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思想周报｜恐怖分子里为什么多工科生？

恐怖分子里为什么多工科生？

2010年5月，费萨尔•沙赫扎德在将他的日产探路者停靠在纽约时代广场附近时，企图用简易炸弹杀死数十名行人。四个月前，奥马尔•法鲁克•阿卜杜勒穆塔拉试图点燃缝入他内衣中的炸药，将携带289名乘客的跨大西洋飞机炸掉。去年，穆罕默德•优素福阿卜•杜勒阿齐兹对田纳西州两个军事设施开火，杀死了5名士兵。

像哈立德•谢赫•穆罕默德、阿扎哈里•胡辛以及穆罕默德•阿塔等著名的暴恐分子一样，这些人企图以伊斯兰的名义行使恐怖行为，但除此之外，这六人还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工科生。

研究者很久就发现，大量的“圣战士”有工科背景。最近，美国《高等教育纪事报》披露了社会科学家Diego Gambetta和Steffen Hertog对近五百名恐怖分子的研究，他们发现，接受过高等教育的207人当中，近半学的是工程专业。而美俄极右翼中的工程师占比也颇可观。

在一本名为《圣战的工程师们：暴力极端主义与教育的奇怪关系》（Engineers of Jihad: The Curious Connection Between Violent Extremism and Education）的新书中，Diego Gambetta和Steffen Hertog问道：恐怖分子里为什么多工科生？是因为工程专业招生失当，还是工程教育加重学生极端主义倾向，或者这奇怪关联只是一个凑巧而已？

有人质疑两人的结论，也有人认为，工科学生多一点也不奇怪，因为他们具有很强的动手能力，对恐怖组织有用。但是Gambetta和Hertog两人调查发现，这种说法也难以成立：在与工科生有关的228起暴恐事件中，绝大数工程师都是作为组织头目，而亲手制作炸弹的，只有寥寥15例。

称赞二人研究的也大有人在，有人认为，这项研究为恐怖主义的起因提供了细微的观察：从前人们通常认为是出身贫寒的人容易有恐怖主义倾向，但这几有证据。波士顿大学的Jessica Stern认为，这本书细化了2014年一篇名为《远大前程与艰难时代》（Great Expectations and Hard Times，作者Sarah Brockhoff）的论文的论断，后者认为，当建制完善、经济活跃时，教育可以减少恐怖主义，而当社会混乱时，教育则会助长暴力极端主义。

那么，为什么是工科呢？

两人提供了一种社会学的解释，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工程师们面对一种“相对剥夺感”的情况，即一方面享受较高的社会地位，一方面在停滞的经济中工作却处处受限，这让他们沮丧。

第二种解释来自心理学。两位研究者还发现，工程专业的学科设置中，到处都在展示西方的先进技术，在发展中国家，这种展示时常会带来羞辱的感觉。而工科生少与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学生接触，减少了他们接受其他人观点的机会。

很自然地，这本书惹恼了不少理工科教授：你们什么都不懂的白痴就尽扯这些软科学！不过也有教授说，这种质问挺有价值，哪怕答案令人尴尬。

马克思主义大咖的档案馆将被关闭？

据英国左翼出版商Verso报道，近日，匈牙利政府声称将关闭格奥尔格•卢卡奇档案馆，这个消息让任何了解卢卡奇在知识分子左翼政治运动中的地位的人感到震惊。网上于是掀起请愿运动，希望匈牙利政府能保持档案馆开放。

格奥尔格•卢卡奇（ Szegedi Lukács György Bernát，1885－1971），是匈牙利著名的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并将物化和阶级意识引入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理论，是当代影响最大、争议最多的马克思主义评论家和哲学家之一。

到目前为止，该请愿书已经吸引了近9000个签名。请愿书写道：“我们，以下签名者，希望表达我们对于匈牙利科学院关停位于布达佩斯的卢卡奇档案馆的最深切忧虑。卢卡奇是20世纪重要的哲学家，在政治思想、文学、社会学、伦理学等领域都是国际知名的理论家，卢卡奇是匈牙利文明史的思想山峰之一，他的作品构成了人类的珍宝的一部分。几十年来，卢卡奇档案馆使得学术和非学术圈有机会获得有关这位哲学家的生活和专业成就的档案。由于它同时位于哲学家晚年的家中，它也成为一个纪念地，为我们的时代增添个性。基于上述原因，我们呼吁主管当局重新考虑该决定，它让国际上的科学与艺术组织感到惊愕与悲痛。”

卢卡奇档案馆的命运似乎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尴尬命运。苏东剧变后，共产主义时代的遗产变成东欧各国的烫手山芋。如今匈牙利右翼当政，去年，政府总理维克托•欧尔班即发表讲话，称要“与自由民主决裂”，震惊了西方世界。

左翼教条主义、克里斯玛权威和无知民众

菲力克斯•伯恩斯坦（Felix Bernstein）是1992年出生的一名年轻行为艺术表演者和文化批评家，在今年最新一期逻各斯杂志（Logos）上，他发表了《左翼教条主义、克里斯玛权威和无知民众》（Left Dogmatism, Charismatic Authority, and the Uninitiated）一文，对今日所谓“克里斯玛权威”进行猛烈攻击。

伯恩斯坦说，今天的克里斯玛权威宣称“外在”于资本主义锁链之外，同时却在玩资本主义的现实政治游戏，表现出解构和批评体制的样子，口口声声为了无私的乌托邦理想。这个“外来者”闯入官僚世界，宣称它处于紧急状态，然后提出自己的解决办法。比较好的例子是齐泽克，他在1980年代作为斯洛文尼亚人进入美国大学后，声称比美国人更清楚地了解美国文化，作为非正统的拉康主义者，他也比拉康主义者更清楚地了解拉康，他揭示出克里斯玛权威原型在当今激进西方左派中发挥作用的方式。

克里斯玛权威无需实现其提出的乌托邦理想照样可以实现获取金钱、名誉和权力的渴望。同样，他们并不必须在共产主义国家生活，照样可获得其领袖的各种特权。为了获得克里斯玛权威被看重的“战利品”，你必须做的不过是在言语上抗议亵渎神灵的、理性的、官僚的、传统的、家长制的、世袭统治而已。人们无需真正改变它。

不是促成激进的或减缓的变化，克里斯玛权威只要煽动愤怒的青年采取狂热行动就算取得了胜利，这种狂热最后变成“理所应当的”暴力，即巴丢（Badiou）幼稚地称为“事件”（激烈打破现状）。

齐泽克仍然困于西方政治的真空中，这个真空源于传统权威的崩塌（封建的、农村的、宗教的、家长制的），造成了不是在功能层次上竞争却在修辞层次上竞争的随意性话语占支配地位。

对那些寻求克里斯玛领袖统治的人来说，不知情的孩子就像等待被雕刻成理想的柏拉图形式的其他懒惰民众一样容易上当受骗。或者如墨索里尼所说，“一切都取决于像艺术家一样掌握群众。”自由教育提供的不过是陪衬，教师的“指导之手”仍然被掩盖了起来。

不幸的是，在美国自由教育市场上，人们能够轻易购买到“实践”模式或“训练”模式。两者能结合起来，学生在阅读了美国著名文学指南网站Spark Notes之后经受批评教育学家保罗•弗莱雷（Paolo Friere）的考验。人们没完没了地尝试要把课堂转变成更具创造性的、更好玩的、更全面和更安全的课堂。但是，真正赢得胜利的是通过学生快乐的量化统计数据和毕业后收入的数据为学校排名的心态。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一些最具竞争性和最昂贵的学校之所以在全球受到追捧就是因为这些学校是让人冷静下来而非激烈竞争之地，有些最不快乐的学校之所以受追到捧却是因为培养出了大量富豪。但是，在所有文科院校的推销手册中，我们看到学生生活在悠闲的梦乡，就像在卢梭的爱弥儿树林中悠闲地散步。即使被揭露出来之后，指导之手仍然被掩盖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