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思想周报 ｜ “闹伴娘”是传统婚俗，还是性骚扰？

“闹伴娘”是现代才有的“伪婚俗”？

男艺人包贝尔近日大婚，婚礼上一段“闹伴娘”的视频意外成为上周舆论焦点。

视频中，新郎包贝尔和伴郎王祖蓝、韩庚、杜海涛、曾一竣，冲向伴娘之一的女星柳岩，将其推倒在地，不顾她尖声喊叫、拼命反抗，合力将她抬起，准备扔下泳池。柳岩当时身着的伴娘服为抹胸薄纱裙，挣扎中已颇为不雅，如果下水湿衣，走光在所难免。幸亏另一位伴娘贾玲出手保护，最终以“红包解决”收场。

视频流出当天在网上呈刷屏之势，既有粉丝为各自偶像辩护之辞，亦有对“闹伴娘”这一陋俗指责纷纷，以及批评参与扔柳岩的男明星们不尊重女性。而4月1日晚7点，柳岩先出来道歉。柳岩发表道歉声明后，当晚11点半，包贝尔也在微博上做了回应。

针对这一连续发酵三天的事件，女权主义者率先发声。

微博知名女权ID“新媒体女性”3月31日即发文指出：“玩笑”不是性骚扰的通行证。针对那类“只不过是婚礼上图热闹”、“熟人之间开玩笑而已”的观点，文章强调，no means no（“不”就是指“不”），在性骚扰里，不存在“欲拒还迎”。而在以“狂欢”、“玩笑”为名，绑架意愿，不顺从者要付出被排挤乃至在学习或工作中遭受报复的代价，女性要为一切加诸身上的性暴力负责的语境下，一个人的“同意”还有多少自主性，是很值得怀疑的。

另一个主要的批评角度，直指闹伴娘和闹洞房的传统婚俗。在《“闹洞房”的前世今生：很黄很暴力》一文中提到， “闹洞房”这一传统婚俗古已有之，民间有“新婚三天无大小”的说法，即来宾无论辈分，均可逾越礼法，肆意开玩笑。民俗学家称“闹洞房”很可能来源于古代对新人进行婚前性教育的需求。况且传统婚姻中，男女双方婚前往往连对方长相都未知，却行完婚礼就要进洞房，这时闹洞房正好起到活跃气氛的作用。而来闹洞房的年轻人，也可以经由他人婚事，获得一些性启蒙知识。

然而这些土壤在当今时代多已不复存在。更何况，一来“闹洞房”现象早在出现伊始，即被斥为“宣淫词于广众之中，显阴私于族亲之间”之“污风诡俗”，如今再以此为由更站不住脚，各种此间的淫词调笑、猥亵动作，更近借机放纵。

二来，伴娘是西式婚礼舶来品，并非中国传统婚礼元素。闹完新娘闹伴娘，是演变到现代才有的“伪婚俗”。风俗根本不能成为闹事者的辩护理由，而涉事者将有被以猥亵罪、性骚扰罪等判刑的风险。2013年山东泰安曾发生“伴娘事件”，16岁的未成年伴娘在婚礼上被多名男子强行骚扰猥亵，这些性骚扰者在被伴娘起诉后，分别被判处了强制猥亵罪并获刑。

知名娱评公号“严肃八卦”此番态度相当严肃。该号3月31日晚发表文章《柳岩当伴娘被扔，全程找不到一位举止得体的绅士》，一帧帧画面地分析现场视频，还原事发经过。令作者最惊讶的是，全程没有看到任何一位男士表现得绅士：“帮助柳岩挡住伴郎的是贾玲，其他解围的都是女孩。没有一个男生说：不要这样了。”作者还举例娱乐圈普遍存在的男艺人对女艺人的性别歧视现象、对女性缺乏尊重的公开言论。

那么，男人面对性感的女人应该怎样表达？该文引用了龙应台多年前的文字：“园里的苹果长得再甜再好，但不是你的，你就不能采撷。我是女人，我有诱惑你的权利，而你，有不受诱惑的自由，也有‘自制’的义务。今年夏天，你若看见我穿着凉快的露背洋装自你面前花枝招展地走过，我希望你多看我两眼，为我觉得脸红心跳。但是你记着，我不说你有‘毛病’，你就别说我‘下贱’——我有美丽的权利。”

4月1日柳岩道歉之后，该公号继续发文《柳岩哭着道歉了；如果为她愤怒只是让她难做，这是什么世界？》，质问“这么大的舆论，为什么当事的男星，一点点反思都没有？不管你能否感知到女人的心情，但‘让女孩害怕的事情我不要做’，这是常识性反应吧？”

柳岩当天的伴娘装。

微信公号“冰川思想库”则发表刘远举的文章，认为这一事件甚至超越了尊重女性的问题，而是暴露出人性中的那些坏与残忍。作者发问：“如果当时这些男星对面的伴娘是章子怡、范冰冰、赵薇这样量级的女星，恐怕没有任何一个人敢如此放肆吧。”他还指出，当受辱的女性出来道歉，辱人的男星还能若无其事的时候，这就意味着中国的娱乐市场上连这点点维护弱势群体的政治正确都没有了。

微信公号“微思客WeThinker”4月2日发文《当我说“不”，那就是“不”》，加入讨论。作者孙金昱指出，每一个女性都没有足够的幸运逃脱类似的阴影，小到童年时候来自调皮男同学的恶作剧，大到成年后工作场所中来自上司或同事的骚扰，和伴娘事件一样，女性不愿意参与这样的游戏和玩笑，但是我们被教育要放轻松，要玩得起，要理解他们作为男人的本性，要体会他们在这些所谓的玩笑中释放的善意。“我想在这些事情之中，每一个女性都曾高喊过一个坚定的‘不’，可是这一声‘不’或者被教导我们温柔乖巧的教育压在心里，或者，即使它被喊了出来，却没有被当做‘拒绝’来理解。”

作者的批评直指本国文化里有性别不友好的种子。从“壁咚”到霸道总裁、直到色情片，我们的大众文化渗透这样的信息：女性的拒绝是欲拒还迎。

但是她强调：“不”必须被认真对待，拒绝必须被认真对待。

因为，受害者又何止于女性？无论男孩女孩，大概在童年时都有被亲戚强行逗着玩的经历。孩子并没有什么抗拒的能力，他们甚至连完整地表达不同意的能力也没有，他们无从判断大人讲话是不是夸张，是不是吓人，他们会紧张会哭闹，但是这种情绪往往又成为大人取乐的对象，当然了，如果哭闹得过分了，他们会被批评为“不懂事”。同样的情况，几乎可见于所有弱势或少数群体——少数族裔、LGBT群体、某些宗教信徒、拥有不同生活方式的人。

因此，什么时候我的“不”，才是“不”？答案是，所有时候。

秋水山庄门楼变色，为何令人大惊失色？

当天上午，有人在微信发布两张秋水山庄门楼的对比图：一张是旧照，门楼与外墙漆色斑驳，充满了历史沧桑感；另一张照片中，门楼明艳的黄色和墙体的青灰色对比鲜明，“秋水山庄”四个字也改成了亮红色。而到当天中午，秋水山庄门口已有施工人员在刷墙，门楼的黄色大部分再次被新的灰色覆盖。

这一对比图迅速在网络扩散，吸引了多方媒体报道。秋水山庄变色换装，即刻成为热点新闻。

秋水山庄由报业巨子、上海《申报》总经理史量才于1920年代修建，是以其爱妻沈秋水之名命名的一处中西合璧庄园式建筑，目前为杭州新新饭店三号楼。

3月31日，杭州市园林文物局文物处副处长郎旭峰告诉澎湃新闻：“秋水山庄作为市级文保单位，其使用方新新饭店要对其修缮，必须向文物保护部门报备或报批方可施工，但此次相关文保部门并未收到报备或报批请求。”他还表示，自1929年秋水山庄建成以来，门楼立面确实经过多次改变，在整治过程中也发现了多层的油漆涂料痕迹，多为黄色与灰色交替出现。因为秋水山庄地处西湖核心景区，在2004年北山路整治中，门楼色彩方案还专门征求过专家与市民的意见。此次新新饭店未经报备进行施工，体现了该单位文物保护意识的缺乏。

面对滔滔民意，31日上午，杭州市园文局邀请了文物保护、历史建筑研究和色彩方面的专家，对秋水山庄门楼与外墙整治涂料色彩问题进行会商论证。经过初步讨论，将采取两种方案：一是对门楼的涂料进行清理考证，找到不同时期整治的色彩痕迹，选取合适的色彩，听取民意后再实施，清水砖墙进行脱漆处理；二是按照2004年北山街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整治工程中的方案进行设计，恢复到当年的状况。不论选择哪个方案，工期将在四月底前结束。

2008年的秋水山庄门楼。图片来自微博ID“杭州宋乐天”。

这一古建换装变色事件，为何会如此备受关注呢？

首先，这和目前杭州全城的改造工程给市民和游人带来的不便有关。随着今年9月开幕的G20会议临近，杭州街头满眼是脚手架、大大小小的道路全面开挖、西湖景区四处施工。据微博网友“小裕老黄”的说法，杭州为G20改换新颜的地点并非秋水故居一处，孤山摩崖石刻颇有古风的“孤山”二字被涂了一层鲜艳的红漆，北山路上满眼的青苔被刮掉了，宝石山下整巷的藤蔓也换做了一墙白灰。

3月29日，《浙江日报》曾刊文《喧嚣很近，请把情怀放远》回应施工阵痛。文章以和杭州市民、游客虚拟对话的方式，侃侃而谈。作者霍翟羿、童桦表示，“作为开年以来走街串巷、直击杭城各大G20峰会项目建设的记者，我们知道，眼前的喧嚣不只是为了筹备一场短短两天的会议，更是为了补齐这座城市的短板，打下迈向未来的坚实基础。”文章呼吁，何妨把情怀放长远一些，“过几个月，南山路的梧桐树叶还会随着秋日阳光一起洒下，一切都好像没有发生过，但杭州却已是一个更好的杭州。”

“小裕黄老”则认为，杭州的短板，并不是孤山摩崖石刻的古旧、秋水山庄门楼的斑驳，也不是北山路上满目的青苔，宝石山下整巷的藤蔓。城市管理的短板，恰恰是不识文化底蕴的浮夸冒进，不懂百姓诉求的急功近利。“这些文保景点滑稽可笑的‘焕然一新’，是否太低估了国际嘉宾的审美？从杭州明清古建百年不倒，新修集贤亭、河坊街牌楼却十年坍塌，就足以证明，任何形象工程留给未来的，绝不是‘坚实的基础’、而是没有情怀的破坏和苟且。”

文章指出，在古建筑灿若星辰的欧洲，人们自文艺复兴时期就开始关注古建筑的价值与保护，现代文物保护理念也随之逐渐形成。文艺复兴时期，拉斐尔被教皇任命为罗马的历史建筑总监，或许可看作欧洲历史建筑修缮的官方机构的开端。

18世纪末19世纪初，法国派（风格性修复学派）的理念逐渐形成。这一理念的代表人物维奥莱·勒·迪克认为，修复古代建筑不是维持现状，而是要恢复到“完完整整的状态，哪怕这种状态未曾真实出现过”，他主张修复要追求艺术完美和风格统一，追求“重构”出来的“完整性”，艺术家为此可以构建和杜撰他所需要的东西。

这一理念可以被形容为“不择手段”，不仅忽略了古建筑在历史、文化、社会各方面的价值，以及建筑所承载的历史信息的流变，另一方面，在实际操作中，修复者按个人意志随意增减建筑附件、改变古建结构，造成了一些颇为“灾难性”的后果。

为抵制这一任性的修复方式，英国兴起了“反修复运动”，一不小心，又走入了另一个极端。英国派主张古建筑无需修复，修复出来的是无意义的假东西，破坏乃至消失才是自然规律，古建筑的真实性在于历经沧桑的痕迹，只需经常性的维护即可。这一派的观点过于浪漫化了，排斥任何形式的修复，也就意味着无法以科学的态度与措施来保护历史建筑。

意大利的文物修复理论者在众多修复实践的基础上，逐渐认识到两大流派各自的优缺点，扬长避短形成了自己的理论，最终由萨莱·布兰迪归纳总结撰写《文物修复理论》一书，它标志着意大利派的形成。

《文物修复理论》认为，修复是在充分尊重文物的历史性、真实性和美学性的同时，多学科共同参与，对文物进行处理的重要行为，三个主要修复原则是可逆性原则、可识别性原则和最小干预性原则。这深刻影响了1964年通过的保护文物建筑及历史地段的国际原则《威尼斯宪章》，进而奠定了目前国际上主流修复理论的基本原则，成为现代文物保护理论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