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新闻界的“黑幕揭发运动”为何戛然而止

伟大的“黑幕揭发运动”

19世纪下半叶，美国经济一片欣欣向荣。摩根大通、美孚石油公司、卡内基钢铁公司，这些企业通过剧烈兼并，建立了托拉斯，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阶段，然而浮华背后却隐藏着黑暗。工业巨头攫取利润，毫不关心公众利益，官商勾结、政客腐败，拜金主义横行，社会道德堕落，贫富差距扩大……大量新移民在条件恶劣的工厂里辛苦做工，无法谈及“美国梦”，政客们沆瀣一气，地方权力只手遮天。这种现象如同某种“综合征”一样突然迸发，已经危及到社会的稳定。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新闻记者们担当起批判社会的责任，“黑幕揭发者”们在杂志上频频发声。1902年，《麦克卢尔》杂志连发三组系列文章，林肯·斯蒂芬斯的《明尼阿波利斯之羞》矛头直指政客腐败；埃达·塔贝尔的《美孚石油公司史：1872年石油战》揭露洛克菲勒的企业恶意竞争；雷·贝克的《工作的权利》道出了苦不堪言的劳工们的心声。

从此，黑幕揭发运动一发不可收，社会弊病被无情鞭挞，辛克莱的《屠场》揭露美国肉类加工的恶劣环境，传说总统西奥多·罗斯福边吃早点边读《屠场》，突然他大叫一声“我中毒了”！紧跟着，把吃了一半的香肠统统扔出窗外……

新闻界的黑幕揭发运动，促进《反托拉斯法》《纯净食品与药物法》《肉类检查法》等法律的建立，保障了公众利益，激发社会改革。然而这样一场进步运动，却在最轰轰烈烈的时候戛然而止，在一战爆发时几乎销声匿迹。这又是为什么呢？

一战转移了民众的注意力？

1914年6月，奥匈帝国皇储在萨拉热窝视察时被刺杀，一战爆发。这场欧洲列强们的战争最终遍及全世界，大洋彼岸“隔岸观火”的美国也受了影响。长期以来，一直有这样一种观点：一战转移了美国民众的注意力，欧洲大陆的炮声盖过了美国黑幕揭发者们的呐喊。就连记者威廉·艾伦·怀特也感叹“欧洲战争吞没了美国的进步主义”。不可否认，一战的爆发使得美国民众对黑幕的兴趣减少，“是否参战”成为新的话题，很多刊载黑幕揭发运动的杂志也开始成为“为政府宣传战争的机器”。

更为重要的，是不少美国记者前往欧洲进行战地报道，导致国内黑幕揭发这一块阵地人手短缺，最终不了了之。所以，很多人断言，称如果一战没有爆发，“黑幕揭发运动还能再风光十几年”。事实真的是这样吗？至少《麦克卢尔》杂志的首席记者林肯·斯蒂芬斯就不这么认为，他觉得这场伟大的运动结束，全拜那些工业巨头的阴谋所赐。

工业巨头的阴谋

黑幕揭发者们并不是针对一种社会现实去抨击，而是指名道姓地点出那些公司、企业家和政客的名字，通过卧底调查，依靠真凭实据让他们遭受打击和损失。洛克菲勒、卡内基等工业巨头无疑是受攻击最猛烈的，他们的企业遭到全美新闻界的口诛笔伐。不过正如斯蒂芬斯认为的那样，工业巨头们不会坐以待毙，他们会用各种阴谋让这伟大的运动结束。最有效的手段就是从源头杜绝这场运动——让黑幕揭发杂志办不下去。

经过印刷机技术的革新，美国报刊在当时已经市场化、大众化了，广告收入成为支持杂志运营的主要来源，当时的杂志有一半篇幅都在刊登广告。而当时最大的广告主无疑是这些阻挠运动的大企业们，广告成为要挟杂志的杀手锏。很多杂志编辑无法顶住压力而召回在现场进行调查的记者，很多“不听话的杂志”因此损失了大笔的广告佣金——《麦克卢尔》杂志揭发美国人寿保险公司骗保，导致保险业取消了杂志上的广告；贝克揭发铁路公司对肉类加工企业收回扣，触怒肉类工业巨头阿莫尔，阿莫尔直接取消了和杂志6个月的广告合同。还有一类更加“先进”的处理办法，即广告主将对大企业歌功颂德的文章制作成广告形式，混淆读者视听，使人们以为这就是一篇调查报道，除印刷不同以外几乎很难发现这就是广告。

除此之外，工业巨头们还会从黑幕揭发记者们本身入手，贿赂、威胁比比皆是。《汉普顿》杂志记者查尔斯·拉塞尔在撰写铁路公司垄断运营的文章时，就遭到新英格兰铁路董事长的责难，声称文章对他进行人身攻击并列举证据。拉塞尔很惊讶，因为文章还未刊载，很少有人知道内容，显然杂志社里有人被收买了。同时，一份杂志股东名单被抄走，股东们被企业家们一一拜访，挑拨离间。

同样，《麦克卢尔》杂志声称有公司愿意每年出100万美元让杂志社“封口”，而编辑考虑了这一意见导致记者们要愤然辞职；《年代》杂志主编向读者们表示，因为揭发保险业欺诈，J.P.摩根扬言“要让杂志办不下去”，新闻记者受到威胁、盯梢跟踪，印刷工被恫吓，杂志订户收到警告，而贿赂更是明目张胆地送上来。

公关公司的暗中运作

如果说威胁、恐吓杂志社和记者，体现了大企业的强硬手腕，那么公关公司的运作便是阴柔的权谋之术，使得舆论渐渐向对大企业有利的一方偏转。由于黑幕揭发运动持续的攻击，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和政府官员担心成为靶子，需要雇佣代理人来帮自己处理复杂的公共关系。这时，《纽约时报》记者艾维·李辞职开办了“宣传顾问事务所”，帮助企业改善与公众之间的关系。事务所刚一开办便顾客云集，而当时最大的主顾无疑是洛克菲勒。

自从塔贝尔的《美孚石油公司史》问世以来，洛克菲勒留给世人的一直是罪犯、强盗的形象，文章将洛克菲勒比作劫掠者，称其为了利润冷酷无情、不择手段。洛克菲勒旗下的科罗拉多燃料和钢铁公司的工人们举行罢工，洛克菲勒下令镇压，警卫队悍然开火，11名儿童和2名妇女在棚户区内遇害。为平息工人的罢工怒潮，改变自身的形象，洛克菲勒聘请被后世称为“公共关系之父”的艾维·李为其服务。

艾维·李很快做出反应，并成功地在报纸上刊登文章，辩称这种针对罢工行动的反击是维护“工业自由”。同时，艾维·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聘请劳资关系专家核实事故原因并公之于众；请劳工领袖商讨劳资纠纷；编写出洛克菲勒到教堂忏悔，怎样与邻居和睦相处等一系列报道；建议洛克菲勒广泛进行慈善捐赠，创建基金会——中华民国时期的北京协和医院正是得到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支持而建立起来的。

1906年无烟煤行业罢工，行业一片混乱，艾维·李安排双方接受记者采访，一改黑幕揭发运动中“一边倒”的舆论倾向；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发生事故，他派专车送记者采访，召开新闻发布会诚恳道歉，为死伤者善后。由此，经艾维·李这样的公关公司运作，大企业在舆论上逐渐建立起主动优势。尽管当时很多记者认为这是公关团队欺骗民众的手段，但毫无疑问，公关活动缓和了阶级矛盾与利益冲突，有一定历史功绩，不过也确实弱化了黑幕揭发运动的发展势头。

“揭发者”们的畏惧

1906年，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将黑幕揭发记者们称为“耙粪者”，说他们从不仰望天空，只注重脚下的黑暗。记者们对于这个称号欣然接受，不过到了黑幕揭发运动后期，记者们开始畏手畏脚了，他们害怕被大企业以“诽谤”的名义起诉。

由于为调动读者感情，黑幕揭发运动早期的作品行文十分煽情、夸张。记者迈克汉姆报道童工现象时曾写道：在古希腊和罗马，主人和奴隶的孩子可以不分血统和财富一起生活，然而我们的“基督教文明”多么不同！170万儿童在工作！他们工作10-14个小时，只为拿到一角钱的工资。这种写作手法很快就能博得读者们的同情，然而也很容易吃官司。加上早期的调查性报道依靠记者“卧底”采访甚至道听途说，材料的真实性大打折扣。拉塞尔曾拿到一篇黑幕揭发报道时说，他放眼望去，全是可能会引起诽谤官司的漏洞。这也是为什么《麦克卢尔》杂志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地审核报道。

威廉·艾伦·怀特曾撰文指责纽约州的一个参议员贿选，他不理智地进行了人身攻击，议员扬言起诉，怀特被吓个半死，四个月内无法从事新闻工作，直到请到著名律师为其辩护、议员撤诉事情才了结，这是比较幸运的结果。

而比较不幸的，贝克在《受审的铁路》一文里道听途说、添油加醋地攻击了一位企业家，对方怒而将贝克和《麦克卢尔》杂志告上法庭，法院判杂志方败诉，承担了5.5万美元的高昂费用，这一事件更是直接导致《麦克卢尔》杂志退出黑幕揭发运动。从此，黑幕揭发运动逐渐式微。

黑幕揭发销声匿迹

黑幕揭发运动刚刚兴起时，全国大部分民众站在记者和杂志一边，大企业与政客们有些无可奈何。然而到运动发展中期后，读者们对黑幕揭发的热情逐渐减退，按斯蒂芬斯的话说就是“人们会厌倦揭露，转而寻求更乐观的前景”。攻击政治腐败和托拉斯的黑幕揭发运动，在当时被很多人看成是社会主义者的革命，引发了总统罗斯福的斥责，他认为运动可能会激化阶级矛盾。不过也正基于此，美国在这一时期通过一系列法案，政府更加透明公开，大企业权力得到遏制，关乎公众利益的各项法令出台，此时大部分人认为黑幕揭发运动已经完成它的历史使命了。

大企业通过威胁、贿赂、进行公关活动，很好地扭转了对自己不利的舆论，加上记者们害怕被以“诽谤”罪名起诉，大部分杂志编辑与记者矛盾尖锐。运动后期，大企业已经博得了公众的同情与信赖。而又因为黑幕揭发运动的后继者们盲目追求惊悚和恐怖的现场描写，使大众感到不悦。后来，记者们攻击三一教会修建的公寓建筑质量不合格，舆论的天平第一次没有倒向记者们，人们质疑黑幕揭发的动机。后来的记者们再也没能达到《麦克卢尔》杂志早期调查报道的水平，反而出品了很多拙劣、重复的调查报道，使人们最终厌恶。

大企业的软硬兼施、诽谤罪名对记者的威胁、读者们兴趣的丧失，都在一点一点损耗着黑幕揭发运动的活力，直到一战爆发给运动带来沉重一击。不过与其说是战争吸引走人们的注意力，还不如说记者们已经不想再做黑幕揭发而主动去欧洲做战地报道。美国举国上下陷入了讨论战争赢家、是否参战的巨大热情中，已经没人在意国内的种种社会问题，黑幕揭发运动就此沉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