”，恰是自由主义—资本主义自酿的毒果。本文节选自《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2期《“历史终结”时代的“伊斯兰国”：一个政治哲学分析》一文，澎湃新闻经授权转发。

布鲁塞尔机场爆炸后破碎的玻璃。

“伊斯兰国”为什么兴起于全球资本主义一统天下、“历史终结”后的这个时刻？我的分析是：那制造“巴黎屠杀”的“伊斯兰国”，就是全球资本主义系统“内爆”的一个形态，更精确地说，是这个自爆、自杀性的、制造巨大不平等的全球资本主义系统“内爆”激烈化后，爆出来的一个“变态”。

首先我们需要追问：为什么巴黎恐袭会激起如此巨大的全球性恐慌，而此前在各地的恐怖袭击却没有？就在巴黎恐袭案前一天，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一个居民区发生自杀式炸弹攻击，至少造成逾40人死亡，200人受伤，为什么远远没有受到关注？奥巴马总统在袭击案发生当晚的演讲中说道：“这不仅是一次对巴黎的袭击，不仅是一次对法国人民的袭击，这是对全人类的一次袭击、对我们所共享的普遍价值的一次袭击。”巴迪欧针对奥巴马这段话评论道：“话说得没错，问题出在奥巴马并不是在每发生这样的事件就会采用这样的措辞。在巴黎发生是为反人类，但在伊拉克、印度、巴基斯坦就不是了？因为巴黎属于西方。我们应该摆脱这种思维模式，即是有一部分人比另一部分人更加代表着人类。”巴迪欧只说出了问题的一半，实际上，巴黎恐袭案与发生在伊拉克、印度、巴基斯坦等地的暴恐事件之别，恰恰正是“内爆”与“外爆”之别：巴黎街头的屠杀和纽约双子塔坍塌一样，激烈标识出了那份“深度全球化”下无处可藏身于“爆炸”之外的终极绝望。

在全球资本主义秩序中，“伊斯兰国”自是一个长相狰狞的毒瘤。从一个“理性的—合理的”现代人眼里看来，“伊斯兰国”简直就是一个疯狂的、不可“理”喻的恶魔：针对平民的恐怖袭击、绑架各国公民、利用现代社交媒体传播“前现代”斩首处决、设立奴隶市场（贩卖基督徒、各种少数族裔妇孺，等等）、疯狂破坏古文物（文物走私）、征募童兵、强制割礼乃至强征性奴……然而，对于“伊斯兰国”，全球资本主义秩序就是邪恶本身，在里面一切人都是有罪，所以他们杀起人来毫不眨眼——在他们眼里就没有什么“平民”与“军事人员”这种现代区分（世俗的区分）。“伊斯兰国”所要做的，就是彻底摧毁这个秩序里的一切，重新恢复神圣的神学秩序——建立政教合一、实行严格的伊斯兰教法、所有民众“成为真正服从的穆斯林”的极端伊斯兰国。从这个终极“至理”出发，其任何行动都不再无“理”可喻。

另一方面，中东乃至整个世界充斥着被全球资本主义大量生产出来的孤独绝望的年轻人，源源不断地被“伊斯兰国”所征募。在《首度是悲剧，再度是闹剧》一书中，齐泽克分析了生活在“历史终结”时代下的人们所面对的激进“无产阶级化”：当下全球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人之为人的共通之物——我们的基因、自然环境、语言与沟通工具、生活空间/基础结构——皆面临新一轮私有化。我们看到，整个“外在自然”（从石油到森林，从土、水到空气）正在受到过度开采、商品化与污染的严重威胁，通过传统的市场机制方式与国家干预方式（如改变征税模式等）或可解决一些局部的小问题，但无法应对不断迫近的大型生态灾难；新的生物遗传技术使我们的“内在自然”（我们身体—生命最核心的生物遗传性之继承），已经开放给资本与权力的操纵、调用与改写；“媒体帝国”以及今天各种数字化的社交工具则把人与人最基本的沟通与互动方式，亦赤裸地置于资本与权力的支配下；而各种各样的难民营、贫民窟、种族隔离带、高墙电网，使这个全球资本主义秩序充满越来越多的“被排除者”……凡此种种，使我们远比马克思时代更接近彻底意义上的无产阶级。自由主义之诸种理想完全被其“分身”资本主义的内在定势所压制，在现实生活中越来越被实质性地抽空。

3月22日，比利时布鲁塞尔，比利时媒体称布鲁塞尔国际机场爆炸致11死20伤。 东方IC 图

在非西方地区（即沃勒斯坦笔下的“边陲”地区），上述情况尤其剧烈，越来越多的人被激进地“无产阶级化”、沦为全球资本主义秩序中的“被排除者”和“赤裸生命”，他们面对巨大的不公（乃至被该秩序彻底“抛出”）但却全然无能为力。冷战结束后的这个“历史终结”时代中，现代性不再提供自由主义—全球资本主义这个“双身”体之外的替代道路。这些孤独绝望的年轻人没有替代性的理念/理想以激励，是以大量转到极端宗教化思想，甚至发展出绝不妥协的面相——“整个世界已经抛弃你了，但真主没有抛弃你，你只有投奔他！”“世界是邪恶的，唯一要做的就是修改它回到神设定的样子！”……这就是为什么“伊斯兰国”尽管如此残暴（并不惜在媒体上公开展现其残暴性），却仍是不断有大量年轻人投奔过去，并且有为数不少的来自美国、欧洲、澳大利亚的“志愿者”。替代性的现代理念/道路是需要证成的，对于为什么要这样来变更世界，要提供理据；故此，现代性的理念/道路之争，往往是知识分子为先锋（中国20世纪“五四”时代的思想家，很多随后成为了政治家）。而信仰是自我证成的，信者恒信，年轻人甚至不需要受教育，直接就能成为“圣战志愿者”，甚至失败也无法令其放弃信仰，相反可能使其更加坚韧、更加极端化（神圣事业需要“殉道者”）。在一个同整个现行秩序（“文明世界”、现代性的意识形态）为敌的战斗中，只有加倍虔诚才能抓住“道义”的制高点（抓住能为当下所有行动提供证成依据的“至理”）。

除了“历史终结”时代的全球资本主义系统向其源源不断输送战斗力量外，向全球资本主义宣战的“伊斯兰国”，自身另一面却根深蒂固地依赖着全球资本主义：通过控制领土资源、开展石油买卖，以此获得日进斗金（每日约200万美元）的巨额收入。在全世界都义愤填膺地痛斥“伊斯兰国”的当下，在包括诸阿拉伯国家在内的整个世界都希望切断其石油买卖的格局下，一个不得不要追问的问题是：为什么仍有“伊斯兰国”石油的买家？在这里，我们又一次清晰地看到：自由主义的理念/理想结构性地受制于其“分身”资本主义；资本的逻辑远胜于前者所持守的诸种理念/理想。“历史终结”时代下的各国政府痛恨“伊斯兰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刺破了自己的“伪善”——结构性地内嵌于自由主义—资本主义这个“双身”体里的“伪善”，即表面打自由主义的“理想牌”，实际遵循资本主义的“利润最大化”逻辑。并且，大量处决还给“伊斯兰国”带来了贩卖人体器官的额外收入——毫无意外地，它在找到买家和客户上没费什么力气。资本的逻辑使“历史终结”后的“文明世界”一边在齐声谴责“伊斯兰国”，一边则毫不间断地同其进行着各种高利润的“血淋淋交易”。

中国上个世纪90年代一批年轻的经济学家不懂掩饰，用大白话说出了一句“不讲道德的经济学”。在“历史终结”后的全球资本主义秩序中，资本的逻辑最强有力，是压倒一切的“硬力量”。对于美国这些冷战胜出国而言，自由主义的诸种理想可以是其——借用约瑟夫·奈的术语——“软力量”，但它们是有成本控制的：这个力量毕竟是“软”的，“硬力量”随时可以控制“软力量”。自由主义，“搞”不定资本主义，由于自己的这个“分身”，自由主义实现不了自己的理想。盖因选举政治使得政客实质性地受制于本国的资本利益集团，即使有政治领袖做一些“劳民伤财的理想事业”（其实某种意义上说当年“马歇尔计划”之原始初衷有点接近这样的理想事业），马上便会被“选”下去。故此，自由主义这个“理念系统”被执行到什么程度，完全取决于国内的大资本家。

“历史终结”时代的当代世界内所出现的这轮极端伊斯兰化浪潮，恰恰是自由主义—资本主义这个“双身”结构的一个后果。这体现在如下悖论性格局上：（1）西方国家向伊斯兰世界“输出”自由主义理想与自由民主制度，其后果恰恰是事与愿违——不是世俗化的“启蒙”理念得到扩张，相反进一步促生了伊斯兰化。那是因为，一旦在伊斯兰世界坚持民主选举，投票出来肯定就是宗教领袖、宗教性政党。（2）为了遏制这个趋向，只有继续扶植军事化的专制独裁，以最反自由主义的方式维持世俗化统治，并以铁腕方式镇压人民的反抗。然而这种建立在军队与强人之上的政府，既没有宗教的正当性（伊斯兰教义），也没有世俗的正当性（人民主权）；但我们看到，这样的独裁政府曾长久地得到西方国家支持。美国总统参选人特朗普甚至在电视访谈中表示，阿拉伯之春后被打倒并被枪杀的卡扎菲以及伊拉克战争中被俘获后处死的萨达姆若继续掌权的话，中东会更稳定。

在“历史终结”时代下、全球资本主义全然没有替代性道路的世界中，此乃有效遏制极端伊斯兰化的唯一措施。然而，这实际上就是用“外部”的恐怖——那些地方境内的军事恐怖——换取自己这边的无恐怖：允许（乃至扶植）军事独裁政权用恐怖方式维持其世俗化统治，以消解自身“国土安全”的危机。齐泽克在巴黎恐袭案后引用了一位叙利亚难民之言，极具穿透性：“你们一夜间所经历的，就是我们全部的人生，正是为了逃离这种人生，我们才成为难民。”在另一篇评论文字中，齐氏引用了卡扎菲死前之言：“北约的人民，你们听好了！你们正在炸毁一堵墙，一堵挡住非洲移民涌向欧洲、也挡住基地恐怖主义者去欧洲的墙。这堵墙就是利比亚，你们正在破坏它，你们这些蠢蛋，当成千上万非洲移民涌来时，你们将在地狱之火里被煎烤。”这堵墙，实质就是一个“爆炸隔离带”（另一个更卑劣版本的“种族隔离带”），把爆炸与恐怖挡在“外部”。现在，特朗普们开始怀念这堵墙，其隐含的信息粗鄙而简单：死在叙利亚黎巴嫩的人，和死在巴黎街头的人，不是一种人。然而正如前文所分析的，在这个已然深度全球化的时代，“外爆”同时也是“内爆”：难民危机，就是“外爆内化”的一个面向；而恐怖袭击、人肉炸弹，则是另一个更为惨烈的面向。

当下这个“深度全球化”的世界，究其根本而言，只是商品全球化、资本全球化、金融全球化……，换言之，“地球村”只是一个全球资本主义秩序。就人的自由移动与公民状态而言，恰恰仍是藩篱森严、幕墙重重。之所以会产生出当下欧洲深感恐慌的难民危机，正是因为在全球资本主义秩序中，人恰恰不能自由移动，人的公民状态恰恰并不是普世的、全球性的。自由（人权）、平等、民主这些自由主义政治理念，皆仍是在主权性的民族—国家框架下实现，建立在身份、公民身份上。因此，人权实质上是公民权，因为其必须在一个公民法律框架里面才能被保证。而在这个所谓“历史终结”的世界里，“世界公民”仍只是一个乌托邦式的“愿景”，若离开民族—国家的框架，生命权、自由权等等所谓“基本人权”几乎都无从保证。故此，自由主义—资本主义这个“双身”结构在全球化了的“历史终结”时代，真正获取胜利的只是资本主义，而自由主义却始终是四面受制、无从迈步。阿伦特早在1951年——《世界人权宣言》推出后的第三年就指出，最需要人权保障的“无国家的人们”，恰恰最少受到人权保护。由于任何权利都只能在一个已建立的政治共同体中被落实，对于并不属于任何政治共同体的人口而言，人权毫无意义。可见，那些无国之人——真正“纯粹的人”（而不是“美国人”、“澳大利亚人”、“中国人”）——恰恰没有“人”的权利：原则上人权最应该被应用其上的那个主体（即抽象、赤裸的人），恰恰事实上是人权所没有也无法覆盖到的主体。

2015年11月13日，法国巴黎，法国警方13日称，在巴塔克兰剧院发生的袭击造成100人死亡。此前，巴塔克兰剧院发生人质劫持事件，警方随后与袭击者交火，击毙4人。 东方IC 资料

2015年，至少有150万难民从中东与北非涌入欧洲大陆：这些以各种方式涌入西方国家——以及为数众多在偷渡船（以及卡车）上窒息死亡或葬身海底——的难民们，恰恰是来自“失效国家”的人们。正如齐泽克所言：“若我们真想阻止移民潮，那么就必须认识到，难民来自于‘失效国家’，在那里公共权威或多或少都已失去其效用，如叙利亚、伊拉克、利比亚、索马里、刚果民主共和国等。国家权力的此种解体并非一个地区性现象，而是国际政治与全球经济系统的一个后果，如利比亚与伊拉克，是西方介入的一个直接产物。”这些成为“无国之人”的难民们，为躲避战火和内乱（西方国家制造的“外爆”），千方百计通过各种方式进入各欧洲国家，成为后者难民政策与人权理念的试金石。尽管德国等国家顶着国内各种压力不断增大接纳难民的力度，当下欧洲的边境线上，一幕幕令人痛心的场面（“人道主义危机”）仍在上演。“难民就是我们为一个全球化了的经济所付出的代价，在其中只有商品而非人才被允许自由流通。”

 “外爆内化”另一个更为激烈的面向，自然就是恐怖袭击，而它本身亦和难民危机紧密扣联——巴黎恐袭案，就被视为难民涌入“内部”后的一个直接后果（至少其中一名施袭者在后来的调查中被发现是于2015年以叙利亚难民身份进入欧洲）。接纳难民符合自由主义的理念/理想（普遍人权），然而却使得“内爆”风险激增。在难民问题上，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这对“双身”的较量，就在欧洲（尤其以德国为代表）与美国的不同做法上尖锐地体现了出来：欧洲基于自由主义理念（在一定限度内）接纳难民，但导致“内爆”——巴黎喋血可谓自由主义最后英雄般的悲壮。而美国防火墙式地严防死守（相对于德国2015年接纳了100多万难民、并宣称在未来数年每年至少接收50万，奥巴马只提出把接纳叙利亚难民人数从2015年不到2000提升到2016年1万）——墙内普遍主义人权，但墙外之人则对不起了。巴黎恐袭案后美国17个州接连公开表态，拒绝接收任何被带到美国的叙利亚难民，以防恐怖分子混迹其中。在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这个“双身”结构里，美国所遵循的逻辑已然十分清晰：“外面”的风险不能进来，只有我的危机（如2008年“次贷危机”）可以转嫁全球。

普遍人权、民主决策等自由主义理念，都是有经济成本的，自由主义预设每个主权国家都能够或愿意承担这些成本。接纳难民并让其享有同等权利（尤其诸种福利权利与政治权利），需要付出大量的成本（德国在2015年光用于收容难民的支出至少是100亿欧元）。经济成本的考量，使得很多自由主义理想之推行最后无以为继。与此相应地，在世界各地推进自由主义理念及其既有制度模式（如小布什在伊拉克战争后推进的该国民主化），同样需要付出大量的成本。自由主义受制于资本主义这个结构性地割离不掉的“分身”，而后者的逻辑是资本的增值、利润的最大化，而不是利他主义。一个接受自由民主（而非独裁专制）的稳定地区，当然能向国际资本提供其所需的市场、原料，然而当获取后者的成本变得太高的时候，资本的逻辑就倾向于转移、抛弃，因为坚守下去非但不能有效向该地转嫁自身资本的危机，而是很可能被对方危机（如伊斯兰教内逊尼什叶两派冲突）转嫁过来。奥巴马面对国会压力于2011年底决议从伊拉克全部撤军，并减少经济援助，“伊斯兰国”就是在这些被抛弃的地方，才如此强大、无往不利（并且萨达姆政权倒台后，其军队中大量精锐力量被“伊斯兰国”所吸纳）。直到今天，真正在当地坚决和“伊斯兰国”作战的就只有库尔德民兵，而正如齐泽克所点名批评的——美国、土耳其、沙特阿拉伯、以色列各国都在计算各自利益。“伊斯兰国”能在和整个世界为敌中仍然游刃有余并且不断壮大，恰恰正是拜资本逻辑之所赐。

巴黎恐袭后，警察在遇袭的Comptoir Voltaire咖啡馆寻找证据。

如果说“伊斯兰国”确实是今天世界里的一个毒瘤，这颗毒瘤却恰恰是由全球资本主义作为“母体”，从它里面“内爆”出来的，并由它不断供给其成长所必需的养分。哈贝马斯在巴黎恐袭事件后的采访中分析到：“这种冲突是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冲突，而今天的‘伊斯兰国’的原教旨主义就是从中萌芽的。它显然是受小布什干涉伊拉克这一决定的影响，他视国际法律秩序为儿戏。”这个分析显然仍是不充分的，因为它并未将滋育“伊斯兰国”的那个“母体”纳入视野。“伊斯兰国”原教旨主义倘若仅仅起源于伊斯兰教逊尼什叶两派冲突，那么该模态在冷战乃至之前时代就会反复出现；而归结在小布什个人的无视国际法上，更是把问题给彻底简单化了。我们需要看到，在“历史终结”时代，按照福山的经典说法，自由民主与资本主义便是历史的“终点”；然而，自由主义的诸种理念/理想，却实质性地被其“分身”资本主义所压制。有意思的是，对于自由主义—资本主义这个“双身”结构，“伊斯兰国”之所有极端行径皆标识出了，它集中性挑战的首要就是自由（基本权利）、平等这些自由主义的理想，而非资本主义逻辑。这就产生了齐泽克的如下追问与分析：“为什么穆斯林极端主义者们——他们无疑被曝露在殖民主义的剥削、支配以及其他诸种毁灭性与羞辱性面向——攻击西方遗产中最好的部分（至少对我们），即，我们的平等主义和个人自由？最显而易见的解答是，他们的目标是精心选择的：自由主义西方最令人难以忍受的地方，是他们不仅实践剥削与暴力性的支配，而且——在伤口中加上侮辱——他们以还用其对立面自由、平等和民主来伪装这个残酷的现实。”

齐氏的分析所指向的，正是前文所详细论述的自由主义—资本主义这个“双身”体里的那份“伪善”。齐泽克在2008年“次贷危机”后便提出如下论旨：只有比自由主义更迈出一步，才可能真正捍卫自由主义的理想。“自由主义所要的我们都要，而且我们要的还要坚决、还要不加妥协！”在巴黎恐袭案后，齐泽克认为首先要做的，就是停止近30年来“文化左翼”们对“欧洲中心主义”的“后殖民批评”：“欧洲中心主义批判”将起源自欧洲的诸种启蒙理想同“文化殖民主义”画上等号；然而，启蒙理想的许多价值（平等主义、基本权利、出版自由，等等），恰恰是对抗全球资本主义的强力武器。换言之，那些解放性的理想必须予以坚持，而真正的艰苦任务在于：在坚持这些理想的同时，同全球资本主义系统做一个根本性决裂。

晚近这些年来，以巴迪欧、齐泽克为首的欧陆激进左翼政治哲学家提议重新激活“共产主义”理念，在学界激起了很大的争议。这项提议自然不是呼吁返回20世纪斯大林式“共产主义”，而恰恰是重点强调：“共产主义”之实质性内容，“必须要在每一个新的历史情境下被重新创造”。兴起于“历史终结”时代的“伊斯兰国”模态，使我们看到这个极富争议性的提议，实质上具有政治哲学上的深刻意义：现代性必须有能力——即具有话语性的证成力量——提供全球资本主义外的替代性道路，提供关于自由与平等的替代性建制方案，以卫护这个世界不滑入绝对主义的、直接自我证成的、并不断自我极端化的政治神学。在当下，这种政治神学以极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反现代性的神学政治模态展开。在“历史终结”时代，作为“软力量”的自由主义太“软”，非但无力斩断其“分身”全球资本主义的牵缠，相反完全受制于后者，使其自身之诸种理念/理想无法得以贯彻，全然呈现一种“半吊子”式（乃至“拔鸟无情”式）的结构性“伪善”。因此，自由主义需要来自激进左翼的“兄弟般的援助”，才能在今日去有力地拯救其自身理想——“激进”意味绝不妥协、贯彻到底。这个援助是否以“共产主义”为名其实并不重要，因为可以确定的是，它等待着我们的重新创造。

这，就是今天政治哲学的首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