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思想考古丨达斯：错误的哀悼方式使美国陷入暴力的循环

二十年前，世贸大厦的轰然倒塌对于苏联解体后西方中心的现代性进程无疑是沉重一击，对于全球思想界而言也是一场巨大的震动。美国以9·11为契机入侵阿富汗，开启了漫长的反恐战争；而戏剧性的是，时逢9·11二十周年，美国在此刻从阿富汗撤军，留下一片狼藉，塔利班重夺政权，仿佛一下又回到了二十年前的原点。二十年后的当下，在令人失语的痛苦中重温那场知识界的震荡，有多少批判和反思还具有有效性？

澎湃思想市场推出“9·11思想考古”专题，尝试回溯国际知识界对袭击事件及其后美国与盟友发动的“反恐战争”的思考轨迹。专题收录的文章和访谈既包含对袭击事件的紧迫、即时回应，也纳入了事件后各不同历史阶段的回望和反思。

鉴于二十年时间跨度之长，专题很难全面覆盖知识界的回应，我们所“考古”的思想轨迹大致按照几条线索展开：将袭击事件置于美国自身暴行和制造灾难的历史、资本主义全球化和世界体系的脉络中理解，追问袭击产生的背景和根源；警惕9·11事件后国家权力的危险扩张——以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为名拓展监控手段、中止宪法权利、牺牲公民自由、镇压政治异见；反思“反恐战争”这场打着惩治邪恶、维护正义旗号的主权者对非主权者的“战争”；指出“文明冲突论”解释框架的缺陷，驳斥西方对所谓“伊斯兰文化”的刻板呈现，揭示西方对穆斯林世界复杂历史现实的无知带来的恶果……

这些线索之间既不界线分明也不彼此独立，而是互相关联、交织缠绕，学者们的具体分析因而往往同时勾连多条线索。尽管视角不一，但知识分子的根本关涉是一致的：如何重新构想世界以避免战争和冲突、找寻与他人和平共存之道？在9·11袭击引发的哀痛、惊愕、恐惧的民众情绪被民族主义话语裹挟，继而汇集成汹涌的战斗呼号和暴力狂热之际，知识分子严守异议与争辩的空间，“不合时宜”地履行批判和质疑的职责，在绝境之中留存希望。

我们尽可能为专题涵盖的每一篇文章邀约相关译者/研究者撰写导读，介绍思想家在9·11前后的问题意识脉络并补充具体的历史语境。本专题将在今年内持续更新，如有遗漏的重要视角，欢迎读者投稿补充。专题由实习编辑毛超予协助共同策划。

【译者导读】

本文写于2002年，作者微依那·达斯（Veena Das）是印度著名人类学家，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人类学教授。达斯的研究方向广泛，涵盖医学人类学、哲学人类学、性别研究、人权理论、暴力问题、民族志理论等多个领域。她长期关注暴力、社会苦难与民族志知识的生产，试图重新阐发印度（和其他地方）的哲学和文学传统以更好地理解世界，致力于描摹日常生活的质地和轮廓。达斯的田野工作主要在印度展开，涉及印巴分治中的暴力、族群和教派冲突、少数群体的权利、化工事故受害者的维权、贫民窟中的日常抗争等各种议题。

微依那·达斯

将达斯广泛的学术兴趣串联起来的，是她对“日常”（the everyday）一以贯之的关注——她通过“日常”这一视角来理解和阐释人类生活，探寻“日常”如何与“事件”（event）相互交织，共同编织生命的质地。在过往的众多人类学理论中，“日常”往往被忽视，被等同于庸常的例行公事和循环往复，而学者的关注点则放在打断“日常”节奏的“事件”上。顺着这一思路，“伦理”似乎也主要存在于道德失范或英雄壮举这样的戏剧性时刻，对伦理的思辨也时常从假设或现实的伦理/道德两难处境出发来展开。但事实上，达斯的研究充分表明，“日常”由诸多构造世界（worldmaking）的时刻构成（相应的也孕育着毁灭世界的能量），无论是暴力、苦难还是抗争无不与日常息息相关。“日常伦理”（ordinary ethics）因而成为达斯的一个核心概念。从印度的田野经历出发，她提出一系列日常伦理问题：普通寻常的行为如何抵抗族群、教派、性别暴力的恐怖，但与此同时又时刻可能化为这些暴力本身？在一个被仇恨和暴力的循环所侵蚀的世界上，如何谈论伦理？当公共领域的道德声明要么空洞无物，要么言行不一、虚伪至极，我们如何确认自身表达的“公正”或“正确”？相应地，一种日常伦理的人类学要求作出概念、理论和方法论上的探索，去除人类学写作中“日常”的理所当然和不言自明，通过书写生命的脆弱/易受伤害与喜怒哀乐来让日常伦理生活变得可见可感。

这篇关于“9·11事件”的反思文章可以说是上述思路的延续。达斯在开篇明确表示，她希望负责任地书写“9·11事件”的两个方面——一是纽约遭受袭击这一公共事件，二是由无数悲痛、恐惧和期盼的故事构成的私人事件。达斯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毁灭性的生命丧失事件面前、在暴力造成的巨大伤痛之下，美国似乎无法承受人类作为有形有限生命无可逃脱的脆弱和无力。美国的错误哀悼方式使痛苦化为怨恨、让强力压制脆弱、用战争姿态来试图“消灭”暴力。9·11的“事件”与“日常”的结合于是造就了暴力升级的恶性循环，美国公民的痛苦与（异文化）他人的痛苦的联结被斩断，无人反思自己应对他人的苦难负什么责任，共同未来的愿景彻底黯淡。在这种互不理解的背后，是“我们”与“他人”之差异的不可转译性，而达斯认为，尽管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经典理论致力于理解和增进多样性，但它们也为这种不可转译性添砖加瓦。文章最后，达斯呼吁关注日常生活的暴力，承认个体无可避免的缺陷和脆弱，放弃挑起善恶的二元之战，避免绝望之下消灭对方的冲动，在我们的生命中为他者/他人留存位置，为容忍与和平创造更大空间。

【正文】

微依那·达斯：暴力与翻译

(原刊载于SSRC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2002)

我对“9·11事件”的写作包含两个方面——纽约遭受惊人破坏这一公共事件，和由无数悲痛、恐惧和期盼的故事构成的私人事件。我希望能负责任地顾及这两方面，既不轻描淡写9·11受害者以及为其哀悼者的痛苦（例如“罪有应得”这样的修辞，仿佛国家和个体可以轻易互相替代），也不遮掩构造了“9·11事件”的世界其他地方的战争和种族灭绝制造的难以言说的痛苦。公共领域的哀悼政治将这些事件重述为相互冲突的谱系，这提出了不同表述之间的转译问题——这些事件正是通过这些表述被阐释和经验的。

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关于文化差异的两种相反观点——一种强调人类文化的对立性，例如某些版本的“文明冲突”论；另一种强调通过流动制造身份认同，进而强调模糊边界。不过，这两者都是基于人类文化可互相转译这一假设。事实上，如果缺少某种自我转译能力（它使我们得以借由他人来想象自己），人类文化便无法涉足任何想象之域。我最关心的是目前冲突双方对这种可转译性的断然否认——当然，这并不代表我支持“各打五十大板”的正义愿景。我的关注另有所向。我担心，尽管人类学和社会学理论的经典概念致力于理解多样性，但它们实际上起到了为这种不可转译性添砖加瓦的作用。显然，在9·11这一破坏性事件中、在其时间和空间中、在将其视为战争问题而不是譬如犯罪问题的反应中，产生了具体的重要问题。但在我看来，还有一个更深层的语法在起作用，促使我们去研究这种作为言语体裁（genre of speech）的宣战行为产生的可能性条件。

后现代理论的一个原则是，多重性的具体有限表达无法回溯至某个先验中心，因此，判断的基础既非理性能力也不是共同的身体经验。尽管后现代理论并不认为必须重视多样性本身（在缺少任何先定标准来评价相异主张的前提下，要如何提供对话、承认他者，这是后现代理论努力试图解答的问题之一），但它的确提出了撤回对他者的承认的重要问题。我曾在其他地方指出，当差异被看作非标准性的（non-criterial），它就变得不可翻译了，因为在语言上已不再会出现共同的未来。这种怀疑论的阴影（其中对类别的信任被彻底摧毁、进入具体语境的通道被完全阻塞）将生命的形式变成了死亡的形式。不论是在塔利班以“纯净伊斯兰”之名对女性施暴中还是以“西方文明”之名发动的战争中，这个问题都至关重要。毕竟，正是美国自己催生了它如今对抗的力量——为了抵御共产主义这一当时西方民主自由价值的敌人。在当下的战争中，没有无辜的集体，只有被强力营造的来自双方的“无辜”遇害者形象。

在其他地方，我曾质疑以传统、宗教自主性、现代性或人权之名提出主张时，所使用概念的纯粹性。对这些概念的翻译并非文化的外部之物，而是内在于文化的。当某一愿景既拒绝将多元主义视为其文化的内在元素，又于某种历史终结论的化身中宣称自身的终极性，这时对文化权利的争取和保护“我们的生活方式”的必要性就演变成暴力和压迫。

请让我以“对纽约世贸中心的袭击是对文明或自由价值的攻击”这样的说法为例。我认为这些声称意味着将日常语言推进至全球公共领域，并再无从中逃离的可能，在我看来，它们以人类学语言的方式起作用。这些说法唤起的是这样一种观念，即美国是这些价值的体现——并非出于偶然，不是产生自其境内反抗奴隶制、种族主义或原住民遭受侵害的斗争，而仿佛是某种终极目的（teleology）尤为钟爱美国，让它成为这些价值的化身。这就是为什么这些问题不能被相关话语的持有者以美国利益的方式表述，而要以美国这一民族国家就是这些价值的化身（而不仅仅是表达了它们）来表述。因此，这些话语的总体性（totality）不存在于我们无法获知的神性之中，而存在于美国的国家主体中——其中特殊与普遍、偶然与必然之间的裂隙被设法抹除了。现在，人们可能会感到惊讶，在这个为多元文化提供了这么大的政治和公共空间的国家、当大家努力呼喊这场冲突不是十字军东征的现代重演（尽管时不时会说漏了嘴）之时，政治语言却滑向了将美国视为普世价值的特殊所在。正是从这一视角出发，可以想见，为什么谈论的不是数个国家已经与之共存三十多年的多种恐怖主义，而是单一的宏大恐怖主义——“伊斯兰恐怖主义”。类似地，据说在9月11日之后世界改变了。这句话意味着什么——除了表明非洲、亚洲或中东等地的恐怖主义冲突被归为地方特殊性，而对美国的攻击却被看作对全人类的攻击？

多种恐怖主义与威胁美国价值观（它们被视为历史之力——目的论和末世论——的体现）的单一宏大恐怖主义的对立非常重要。众所周知，在过去三十年里，对战争的理解发生了变化。尽管存在着对高端破坏性技术的垄断，但在地缘政治利益的鼓励和怂恿下，低端技术业已自由生长起来。在非洲、中东和亚洲部分地区参与如此战争的社会行动者既非现代国家，也不是传统的政治体，而是全球和地方力量的构型所催生的新型行动者（他们有时被称为军阀）。此外，正是这些战争的时长（有的持续了三十多年）使得战争的形式不断变化。军阀、恐怖分子、叛军、自由战士，这些类别的变动不居、来回转变反映了这些社会行动者身处的不确定性。因此，恐怖主义被重构为宏大的单一全球力量——伊斯兰恐怖主义，这取消了其他形式的恐怖主义，并将敌人塑造成一个整体，为了化身为美国国家的普世主义，必须将其消灭。这种话语在塔利班中也有相应表现，他们也将自己重塑为注定要成为伊斯兰命运的化身和体现（而不仅仅是代表它）之人。讽刺的是，塔利班领导人的宣称中回荡着文明冲突论的论调。

当下战争——不论称之为恐怖主义（包括国家恐怖主义）、叛乱还是解放战争——中的巨大生命损失和杀戮方式皆提出了神义论（theodicy）的问题。然而，虽然在许多其他国家，如此暴力造成的伤痛被认为证明了人类生命的脆弱性，但美国社会似乎无法承认这种脆弱性。或者说，我们作为有形生命所承受的脆弱和无力，皆被以力量的方式重塑。因此，美国的国家表述设法掩盖那些即便在9·11之前也从未体会过安全的人们的经验。许多人从这些表述中听出了傲慢，而在我看来，它们是无力应对痛苦的反映。看看下面这段尼采关于怨恨（ressentiment）产生时刻的论述：

“……利用某种更加强烈的情绪冲动来麻醉一种秘密的、折磨人的、愈益不堪忍受的疼痛，起码是暂时将其从意识中清除出去——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人们需要一种情绪冲动，一种最为狂乱的情绪冲动，以及用来激发这种情绪冲动的最佳借口。”

我显然不是在暗示任何阴谋论，也不是在说随后对阿富汗的轰炸需要一个借口。我是在指出作为9·11袭击的理性回应而展示“敌人”残破身体的深刻需要。首先，在我看来，这体现了作为景观的惩罚。米歇尔·福柯写道“……正义不再对与其实践相联系的暴力承担公共责任”，但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对可见强度的强调，正义借此得到戏剧化的展示，这表明福柯可能夸大了规训权力在现代性制度下生产正常/规范状态（normality）中所占的主导地位。但我经过进一步思考发现，主权权力的戏剧化展示只是问题的一部分，还存在进一步的需要，来替代纠缠不休的问题给美国公民带来的痛苦，即他们的痛苦与他人的痛苦有何关联。当他们选出的历届政府支持军政府、残忍的独裁政权和腐败的军阀，缺少任何对中东政治进行批判性监督的空间时，他们要负什么责任？如果在此地区今日的全球化空间中，暴力已经取代了政治，那么唯有承认这种痛苦是“我们的”，全球公民社会才能做出回应。相较于用其他更暴力、更野蛮的情感来取代这种痛苦，公民社会必须以不同方式来处理自身遭受的痛苦。

承认这种痛苦的障碍是什么？集体身份不仅是渴望得到承认的产物，它们同样是由我们与死亡的关系铸就的。然而，正是在经典的社会理论中，我们得知“他者”不是人类社会的一部分，因为其与死亡的关系完全不同。想想埃米尔·涂尔干的经典分析在利他型自杀和利己型自杀之间所作的区分。我认为，正是在这里，异文化根本上的不可翻译性悄然渗入社会学分析之中。绝非偶然，涂尔干在定义主体与死亡的关系时，为他者假定了一种主体性，以此驯化了他们的死亡形式对现代主体的自我理解的威胁。读读下面这段阐述利他型和利己型自杀区别的段落：

“因此，社会逼着他去自杀。毫无疑问，社会也干预利己主义的自杀；但是，在这两种情况下，社会干预的方式不同。在一种情况下，社会满足于向人灌输使他摆脱生命的论调；在另一种情况下，社会明确地要求他离开社会。在前一种情况下，社会至多提出建议或意见；在后一种情况下，社会迫使他承担自杀的义务，使这种义务具有强制性的条件和环境就是由社会造成的。”

在涂尔干眼里，印度是利己型自杀的沃土。涂尔干在利他型自杀占主导的社会的“粗野道德”和利己型自杀盛行的社会的“文雅伦理”之间作了对比。前者无视人的生命价值，后者则把人格放在至高的位置上，以至于它不再服从任何东西。正如他所言，“如果说在利他主义自杀盛行的地方人们时刻准备献出自己的生命，那么他们也不会更重视他人的生命”。而在利己主义自杀占主导之处，“对人类痛苦的更大同情继原始时代的狂热牺牲精神而来”。

现在我不会说，杀死自己以杀死他人、进而服务于更大事业，制造这种方式死亡的主体是不言自明的。但我想说，语言被用来将一些死亡形式渲染成狂热的（如恐怖分子之死），而将另一些死亡形式说成是体现了自我牺牲的至高价值（如爱国主义价值观），这种语言使用完全阻碍了对于何时以及何种情况下个体生命不再拥有价值的理解。事实并不是，在一种情况下社会提出要求、进行强迫，而在另一种情况下提出建议和意见，而是，通过将绝望重塑为拒绝对话之举来鼓励暴力、激化危险，没有留下任何其他的承认方式，只有制造更多暴力的消极方式。绝非偶然，在美国领导人的政治声明中，甚至连战争语言都没能持久，因为战争业已成为狩猎，用上了将他人动物化的修辞策略。因此，“用烟把他们熏出来”和“把他们从洞里赶出来”这样的表达流行起来。

如果有可能关注日常生活的暴力，承认我们每个人都无可避免地拥有缺陷和脆弱性，承认冲突是因利益而起，进而承认这些利益需要重新协商，而不是挑起善恶的二元之战，那么将会有更大的空间来实现容忍与和平。这并不关涉什么无可妥协的价值。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学会了如何作为脆弱的存在生活在人类文化对彼此造成的危险中。这种脆弱性和试图消灭对方的绝望之间有天壤之别。换句话说，我关注的是转化暴力的图景，而不是以战争姿态消除或消灭暴力。不同的（甚至新的）穆斯林的存在方式有赖于民主空间的制造，就像那些被排除在西方公共领域之外的人们的充分参与也会让现代民主得到深化。我们能否与9·11的幸存者一起哀悼，而不将其悲痛化为其他宏大工程的燃料？当公共领域充斥着制造分裂的语言，是否还存在这种可能性的条件，仍有待观察。我对此表示悲观，但我祈祷我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