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改造国文教育，从废除拼音开始

【编者按】3月28日，由上海国学会（筹）、北京弘道书院发起，在浦东图书馆举办了“2016中国两岸三地语文教育发展论坛”，旨在探讨当前语文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两岸三地十余位专家学者并就当下语文教育的传统基础、发展方向、创新路径等诸多议题达成本次论坛共识。

澎湃新闻邀请与会学者之一、弘道书院院长秋风撰稿，描述他心目中的语文教育。

差不多每个中国人都学过一门课，而且，大多数人，学了好多年也没学好，“语文”是也。

大家肯定也听到“汉语”一词，比如有个面向全球的“汉语水平考试”，报考的人越来越多；大学中文系、历史系会有“古代汉语”课程。

我想说，“语文”、“汉语”这两个词都不恰当，不足以准确描述我们所指称的让国人可以相互交流、文化得以传承的那个符号表达系统；甚至可以说，它们在政治上是严重不正确的。

不是语，而是文

语文、汉语两个词，首先错在“语”字上。

人生而群居，必相互言语，以沟通交流。无言语，不可能有群体。但并不是每一人的群体都有文字。人类历史上相当多族群并无文字。只有少数族群，其文明持续发育、成熟，而有文字。而人类文字之出现，实有两大路径，从而形成两大文字构造系统：一种是中国式的，另一种是非中国式的。

所谓非中国式文字，即拼音文字。此种文字只为记录语音，当年胡适等人倡导白话文所说之“我手写我口”，很好地描述了此类文字形成之基本机制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口语是心灵的经验的符号，而文字则是口语的符号。”德里达称这种文字系统是语音中心主义，自此，语音控制文字，语变，则文变——胡适等人却据以讨论中国语言文字，实荒唐至极。

至于中国式文字形成路径，许慎《说文解字》之序说得很清楚：

古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史官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乂，万品以察，盖取诸夬。“夬，扬于王庭”，言文者，宣教明化于王者朝庭，“君子所以施禄及下，居德则忌”也。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寖多也。著于竹帛谓之书。书者，如也。

重点是“观”，而不是言语。圣人“观”人与万物，而取其“象”，书为“文”，由此而有文字。在此，文字不是为了记录言语之音，而是直接取象于事、物，而成一独特的形体。每个文、字当然有其读音，但文字何以是此形而非彼形，与读音没有多大关系。

在此，文字与语音相对分离。在中国，自古至今，语音与文字书写体系都有相当大变化，但不是文字随着语音变，而是两者分别独立变化。文字演变史上最为重要的环节是，秦汉隶书之出现，曲笔变直笔，此后，字形基本未变。但两千多年来，每个字的语音，都有极大变化，广府话可能有秦语遗风，客家话源于唐语，两者与明清官话、今天的普通话，差别很大，但是，这一点丝毫不妨碍大家共识圣贤经典。

中国文化因此而得以保持连续而不断。今天我们诵读《诗经》、《论语》、《史记》、唐诗，当年的作者们肯定听不懂。但尽管读音不同，我们对那些文字意思的理解，不会偏离先人太大。相对独立于语音的文字符号体系，让思想观念超越了时间的约束。

文字也超越了地域的约束。即便到今天，不同地区的人们的口语，也即方言，差异极大，古代更是如此。但这又怎么样呢？中国各地说着不同方言的人们，只要识字，读过典籍，对其即可有完全相同的理解，从而拥有共同的信念和价值，也就在同一文化中。

二十世纪，不知道是谁，发明了“语文”这个词。其中有“文”，但放在“语”之后。这是二十世纪中国语言学心智错乱之结果。从十九世纪末，中国精英们觉得百事不如人，语言文字亦然，欧美拼音文字是高级的，一直到今天，还有人这样看。于是，有中国文字拼音化运动，今天很多文人热烈追捧的周有光同志就断言，从表形到表意再到表音，是文字发展的一般规律；人类语言文字发展的大方向是书同字母，也就是拉丁化；汉字在这方面是落伍的，是中国科技文化发展的大包袱；为此，周有光同志积极参与制定汉语拼音方案，立志让中国人与世界文字发展的大潮流接轨。周有光一直是官定拼音化语言学家。

语言学研究范式也转向语音中心。传统小学一直是文字学，《说文解字》最为典型。清人固然发展了音韵学，目的仍然是识字。现代所谓先进的语言学则照抄欧美，人人争造拼音文字系统，又发明所谓语法，其对中国文化之传承、弘扬，贻害无穷。

不是汉语，而是国文

至于汉语一词则有双重错误：不仅错在“语“字，也错在”汉“字。

语音只是风俗，文字关乎政治。欧洲在政治上持续分裂，根源之一在其语音中心主义的符号表达体系的内在缺陷。早期现代，欧洲各地国王摆脱罗马教会控制，确立自己权威，乃纷纷依照本地的语音发明文字，欧洲一下子出现几十种文字。文字塑造法律、政治、思想、国民心智，这几十种文字瓦解了统一的欧洲，然后是频繁的战争。战后欧洲再度谋求政治统一，费了半天劲，欧盟成立了，但今天，随时有解体之虞。

中国何其幸运！圣贤观乎天文而制作文字，此文字不关语音，故能超越地域、民族。尧舜禹以此文字缔造华夏，华夏形成于黄河中游、下游、渭河、淮河流域的多族群之聚合，而大家都能接受这套文字，因为它对大家是公平的。由此，华夏政治体联结的纽带是文字，而非言语。

华夏-中国由此内置了政治体扩展之文字-文教机制，四千余年来，华夏文明与周边各族群以复杂方式双向互动，一个又一个族群加入中国。他们当然都有自己的语言，而在进入中国过程中，当然要接受华夏文字及此文字所表达之政教，王权、皇权就体现为这套文字所书写的经典和律令。这个过程进展得相当顺利，因为，文字不关乎语言，接受华夏文字，仍可保持自家语言，不论是华语之方言，还是完全不同的语言。中国作为政治体始终是和而不同的。

过去几千年中，中国这个超大规模的文明与政治共同体的语言文字体系之基本形态是“一套文字，多种语言”。文字是维护政治统一的力量，语言是保持文化多样的载体。统一的文字塑造国民，多样的语言维系风俗。这与中国文明其他面相之一、多兼容，相辅相成：一个天，多个神；一个文教，多种神教，等等。正是一、多相容之中道，才成就中国之超大规模，也才让中国文明始终保持活力。和而不同，在中国，绝非虚言。

总而言之，相对独立于口头语音的文字符号系统是中国文明与政治体保持连续、且持续扩展、从而成就今日超大规模之根本力量。

所以，“汉语“一词中的“汉”、“语”二字，全错。如果中国是一个单一民族国家，政治国家就是汉族的国家，当然可用“汉语”之名。但自古以来，中国的民族就相当繁多，这套文字本来也不只是汉族使用，而为皇权治下之所有民族所通用，是中国这个国家之内通用的交流符号体系，是国家之文，今日之汉族有什么资格独占这套文字体系之名？

另一方面，现在把这套语言文字体系称为“汉语”，也就将其降格为“多”中之一，那么在语言文字体系中，维护中国政治一统的文字之“一”是什么？今天在民族划分中有“汉族”，人们、尤其是对民族问题敏感的人们，很容易把“汉”语理解为“汉族”之语，那其他民族为什么要学汉族之语？

从这个意义说，“汉语”一词是严重政治不正确的。政治统一的基底是文字统一，标榜通用文字为汉语，不利于维护国家之政治统一。

顺便说一句，不少历史研究者描述周边族群进入中国的过程，常使用“汉化”一词。此属于严重的用词不当，在今天不当，放在古代，也不准确。周边某个族群在政治上归入中国，其成员当然接受华夏之文，精英参加国家的选举，从而成为统一中国的国民。但他们仍可保留自己的语言，从而可以始终保留自己的信仰、生产、生活习惯，怎么能说是“汉化”？

孔子说，“必也正名乎！”自古以来，中国通用之符号体系，以文字为根本，而非以语音为中心，那就应该在其称谓中突出“文”。事实上，民国时期、一直到今日台湾，对应于大陆语文之课程，就叫“国文”课。这是一个很好的名，“国”突出了政治维度，“文”凸显了文字中心之特征。在全球范围内，则目前相当常见的“华文”或“中文”，是比较好的称谓，也即英文Chinese，关键是我们要翻译正确：是中文，而不是汉语。

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国家推广普通话，笔者也持保留态度。推广普通话的动机很多，语言学上的依据恐怕正是对西方语言学理论的生吞活剥，以语为本，让全国人用同一语音说话。

问题是，有这个必要吗？自古以来，中国政治的统一依靠文字，文字可以沟通多样的语言。当然，在文字的引导下，语音也会变化，尤其是在精英群体中。语音总是趋近，但这是自然的变化，缓慢的变化。引入在政治统一和文化多样之间保持平衡。

现在国家推广普通话的结果是，多样丰富的地方文化快速流失，比如，随着普通话替代方言，各地戏曲观众匮乏。最近政府好像在倡导戏曲，问题是，年轻人根本不说方言，依托方言的戏曲哪里还有听众。

文字相同而口语多样，这是中国文明最为伟大的地方，数量超多的人既可共同生活，又保持生活方式的多样。丢失了这个传统，中国文明必将丧失多样和生机，也就不成其为中国。

废除拼音，识字读文章

如果中国文明和政治的核心是文字，如果确立国文、中文等名，那么，相关教育也需要根本改造，也即，我们需要更化语言文字体系，恢复文字学，重构国文教育体系，具体而言，有以下几项事情要做：

第一，废除拼音。

现代中国语言学误入语音主义歧途，误导语文教学，颠覆了中国人学习自身语言文字的次序，导致学习效果低落。

自古以来，学从识字始，此即六艺之“书”。还记得在农村，大人送孩子上学，叫做认几个字。形容一个人有文化会说，此人读书识字。古代，孩子只要利用冬季农闲时间，跟着私塾先生读读写写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千家诗等启蒙读物，即可识字，应付日常生活、商业之需。史家普遍承认，唐宋以来中国的识字率在全世界是相当之高的。

现代中国语言学家们崇拜拼音文字，自作聪明地发明了汉语拼音体系。孩子学习，先学字母，然后通过拼音学字、甚至学句子。问题是，中国人的主要表达归根到底是文字书写。因而在识字之后，拼音即全无用处，试问在拼音已推广了几十年后，有谁用拼音给女朋友写信，有谁用拼音记账？孩子花费宝贵时间学习拼音，未来没任何用处，这段时间的付出，完全是浪费。

有人说，学拼音有助于识字。这不可能成立。中国文字不是字母文字，拼音和识字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系统：拼音旨在读其音，识字旨在识其形。所以人们一直说“识字”。学拼音不可能有助于识字，好比学化学无助于学物理。事实上，古代，孩子两三个冬季，识读千千百等启蒙读物，资质聪明者，即可认识两千多字，资质低下者，也可认识一两千字；而今天，整个小学六年，孩子只认识三千个字，其效率之低下，让人惊叹。有这六年时间，古人早就读完四书、史记、汉书了。

今天，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有了文明自觉，可以预料，中国文字绝不可能拼音化了。事实上，随着世界的图像化，也许，中文及其造字之道才是文字发展之方向。

现在，完全应当在文化政策上宣布，废除拼音，这是一个因为无知而人为制造的赘疣。

与此相应，语言学需要一场反革命，走出语音中心主义的歧途，回归中文，回归文章，回归中国表达方式。

第二，国文教育从识字始。

走出语音中心主义歧途，国文教育可上正轨。既然叫国文，整个教学就应以文为主，首先是文字，其次是文章。

在教育体系中废除拼音，语言学家爱玩就继续玩呗，但请从语文教学中摒除拼音，不要再浪费孩子时间。孩子上学之始，不必学拼音，直接识字。很多比较简单的文字，孩子一看其形，就能知其意，且能读出其音。挑选一些甲骨文、金文给孩子看，讲解中国字的创造机理，也是很有趣味的事情。这样开始教学，孩子的学习效率一定可以大幅度提高。

不光是学拼音，所谓语法教学，也是浪费学生时间。对拼音文字来说，语法确实重要，时态、语态、语序等等因素，都会影响语义。但中文根本不是“语”的记录，要语法有什么用？古人不学语法，没说错过话。相反，今天的学生学了好几年语法，也稀里糊涂，丝毫无助于其表达。

第三，以背诵、阅读文章为中心。

识字的目的是看文章，写文章。国文教育应以文章为中心。

首先辅导孩子广泛阅读中国经籍、文史经典，以及翻译出色的外国名著。并且要重视背诵，背诵经典中精彩的篇章、段落。随着识字水平提高，逐渐加大诵读难度。

重视文章写作训练。文是适合书面表达的，自古以来，人们都认为，教育成功的首要标志是写一手好字，写一手好文章。有几人写得出好文章？这不能怪孩子，教学体系错了。要让孩子多写，尤其是要有文体意识，多写社会生活中广泛应用的各类文字，比如写作对联、祝寿文、求职信、辞职信、求婚信等等。

第四，整本研读典籍。

目前教育存在的普遍问题是“课本迷信”，以课本实施教学，而课本的根本缺陷是支离破碎。孩子读了十几年书，从没有完整地读过一本书，从而根本不会思考，对自家文化只有一些毫不相干的零碎知识，而无从完整地认知其大体，更不要说全体。结果，从小学到高中，孩子几乎天天学语文，却不会读书，写不出通顺的文章，也没有多少中国人的文化精神。

应当破除课本迷信，尤其在语文、历史等人文科目，应当逐渐淡化教材，转而让孩子系统研读经典，尤其是到初中、高中阶段，孩子的心智已经发育，应辅导孩子系统诵读关乎中国文化基本精神的古今典籍，比如《诗经》、《论语》、《楚辞》、《史记》、《文选》，以及重要的现代名著。

现代名著的选择不应局限于狭义的文学，可让学生阅读一些思想学术政治类著作。今人心智普遍幼稚，就是因为语文教学过于文学化；历史、地理教育只传授了零碎的知识，而不能给学生提供理解历史和其生活世界之见识。现代教育总喜欢低估孩子智力，可少年不读大人书，如何成为大人？

总之，认识到文之大义，重建文之教育体系，中国教育才能承担起延绵而弘大中国教育之重任。

（作者单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弘道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