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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女性临终心态：坦然接受、遗憾担忧、痛苦而死、勇于赴死

么振华吕璐瑶

2021-09-25 10:40

夫人之存于大欲，莫不爱生而怵死；叶休愿则怡然自康，语咎征则惕焉深忌。由是密权利之厚，安金石之固，不知有终，奄忽而往者，乃举俗同，致物之常情。恶识乎形而即灭，未异于存殁之境；睿而无穷，不留于荣枯之分。

唐玄宗开元十年（722），行礼部员外郎袁晖曾在为道士杨曜撰写墓志时，表达了上述自己对死亡的看法。恐惧不安，为此而追求权力与长寿，这也应该是很多人对待死亡的态度。另有一些唐人则从理性上认识到人皆有老、会死亡的事实。怀州刺史贾敦实（？-682）年九十余病笃之际，曰：“未闻良医能治老也。”无名氏唐人所云“人生要死，死者天下之大期；物盛必衰，衰者古来之常运。”至德二年（757）十月，坚守孤城睢阳近两年、以阻止安史叛军南下的张巡（709-757）被执，见其众哭，曰：“安之，勿怖，死乃命也。”他们都或主动或被动地安天顺命。

生死离别之际，很多人会选择和他们的亲朋告别。但也有人在意识到死亡的临近时闭门绝俗，想自己一个人静静地面对。比如张行满（587-648），62岁时以患卒于家，他“知命之纪，道场游观。听法既觉，则悟己无常；睹相思空，则知非一合。”彻悟之后，“遂闭门绝俗，不交非类。”榆林窟第25窟唐代壁画“老人入墓图”中的老人，在入墓之际和儿孙们告别后，也要独自修行，走完自己最后的行程。这些临终心态与做法是唐人生死观与人物性格的反映。相比男性，女性的临终心态更加感性，本章就专门对唐代女性的临终心态进行探讨。

《簪花仕女图》

坦然接受型

不少唐代女性将生死视作必然之事，从而心态坦然，没有忧惧之心。至于坦然接受死亡的原因，则各有不一。

一、淡然接受

老年女性更容易感觉到大限将近，能够更坦然地接受人生必有死的事实。第一章21号太子左春坊典设局典设郎郑公之妻崔氏（689-755），天宝十四载（755），67岁卒。疾亟，内外亲人皆归探视，崔氏对其夫表达其对生死的态度：“死生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奚可甚哀。”言未及终便逝。崔氏视生死为自然之道，遗令薄葬、返葬洛阳，十分平静。其中，具有佛、道信仰的女性对生死的执着之心更加淡然。第二章22号行中书令、南阳郡王袁恕己之妃张氏(668-732)，因丈夫为酷吏所害，信仰佛教，“深达因果，专求道门，荣贵都捐”。开元廿年（732），张氏65岁终于洛阳。临终之际，“湛然归定，神将坐迁，生死之中，了然无惧，从容自在，功用难穷。”第一章61号唐玄宗淑妃杨真一（692-749），厌倦了争宠猜忌，“栖心服道，恳愿从真。”得内度为长安玉真观女道士。天宝八载（749）六月，58岁归神于本观。将殁之际，抚侄杨寀而泣曰：“生必有灭，物无不化。且居生灭之境，岂逃物化之间哉？所叹嫂年已衰，尔禄未及，是吾遗忧矣！”

也有年轻女性从容面对生死，尤其是佛、道二教的信仰者。第一章28号将作主簿韦虚舟之妻李氏（703-729），喜览贤妃哲妇之书，亦通佛教。开元十七年（729），年仅27岁终于京第，所生子女尚在童稚。李氏“识通物理，推分天和。虽婴疾弥留，而秉心渊塞。临当奄忽，精爽逾明。”与内外懿亲、平生法侣长辞，“喻存殁而同贯。”第一章9号肃宗第二女和政公主（729-764），广德二年（764），36岁薨于京第。她与驸马都尉、太仆卿柳潭“并受法箓”，尝谓驸马：“死生恒理，先后之间。若幸启手足，必当襚我以道服，瘗我于支提，往来行言，时见存恤，则所怀足矣！子若不讳，我若此身未亡，洒扫茔垄，出入窀穸，奉君周旋。”谈及生死问题和身后事项，从容不迫。

二、无憾而卒

有的女性认为自己的人生已经圆满，故无憾而卒。第一章66号唐睿宗贤妃王芳媚（673-745）天宝四载（745）八月疾亟，时为73岁，阖门求医。顾谓亲人曰：“吾年过耳顺，待终可也。何药之为？”“因摄心谛观，归于愿力。”对自己的富贵长命表示满足。第三章29号光州刺史张策之女、吕藏元之妻张氏（？-759），临终遗命诸子孙曰：“吾行年八十有三，教训汝曹，未尝愠色。汝既忠于国，孝于家，及吾无身，吾亦何患。忽乖寝膳，祷药靡效，谁谓荣蓼集于我家。”对自己教育得法，长子吕諲身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而感到欣慰。第一章69号河东节度判官、监察御史里行韦庆复夫人、闻喜县太君裴棣（783-846），会昌六年（846），64岁病逝于京。寝疾，谓子女曰：“吾是年前三岁周甲子。亦不谓无寿，况廿年，骨肉间如吾类，不啻十辈，与吾及者几希矣。今没无恨。”以上三人，一为皇妃，一为宰相之母，一为地方低层官员之妻。

有的女性因临终之前，因自己关心之事结局完满而十分欣慰，故无憾而卒。第一章28号守秘书省校书郎卢大琰之妻李氏（797-824），日常诵经念咒，信仰佛教，长庆四年七月，28岁构疾终于京第。其时其父李佐公已从“谪宦江徼”而至入朝为大理正，李氏认为一家团圆，善莫大焉，“方喜晨昏，及启手归全，意无所恨。”第一章11号守内侍省内侍伯员外置同正员朱公之妻赵氏（760-834），作为宦官之妻，中年丧偶，守寡22年，遂“专意内典”，信仰佛教。其嗣子朱朝政奉命赴鸡林三岁，平安回归，并自宫闱令拜合门使。赵氏遗命其子：“汝忠于国，又孝于家，海外三年，吾期重见，于此尽矣，更何恨焉？”以见到平安归来的儿子而欣慰不已。

有的女性的人生虽然有所遗憾，但因自己别无所求，故殁而无憾。濮阳郡临濮县令元有邻之妻韩氏（691-739），丈夫“有内宠，谋其广嗣。”韩氏“施惠及下”，柔顺，“无愠色”。开元廿七年（739）遘疾，49岁终于洛阳私第。生前“常以礼者忠信之薄，命者死生之说，吾将生□□厚，死归于顺，既厚且顺，此外何求？”第三章32号焦某之妻赵氏（773-847），临终命诸子告曰：“吾年七十有五，死无恨焉。所媿者以吾性好闲□，疏于义方，养汝弟兄，遂亏礼训，斯实□恨，余无悔焉。……与汝永别之辞，隔生之念，痛□□□。”与诸子生死永别之际，虽然小有遗憾，但无恨无悔。第二章54号太守崔府君之妻徐玉京（823-870），因丈夫崔某先卒，栖心道教，道号瑶质。病逝前，每谓其嗣曰：“吾生四十八年，亦不为过夭矣。殁侍泉下，我之夙志矣。人谁无往，此往岂复恨耶？”以上二人，韩氏为求子嗣而别娶妾室，徐玉京年未百年便逝世，都有一些遗憾，但她们总体上感到死而无憾。

还有人因亲人陈冤得雪，了却平生遗恨而卒或就死。第三章38号唐太宗孙女、贝州刺史裴仲将夫人东光县主（652-705），是纪王李慎第三女，极为孝顺。武后垂拱年间（685-688）纪王慎被害，草草下葬。县主因之号恸呕血。神龙初，中宗诏州县普加求访，祭以牲牢，复官爵，诸王皆陪葬昭、献二陵。东光县主闻之，感恸而卒，敕其子曰：“为我谢亲戚，酷愤已雪，下见先王无恨矣！”在了却父亲冤案的心理负担后，东光县主情愿追随父亲而去。其丈夫贝州刺史裴仲将墓志载，临终当天，她顾谓诸子曰：“天纲载维，幽明协庆，吾之今日，死且不朽。所恨园陵方閟，弗逮哀荣。”可见其孝心之强烈。

三、视死如归

视死如归的典型之例如：第三章43号幽州节度使张弘靖幕府韦雍之妻萧氏（？-821），长庆初，死于幽州朱克融军乱。朱克融统军务，囚其帅张弘靖，韦雍亦被劫。其妻萧氏闻难，与丈夫皆出。韦雍被劫，临刃，萧氏呼曰：“我苟生无益，愿今日死君前。”刑者断其臂，乃杀韦雍。萧氏是夕亦死。军乱之际，萧氏在自己在手臂已断情况下，亲眼目睹了丈夫死在自己面前，知必不可免死，故抱定必死之决心。

某些具有佛、道教信仰者，基于其本身的信仰与追求，表现出视死如归的态度。一些道教徒认为死当归真，至少是回归自然，不以死亡为意。第二章69号许州扶沟县主簿郑道之妻李氏（631-707），于诸子成人后，“受法箓，学丹仙”。神龙三年（707），77岁卒。晚年尤精庄老，曰：“夫死者归也，盖归于真；吾果死，当归于真庭，永无形骸之累矣。”第二章18号长安至德观主元淳一，大历中至河洛，因病返真于东都开元观，时年60余岁。临终，她谓门弟子曰：“吾方欲撷三芝，练五石，干白日、升青天。虽事将志违，而道与心叶。适去顺也，归夫自然。”虽然没有能够完成白日飞升的志愿，但因心向道教，离世时其内心十分平静。佛教徒视死如归之例，如第二章11号试太常卿李良之妻任氏（736-810），嗣子五人，夫妇“年将知命，齐议道门，求持净戒，舍名职，归法地，弃世宠，期梵天。”元和五年（810）十，任氏75岁，殁于东都河南县。临终之际，“都捐世俗，视身终如归”。

四、达观知命

鼓盆当师，不以寿夭婴心，是达观知命的典型体现。第二章29号宰相张弘靖外孙、试太常寺协律郎郑当之妻王缓（807-833）虽然年仅27岁便病逝，却是达观知命的典型。临终前一日，她告丈夫以“寿夭阴定，非人能易，勿药俟命，鼓盆当师。”然后命女奴送掉自己的衣服首饰等，并平静得抚摸着其五岁的儿子曰：“愿以此故，无远吾门。”第二章56号守太府寺主簿卢府君之妻李真（786-839），“食贫乐道，以禅诵自安。”开成四年（839），54岁殁于东都。因其“达观彭殇之分，不以寿夭婴心”。故“豫戒终期，形于文字，藏在箧笥”。

有的女性对死亡有理性清醒的认识，临终前十分平静，这也是达观知命的一种表现形式。第三章75号衢州刺史徐放（766-817）之妻元氏（775-835），大和九年（835）61岁卒。病且亟，她“视子妇如他日，言与气无溃挠，几望三日安其归”，这被其女婿湖南观察推官杨发评价为“其达于性命者欤！”第二章75号泗州仓曹参军刘某之妻张氏（792-857），39岁丧夫寡居，62岁又失爱女，自此之后久病在床，大中十一年（857）终于洛阳私第。在其所留遗命中提到：“吾心崇释教，深达若空，人之死生，岂殊蝉蜕。汝当节去哀情，无令害己，俭薄营葬，勿遣妨生。”元氏说话与神情无异于平日，张氏认为死亡就如同蝉蜕，不需要过分哀伤，以死妨生不可取，她们平静如水的态度是以对死亡的理智认识为前提的。另外，第一章3号唐高宗王皇后（？-655），在永徽六年（655）武瞾被立为皇后之后，和萧淑妃一起被废为庶人。但高宗对她们仍怀有同情之心，武曌得知后，诏杖二人百，剔其手足，反接投酿瓮中，数日死。初，诏旨到，王皇后再拜：“陛下万年！昭仪承恩，死吾分也。”显然，王皇后因与武后多年为政敌关系，现在武曌上位，她对自己必死的结局已有预感，因此选择坦然接受死亡的来临。这也是她接受自己命运的表现。

达观知命的另一种表现是预知寿数将尽，不愿饵药，不欲浪费金钱，预先为临终做准备。第一章64号李君之妻裴氏（655-711），57岁病逝于京第。预知自己病重不治，她十分清醒平和，对于亲族的求药治病之举，她说：“天命有恒，生涯有极，修短定分，药饵何功？”第二章38号汝州长史崔暟之妻、安平县君王媛（648-721），74岁病逝于东都崇政里第。她平时禅诵，且精通阴阳历算之数，预知寿限将近，“初构疾也，便命具汤沐，易衣裳，发箧中，告别，不营医疗，精爽自如。”面对儿女进药，曰：“强为汝饮之，知无益也。”王媛心知医药不能治老，十分平和地面对死亡的临近。中国有人生七十古来稀的说法，一些唐代女性自知寿命将尽，服药无益，故不欲服药。类似的唐代男性如司空、太子太师李勣（594-669），总章二年（669）76岁病逝，“自属疾，帝及皇太子赐药即服，家欲呼医巫，不许。”诸子固以药进，辄曰：“我山东田夫耳，位三公，年逾八十，非命乎！生死系天，宁就医求活耶？”并与子孙奏乐宴饮。左金吾卫大将军、京兆尹兼兵部尚书吴凑（730-800），贞元十六年（800），71岁病逝，“及属病，门不内医巫，不尝药”。两人均为官谨慎，得以在风云变幻的政坛以富贵而令终，又高龄逝世，非常知足，因此拒绝延医服药。

第一章1号唐太宗长孙皇后不因病重而接受赦囚祈福之举，也是达观知命的一种表现。长孙皇后（601-636），贞观八年（634）从幸九成宫时染疾病危。当时，太子李承乾入侍，密启母后：“医药备尽，尊体不瘳，请奏赦囚徒，并度人入道，冀蒙福助。”长孙皇后曰：“死生有命，非人力所加。若修福可延，吾素非为恶；若行善无效，何福可求。赦者国之大事，佛道者示存异方之教耳，非惟政体靡弊，又是上所不为，岂以吾一妇人而乱天下法？”因其“固争”而止。此事发生于长孙皇后卒前两年，据之，她对生死问题看得相当透彻，不欲通过赦免囚徒而祈求病愈。

遗憾担忧型

相当一部分唐人会带着各种遗憾离世，这些遗憾大多事关情感与亲情。

一、牵挂家人

唐代女性临终前多表现出对子女、丈夫及父母等家人的牵挂。第三章61号户部侍郎、御史大夫、诸道盐铁转运等使张滂继室郭仪（？-798），因张滂得罪裴延龄，被贬为汀州长史，郭氏随夫贬谪温湿的闽瓯之地。贞元十四年（798），郭仪40余岁薨于汀州开元寺别院，临终谓女奴云：“死生常理，何恨如之。但忧其夫近来多病，男又童稚，未及与婚。有弟之丧，寄在燕赵；有妹之墓，旅于江湖。时日末良，不及启□，是其遗恨。”临终之前，郭氏既担心丈夫的身体，又挂念儿子的婚事，还遗憾于弟、妹未及归葬。

当然，女性牵挂子女之例是最多的。第一章45号大理卿崔公之妻、荥阳县君郑氏（667-703），37岁于京第大渐之际，顾命长子司农丞崔璘、次子华州参军崔琏等曰：“汝免过失，吾殁无恨。两房兄弟，足可协睦，若生异端□违吾意。”又训诸女：“必崇内则，尽礼夫家，以弘妇道。”惦念诸子勿犯过失，希望女儿恪守妇道，以保平安。第一章21号行蜀州金堤府左果毅都尉张晕之妻姚氏（722-788），育有子女各三人。贞元四年（788）夏，67岁终于京第，临终“属念诚深，忧之季男，恤于仲女。仲女久披缁服，竟无房院住持；季男初长成人，未有职事依附。缅想尔等，栖栖者欤！吾言及痛心，不忍瞑目，深思两遂，在尔诸男，速宣勉旃，无负吾志。”姚氏在遗言中并未提及丈夫的归葬和自己的丧葬事宜，而是担心早出家的女儿因未获度牒而没有隶属的寺院，刚刚成人的小儿子还未获得安身立命的职事。十分关心子女的婚姻问题。第一章69号河东节度判官监察御史韦庆复（？-809）之妻裴棣（810-846），丈夫先逝后，守寡38年，“以成就门户为念”。其女适前进士于球，不幸无与偕老，儿子韦退之任将仕郎前监察御史里行。会昌六年（846），裴氏64岁病逝。值其寝疾，子女问安之际，必曰：“今没无恨。然吾子家未立，且艰难于名，今方整羽翼，所未忍舍之。以是汲汲于医药。”第三章4号凤翔府麟游县令李钦说之妻赵氏（838-871），咸通十二年（871）秋，34岁病逝于奉天县官舍。将临大渐，斋沐俟时，“视儿女以哀伤，泫然血泪”。以上四例中，有三例女性在临终前对儿女的担心都有体现，并没有表现出重男轻女的倾向，仅裴棣一例特别表现出对儿子的关心，这或许与其丈夫早逝，她希望儿子能够承担起韦家的门户有关。不同于裴棣，第二章2号吏部郎中、河南少尹苗府君（卒于805年之前）夫人杨氏（756-807）则十分担心其子的未来生活。元和二年（807）秋，她52岁卒，“临决付命，遗恨悲于弟妹。念汝少孤，遭世不愍。吾之疾苦，未卜前途。抚育之分，未能使汝免于饥寒之忧。仰惟先轨，骨肉标擗，痛毒何追。”因离开早孤的弟妹而遗憾，对其子苗让依依不舍。

有的女性对不能再侍奉老人表示遗憾。第二章7号试左内率府胄曹参军裴简之妻崔氏（789-814），婚后一年半过世，留下尚在襁褓中的幼子。临终前与裴简及父母诀别，“临殁辞所事所生，以不克为妇为子为恨，谓所从以不疏己宗为托。”以不能继续进孝于姑婆、侍奉丈夫为遗憾。第二章26号前华州华阴县尉夏侯敏续弦崔氏（798-822），与其姊先后嫁夏侯敏为妻。长庆二年（822），不幸在婚后两年因诞育子嗣而生病，她对前往探视的姑婆泣而言曰：“妾不才，幸为姑之冢妇。今形貌羸瘵，不类于人。所憾者，事姑之节未彰，埋魂之祸将及。苟气不绝息，命或更生，则愿髡髪居家，没齿侍姑之左右。”当年四月底，年仅25岁终于东都私第。临终前，崔氏为不能对公婆尽孝而遗憾。第三章41号前沧齐协律北平田宿之妻李鹄（834-859），好读书，儒籍外亦好释老氏书。不幸婚后一年半病逝，年仅26岁。临终谓其夫曰：“所沉恨者，来子家未再周，舅姑知我厚，不得尽供养之道，以报慈爱，死且不瞑矣。”深以不能尽孝舅姑为憾。

有的因病而亡的女性，尽管自身很痛苦，但不忍言己苦以焦其母之心。第一章33号岭南节度使薛珏孙女薛氏（799-822），10岁时其父河南府缑氏县尉薛弘庆（？-808）亡，其母为范阳卢氏。因疾未嫁，“虽有甚苦辄不出于口”，忍痛不言。及既甚，人问其故，答曰：“生之短长，命也。予未大尽，天其自瘳。予命苟至矣，言之又何求耶？且吾奚忍以将尽之身前，焦吾母之心哉。”为了不让寡母担心，薛氏女忍痛不言。

二、未及与亲人诀别

与亲人诀别是唐代女性一项重要的临终关怀事项，女性逝者在临终之前很希望与亲人见上最后一面（详见第六章第一节相关内容），如果未能与想见面的亲人见面则会深感遗憾。以下试举三例说明。

第三章6号同州夏阳县令陆翰夫人元氏（770-804），生两男两女，贞元末，35岁终于夏阳私第。辞世之日，陆翰“职于使，又不克董丧”，“縻职他县，至则无及矣。”元氏兄弟四人或游远，或守官，或归养，皆不克会葬。将诀之际，子号女泣，问其遗训，则曰：“吾幼也辞家，报亲日短，今则已矣，不见吾亲。亲乎，亲乎！”她以未见及父母兄弟诀别而伤感。

第一章12号荆南监军使、行内常侍吴德墉之妻赵氏（807-863），咸通四年（863），57岁终于京第。临终召左右曰：“夫万品修短，各有其分，吾于生死，苟无惑焉。□我所天，掌国命，监抚藩维，恨不得面诀存没，永谢幽明。”因未得面诀夫君，长吁数声，复以遗言诫令叮嘱诸子。赵氏身殁之前领悟了生死要义，已不再困惑，另一方面又以不能面辞在外监军的丈夫为遗憾。

第二章57号鄂州中丞郑鸾第二女郑张八（861-877），因病17岁终于乾符四年（877）。其长姊适高氏，“别离数年，未克会面。每至望恋，言与泪俱。”及其抱病，又遭季兄之祸，“积其悲惋，成于膏盲。”其舅乡贡进士绶曾闻其疾病中之语，遗意昭然彰显了其孝爱之心。

三、其他遗憾

有的女性遗憾于不能与丈夫偕老。第一章51号右补阙高盖之妻刘宝（713-755），天宝十四载（755），43岁病逝于长安宣平里。危亟之际，在给丈夫高盖的遗言中，表达出其临终的遗憾心态，“获观先人，诚惬所仰。但阻偕老，顾深吞恨。”

有的女性以父祖未及祔葬为遗憾。第三章54号河南府河南县丞进士李涣之妻河东裴琡（814-849），大中三年（849）秋，李涣将述职河南县丞时，裴氏36岁，以疾殁于扬州。临终希望薄葬，“唯曰二代未袝，越在他乡，此志不申，殁以为恨。”其父成都府新繁主簿裴敬、祖祔江陵县尉裴翊未能祔葬，成为其遗恨。

个别女性因长期忧愁不寿而早卒。荥阳郑琼（809-841），字德润，盐铁司、殿中御史郑博古之女，出嫁兖海沂密等州观察推官、文林郎、试大理评事杨牢（801-858）。其夫出身关中高门之家，《新唐书》卷188有传，年少以孝著名。28岁擢进士第，当年娶同为高门的郑琼为妻。然杨牢因“性狷急”，“累居幕府，主人同列多不容。”而郑琼虽“有志行”，夫妻感情并不融洽，这从杨牢在外有别宅妇并生有一子可以看出。故她性本悲怯，每自疑不寿，自云：“吾年七岁，时在京城中有以周易过门者，先夫人为吾筮之，遇乾之剥，以□之寿不能过三十。”由是恳苦求助于佛道，衣黄食蔬斋戒，讽诵道德经，抄写佛经，晦朔放生，以图庇佑。同时十分在意平日吉凶征兆，恶闻哭声，喜吉语。开成五年（840）春，郑琼得疾，服药未效，自以焦氏易林筮之。遇□字辞乾坤，既恐惑，因多恶梦。踰年殁于东都。郑琼出身官宦之家，善守妇道，但性格悲怯，因幼年卜卦而深忧自己不能以寿终，变得疑神疑鬼，事事小心，最终因过分忧虑33岁便过世。

以上诸例，从侧面反映出虽然唐代女性中颇有一些巾帼英雄，但大多数仍是扮演着传统的相夫教子、赡养老人等角色。

陕西历史博物馆馆藏文物三彩女立俑

痛苦而死型

古代社会，女性不事生产，她们的身份、地位具有依附性，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丈夫的离世会对她们造成重大打击。从唐代女性遗言的临终心态来看，在离世之前痛苦而死者以多年寡居女性和丈夫先于女性离世者为主，她们因各种原因痛苦而死。

一、追随丈夫求死

第三章19号汝南郡真阳县尉裴处琎（？-750）之妻赵氏（？-750），其丈夫天宝后期病逝于真阳县廨宇。自丈夫卧疾，赵氏“恒求代死之师。倏忽云亡，旋作辍弦之谶。”13日之后，其预言成真，亦卒于真阳。同样情形的还有第一章57号校书郎殷保晦之妻封绚（卒于881-882年间），其祖父封敖在宣宗朝曾任礼部侍郎、户部尚书，还曾任地方节度使。唐末黄巢入长安时，夫妻共匿于兰陵里，殷保晦逃走。贼悦封氏貌美，欲娶之，并以死相逼。封绚骂曰：“我，公卿子，守正而死，犹生也，终不辱逆贼手！”因遇害。唐代战争期间与唐末战争期间的此类女性，与隋末乱世战争遗言具有相同内容，由此可见战争与乱世带给女性的痛苦是十分巨大的，她们往往难以承受。

一些唐代女性在在遭遇非常之变时，特别是丈夫被害的情况下，自己也选择追随亡夫而去，表现出逝不生还的决心。第三章67号端州司马杨收夫人韦东真（？-870）因丈夫前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杨收冤死而悲愤不已，“动思冥佑，逝不生还。”一日即其子而命曰：“承家事死之道，尔宜保其旧；积善流庆之报，庶可濯吾冤。有生必谢，吾奚独存于是？”遂“击心而嘷，一往不返。”

二、寡妇以未亡人自居

有的女性则在丈夫卒后，为了照顾孩子或孝顺舅姑，以未亡人心态生活，心如死灰，生活缺少希望，最终哀痛而死。这类女性一般夫妻感情较好。唐前期之例如：第三章11号太府卿裴友植继室、平原郡夫人渤海封氏（670-726），开元十四年（726），57岁病逝于河南陆浑县山舍。其丈夫先逝，并已与前妻郑氏合葬，封氏以未亡人自称，且遗言不与丈夫合葬：“吾性略近俗，事存远风。后起孤坟，无循合葬。”又如德阳郡什邡县令京兆韦长卿（685-741）之妻河东薛氏（698-744），在丈夫卒后，“孀嫠至艰，缟练行变。”天宝三载（744）“自蜀还秦”，护送丈夫灵柩返回长安。此后“久客思乡，以从怀土之恋”的薛氏，以“未亡为称，但深同穴之悲。”当年染疾，47岁终于西京昭国里私第。当年七月，夫妻合祔于长安城南毕原。

唐后期此类例子更多。第二章53号秘书郎、兼摄虢州朱阳县令席府君续弦杨云（716-774），安史之乱时期，“河洛再陷，关辅大恐。交兵建燧，群盗蜂起”，其丈夫席府君“忧愤即世”，其前妻韦氏所生四子亦“歼逝”。杨云遵守丈夫遗言，将其归葬于龙门山北趾，并为因战乱而未及立茔碑的舅公建碑。之后，她才“殁无恨”，“于龙门茔域，溉柏扫墓，启手待终而已矣。”直至大历九年（774），59岁终于河南县敦行里私第。此例中，杨云在丈夫死后，已经心灰意冷，只是为了处理丈夫和舅姑的丧事，才勉力生活，之后便“启手待终”了。尚书屯田员外郎于申夫人京兆韦懿仁（755-807），大理少卿韦光弼长女，太子仆韦昭训孙女，户部侍郎李峄外孙女。大历三年（768），初及笄，归于京兆尹、御史大夫于颀元子进士于申（754-793），两年后成礼。婚后23年，贞元九年（793）八月，于申即世，“夫人哀深昼哭，言称未亡，誓固柏舟，事光彤管。槟落荣辱，栖息空门，耽味玄言，深入禅悦，孀婺斋洁，一十五年。”韦氏以未亡人自称，寡居15年，以信佛为精神寄托。元和二年（807）五月，终于京师宣平里第。三个多月之后，长女之婿冯翊令清河崔泽，护其丧，祔于兴平县于申旧茔。其铭文载：“屯田旧茔，松槚森列，夫人归祔，双凤同穴。”第三章3号太学博士班繇之妻李氏（？-831），生数子，但“唯长子及甫孝侍于侧”，其余均夭折。丈夫死后，李氏“旦暮不食，而及甫号擗过礼。”曰：“吾所未亡者以尔，吾闻西方教日一食，吾从之，以抑其心。”大和五年（831）春末终于京兆渭南之别业。

在唐代，有部分女性出于未亡人的心态而不欲就医服药。第一章2号唐太宗充容徐惠（627-650），太宗崩逝后，“追思顾遇之恩，哀慕愈甚，发疾不自医。”病甚，谓所亲曰：“吾荷顾实深，志在早殁，魂其有灵，得侍园寝，吾之志也。”并为七言诗及连珠以见其志。太宗崩逝后一年，徐惠24岁便病逝。第一章6号顺宗李诵（761-806）王良娣、谥庄宪皇后（763-816），生前“深抑外家，无豪丝假贷，训厉内职，有古后妃风。”元和十一年（816），54岁崩于长安南内咸宁殿，祔葬于顺宗丰陵。遗令曰：“皇太后敬问具位。万物之理，必归于有极，未亡人婴霜露疾，日以衰顿，幸终天年，得奉陵寝，志愿获矣，其何所哀。”第一章50号国子监丞、兴州刺史郭镠之妻韦珏（813-877），乾符三年（876）冬，其丈夫病逝，韦氏为丈夫服丧礼毕后得疾，以未亡人自称，拒绝“骨肉家隶的“趍召医药”。其曰：“妇之失俪，谓未亡人待亡者也。”故“巫医不征，药饵不前”，乾符四年二月，65岁卒。其骨肉最后似遵从母命，并未求医服药。还有一位女性则因已完成今生任务而拒绝医药。第三章52号陈后主叔宝之玄孙颍川郡夫人陈照（697-744），初为东海徐文公之妻，生子徐昆，后依其伯父衢州长史陈希寂、叔父衡州刺史陈希固之命，改嫁扬州江阳县令卢全寿。陈氏博学多识，儒释道兼通，且造诣极高。其子徐昆参军荥阳军事，又亲迎南安庞氏成亲，陈照曰：“吾恐不及此，及此非天乎。睹其从宦与成其室，吾事毕矣，焉用生焉！”故“构疾不医，奄至薨背。”天宝三载（744）正月，48岁薨于江阳县之官舍。陈照未满知命即拒绝医疗，撒手人寰，表明她已经对人生没有了其他的希望，故不愿再活。

以上，徐惠、韦珏都是在丈夫死后，以未亡人的心态欲追随丈夫于地下，一般是夫妻感情较好，故做此选择。庄宪王皇后以得奉顺宗陵寝为己愿，她是在顺宗卒后10年，54岁病逝的。沈伯弘在其《唐代医疗设施及其效益评估》一文中以徐惠和李勣、吴凑两位官员之例，指出前者是出于不想独活于世的心愿，后者是出于对此生的满意，已经看透生死的心态。作者提出唐人得疾不延医的思想，认为其相当特别，但又言“也不能排除这种思想在唐人间的普遍性”。其看法具有一定矛盾，并进而上升到另一个层面，提出这种思想是唐代医学普及的最大阻力。就笔者目前所见，唐人得疾不延医，除了沈氏文中所谈到的这两种心态，还有前述唐人预知自己寿数将，医药已经无力回天，故不再服药，不欲浪费金钱和医药资源，这是其达观知命的一种表现，例证见第一节的问题四。真正符合沈氏所言得疾不延医，不助于医学普及的就是出于未亡人心态而拒绝就医，还有看透人生，将人生视作一种已经完成的任务，但这种情况，就笔者所掌握的唐人遗言700余例来看，这只占极小的比例，故绝非普遍，这种思想并不可能成为唐代医学普及的最大阻力。

三、因其他原因痛苦而死

有的女性临终前表达了自己饱受病痛折磨之苦。第一章27号京师兴圣寺主尼法澄（630-729），同州冯翊县令孙同第二女。开元十七年（729）冬，因风疾卧病二旬，饮食绝口月余之后，除饮水之外，坐绳床七日不动方卒，90岁。

有的女性在临终前感叹人生之孤苦。第二章42号殿中少监王汶（？-824）之妻、乐安郡太君蒋氏（754-826），吏部侍郎、大理卿蒋钦绪孙女、巩县主簿蒋清（？-754）之女，其子王衮官至吏部郎中兼侍御史知杂事。安史之乱期间，其父巩县主簿蒋清与御史中丞卢奕同殉国，时蒋氏仅出生一月，因母亲范阳卢氏携之藏于井中而幸免于难。宝历二年（826），蒋氏73岁，病逝于东都宅第。因其幼孤，早年随母在军旅中颠沛流离，深感人生之孤苦。故其“诵妙法莲华经，广自在惠因，法诲实相义。”晚年“亦探黄老之术，受正一箓，道号道微。王衮馈药之辰，尝有命曰：“昔我孤苦，每怀忘生。复思□情，谁与追远。尔念此诫，有时而行。是以偷视晦明，忍死未敢。”

被政敌冤杀者则不仅抱憾而终而已，还在临终前诅咒仇敌。第一章4号唐高宗萧淑妃（？-655），在被皇后武瞾害死之前表达了对武曌的仇恨。武后得知高宗对王皇后、萧良娣仍有感情后，诏杖二人百，剔其手足，投酿瓮中，数日死。初，诏旨到，萧良娣骂曰：“武氏狐媚，翻覆至此！我后为猫，使武氏为鼠，吾当扼其喉以报。”武后后诏六宫毋畜猫，这也是她搬至洛阳办公的原因之一。

勇于赴死型

人生有限，畏死为常态，但一部分女性会在一些特殊时刻主动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有的女性因不肯受辱于贼人而勇于赴死。第三章66号安乐公主府仓曹流人符凤之妻玉英（约卒于唐睿宗时期），极姝美。符凤知安乐公主驸马武延秀有不臣之心，谓之大周可再兴，每劝武延秀著皂袄以应之。其后，武延秀夫妻死于唐隆政变，公主被追贬为悖逆庶人。符凤流放岭南，在广州为獠所杀。时玉英亦同徙，獠贼“胁玉英私之”，她谎称：“一妇人不足事众男子，请推一长者。”更衣盛服，立于舟，骂曰：“受贼辱，不如死！”之后跳海而亡。第一章57号户部尚书封敖孙女、校书郎殷保晦之妻封绚（卒于881-882年间），唐末黄巢入长安时，有贼悦其姿色，逼娶之。封绚骂曰：“我，公卿子，守正而死，犹生也，终不辱逆贼手！”遂遇害。玉英和封绚在出于绝对弱势的情况下，不肯忍辱偷生，被迫结束自己的生命。

某些在政变中的官员家眷，选择宁死不屈。大和九年（835年），宰相李训、凤翔陇右节度使郑注因甘露之变失败被杀。礼部郎中钱可复曾为郑注寮属，将死，其女仅14岁，为父祈免，曰：“杀我父，何面目以生！”抱可复求死，亦被斩。同样受郑注牵连，曾任郑注掌书记的右拾遗卢弘茂之妻萧氏亦舍身赴死。大和九年（835年），萧氏临刑诟曰：“我太后妹，奴辈可来杀！”兵皆敛手，免死。她的结局较好，幸而获存。

有的女性具有一定的政治身份，因不忍受辱，在自己政权灭亡之际选择自杀，主动结束自己的生命。第一章34号唐宣宗第四女广德公主（？-881），在中和元年（881），在丈夫尚书右仆射于琮为黄巢所害后，并贼号咷而谓曰：“予即天子女，不宜复存，可与相公俱死。”誓与国家共存亡、与夫君共死生。同日，自缢于室中。另外，第三章68王世充兄女王氏（？-620），在王世充将败时，其丈夫郑政权荥州刺史杨庆欲携其同归长安，王氏谓之曰：“国家以妾奉箕帚于公者，欲以申厚意，结公心耳。今叔父穷迫，家国阽危，而公不顾婚姻，孤负付属，为全身之计，非妾所能责公也。妾若至长安，则公家一婢耳，何用妾为！愿得送还东都，君之惠也。”鉴于自己的特殊身份，不欲归唐，表示愿回洛阳，杨庆不许。王氏“遂沐浴靓妆，仰药而死。”

以上分淡定接受、遗憾担忧、痛苦而死、勇于赴死四种类型，对唐代女性的临终心态进行说明。从这些女性在生死之际的不同心态，可见她们不同的死亡观。在临近生命的重点之际，相当多的女性已经能够坦然地面对死亡；个别女性义不受辱，选择提前结束自己的生命；部分女性今生留有没能达成的遗憾；部分女性则痛苦而死。在已婚女性以丈夫为天的中国古代，女性在寡居后，很多人选择信佛作为寄托，还有的女性以未亡人自称，内心十分痛苦，难以自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