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种声音来唤起上海记忆，你会想起什么？

澎湃新闻记者 王昱

每一个到过上海的人，甚至是每一个国人，都能在记忆中找寻到一块关于“上海”的碎片——外滩、东方明珠、百乐门、大白兔奶糖、上海牌手表、凤凰自行车……这些“上海符号”，构成了人们对上海这个国际大都会的印象。

当然这些印象也可以是有声的，比如耳熟能详的歌曲《夜上海》、外滩的《东方红》钟声、黄浦江上轮船的汽笛声、菜市场里你来我去的上海话，咖啡厅里的窃窃私语，地铁站里的轰鸣……

如果谈到上海，你会想到什么声音呢？    StageNoMore   SDAC Lab  图

近日，北京艺术小组“StageNoMore”在上海话剧艺术中心SDAC Lab（国际创作实验室）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互动型声音剧场《我现在所在的地方（It's me speaking）》。30名线上和线下的参与者，带来了属于他们的“上海声音记忆”——“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上海市中心的一家咖啡厅”，“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上海虹口区的一个地铁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上海的一间出租房内” ……

在一段简短的介绍之后，有人走上舞台，“跨吃跨吃”啃起了黄瓜；有人拿着一个扩音喇叭，模仿着上海弄堂里收旧货的吆喝声；有人打开了学钢琴的节拍器；有人带来了前男友为自己手抄的孙燕姿歌词本；有人展示了自己为抗疫的医生丈夫精心制作的音乐相册……每一件物品都跟声音有关，每一种声音背后都与一段记忆相连。《我现在所在的地方》通过分享“手机中的音频”，将个体记忆中的声音编织到一起，呈现了一个“看不见”的上海”，探讨人与记忆，以及存储记忆的媒介之间的关系。

关于自己身处的城市，你会想起哪一段跟它有关的声音记忆？澎湃新闻私家地理栏目专访StageNoMore发起人、戏剧导演陈然，听她讲述声音与记忆的故事。

澎湃新闻：可以介绍下《我现在所在的地方》的创作灵感吗？

陈然：这个作品的灵感来源之一是《克拉普最后的磁带》，它是萨缪尔·贝克特写于1958年的一部带有自传色彩的独角戏。主人公克拉普是一个习惯对着录音机说话的人，于是到了晚年，他开始重听过去的磁带。

声音就是这样，响起的当下，它就已经在逝去，成为记忆的一部分。仔细想想，不论是磁带、CD，还是我们今天使用的各种数字存储设备，都是在20世纪才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有了它们，记忆才拥有了实体。今天我们去回忆往事，可能就是打开手机，或者插入一块硬盘，这么一个寻常的动作。

其次，《我现在所在的地方》的英文名是“It's me. Speaking.”，这指向的是另一个灵感来源——法国作家让·谷克多的剧作《人声》，故事说的是一个女人与刚分手的爱人打电话，电话时断时续，有时还跳线。“It's me, speaking”是接电话时的表述，这是一对一的连接，带有亲密感，同时也体现出倾听的姿态。在今天，人与人的联结常常要通过各种技术手段来实现，去年疫情期间体现最为明显，这种联结如此重要，也如此脆弱。

这两部剧作都有一个主题，是技术媒介（比如磁带、电话）与人的关系，这也是我绝大多数作品都在讨论的话题。

灵感来源之一是塞缪尔·贝克特的《克拉普最后的录音带》，图为剧照          资料图

澎湃新闻：《我现在所在的地方》的中文名有什么含义吗？

陈然：《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其实就像是记者在报道新闻时的开场白“各位观众朋友，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我们在征集声音的时发现，每个人会以不同的方式定义他所在的地方。有人会把地理位置说得非常详细，哪个区什么路几号楼几零几，像写快递地址一样条件反射地自报家门；有人会说“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上海的出租屋里”；有人说“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一个秘密花园”。有些是现实的、地理意义上的地方，有些完全是心理空间。

北京艺术小组“StageNoMore”在上海话剧艺术中心SDAC Lab（国际创作实验室）举办的互动型声音剧场《我现在所在的地方》。   万千山 图

澎湃新闻：我知道您之前在北京、广州也做过类似的版本，那两场演出在主题和呈现上有什么不同吗？

陈然：这个项目从去年7月开始的，到现在已经做了三个版本，每一版都在“声音与记忆”这个大主题下，但因为地方不同，遇到的人不同，工作方法会跟着调整，最终呈现也很不一样。第一个版本是在北京国际青年戏剧节演出的线上戏剧，是一个非常私人化的版本，里面有我过往几年收集的各种声音，其中一段是我父亲刚做完手术躺在病床上，跟我回忆起他刚刚成为一个父亲、第一次独立带我的往事。录音里他的声音很虚弱，又充满感情，我当时也是第一次听他说这个故事。

除了我自己收集的录音外，我还征集了100多份声音，提供者来自不同的地方。每个人在开始的时候会先说“我现在所在的地方”，然后进入一分钟的沉默。比如有人正在广州的地铁上，因为音频里传出广州地铁报站的声音；还有一位是母亲，录音当下可能是在家里，因为出现了孩子说话的声音。声音里有很多线索，也给人许多想象的空间。那次我在B站上做了直播，晚上11点演出开始，一个小时，只有声音，没有任何视觉画面，像一个深夜电台，网友可以边听，边发弹幕互动。

第二次是广州黄边版，去年跨年夜在时代美术馆演出，参加了时代美术馆举办的社区艺术节。在广州驻地的时候，我住在美术馆附近的黄边村，那是一个城中村。

期间，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村里的噪音，因为那里离机场很近。有天深夜，我躺在床上被飞机声吵得睡不着，就开始数飞机，一分钟飞过去了四架。但有意思的是，我和附近的一个居民聊天，我问，你听到吗，现在有一架飞机飞过，她却反问我，是吗？还有在握手楼里的房间，楼上在看电视，楼下在炒菜，左边小孩子在哭，右边家里洗衣机在转，上下左右的声音都听得一清二楚。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的声音交织混淆，是城中村一种独特的音景，而人可以训练自己去习惯这种声音环境。

作为广州设计之都项目的“三旧”改造对象，白云黄边村里的低端旧厂房从2017年开始被征拆。  资料图

所以在广州黄边版里，我想讨论关于噪音，和噪音的记忆。演出的时候，我们的舞美设计用纸壳箱做了很多的“临时住所”，观众躺在里面，戴上耳机聆听我在这里收集的田野录音、居民的采访等等。同时，我在深夜安静下来的城中村里做了一个行为：朗读我看到的所有文字。这些文字在白天的城中村里“张牙舞爪”地挤占我们的视觉世界，但在夜晚，当它们以声音的方式响起，一种怪异的仪式感油然而生。在声音里，这些讯息没有大小，都很平等。

这部作品其实还有另一条副线，是关于广州的SARS记忆。在2003年的时候，广州也曾是一个疫情的风暴中心，我想借创作去了解那次疫情留下的记忆遗产是什么，2020年的遭遇又会触发这座城市的哪些记忆。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2.0版本在广州时代美术馆举办。  视频截图

澎湃新闻：我看到这次是有一个很明确的“城市”单位，就是“上海”，可以谈谈这次创作的想法吗？

陈然：今年5月，我来上海驻地了一周。期间，我意识到了一件事情，虽然我经常来上海，但当我在脑海里勾勒一张上海地图时，除了常去的几个美术馆、剧场外，其他的几乎都是空白。然后我开始思考，如果谈到上海的声音，我会想到什么呢？首先就是《夜上海》这些孤岛时期老电影的歌曲，但其实这些声音，如今你走在上海的街头，几乎是听不到的。

线上工作坊    

线下工作坊       StageNoMore   SDAC Lab 图

在创作这次作品时，我们做了线上线下两次工作坊，两批参与者的反馈差别很大。线上工作坊中的参与者都不住在上海，他们对于上海的声音记忆和我很一致，很多人都谈到老歌、老电影，这都是外来客对上海的印象。但是线下工作坊的参与者，都是居住在上海的人，我请大家带来一件和他们的声音记忆有关的物品，大家的分享就很出人意料。

比如一个表演者阿童，带来了一根黄瓜，他分享的是小时候妈妈在他耳边啃黄瓜的声音，他说这是“黄瓜ASMR”；还有人带来一个扩音喇叭，模仿收废旧家电的吆喝声，他还模仿了那种独特的地方口音。

一根黄瓜“存储”妈妈在耳边啃黄瓜的声音。          StageNoMore   SDAC Lab 图

一个男生掏出了扩音喇叭，模仿收废旧家电的吆喝声。  万千山 图

所以这部作品里的声音记忆，有些是非常个人化的，有些是某一群人对上海的共同记忆，但无论是私人记忆还是公共记忆，它们都和上海有关。

澎湃新闻：简介中，您说想探讨的是“人与记忆，以及存储记忆的媒介之间”的关系。我们在舞台上的确看到大家拿来了各自的“存储记忆的媒介”，比如黄瓜、歌词本、音乐相册、译制片电影、风铃等等，您还做了一个分类，可以详细谈谈吗？

陈然：我将大家带来的物品大致分成了三类。第一类是“纪念物”，这些物品在日常生活中已经丧失了实际功用，只是作为声音记忆的提示物被留存下来，比如像依蔓的小提琴校音器，它已经不再使用了，但依蔓每次搬家都一直留着它。第二类是“纪念物的替代品”，原本的“纪念物”不在了，这段声音记忆也无法再现，于是他们找到了能发出类似声音的物品作为替代，比如娇娇读书时在巴黎看到一个风铃，当时那个风铃超出了她的负担能力，后来她一直对那个风铃念念不忘，在上海找到了一个声音类似的日本风铃。第三类是“数字化纪念物”，它们大多承担的是备份功能。

女孩在上海找到了一个有类似声音的风铃。     大头 图

为抗疫医生丈夫制作的音乐相册。          万千山 图

声音无形地存在于时间中，存在于人们的记忆里，以不易觉察的方式，给我们提供情感的支持。我们今天用手机和数码相机拍照，依然会听到一个“咔嚓”的快门声，但显然这它并不是从机械快门里发出的，而是存储在设备里的一段电子录音。还有外滩的海关钟楼，设计之初只有威斯敏斯特报时曲，而现在大家听到的“东方红”，很像钟声，但实际上也是一段录音，用40个喇叭播放。这次参演者中有一位叫聂俊的声音工作者，他就告诉我们，今天这样的“假声音”比比皆是，甚至催生了他的职业——“声音造假”。

技术的发展使得一些声音已经永远消失了，但保留下这些声音，也是保留了可以去回溯历史的契机。

外滩的上海海关大楼钟楼，设计之初只有威斯敏斯特报时曲，而现在大家听到的“东方红”，很像钟声，但实际上也是一段录音，用40个喇叭播放。    视觉中国 图

澎湃新闻： 听说所有的参与者都不是专业的演员，但现场完成度都很高，很有感染力，想知道你们在招募的时候，有过怎样的沟通？有让你印象深刻的故事吗？

陈然：我相信参与者都是对声音敏感的人。因为声音跟视觉不一样，它是一个不太直接的媒介，需要花一定的时间，有足够的耐心沉浸其中。在工作坊中我就很受触动，声音的记忆把我们连接在一起，这么短的时间却能凝聚这么大的情感能量。

这次作品中，有两位参与者是我特地邀请的，一位是上海电影译制片厂已退休的孙渝烽老师，他分享的是七十年代上译厂如何在简陋的录音棚里给外国电影制作中文配音的故事。还有一位上海男孩殷天佑，他工作之余是一名盲人足球运动员。天佑的足球里缝了6个铃铛，舞台上，他展现了如何根据足球发出的声音来分辨球的位置。

来自上海电影译制片厂的孙渝烽老师讲述发生在万航渡路录音棚里的故事。 万千山 图

相比健全人，视障人士并不是天生听力好，但听觉无疑是他们最主要的接收外界信息的媒介。而对于一个声音剧场的项目来说，我也希望借此了解这些人是如何听世界的。于是在筹备作品期间，我拜访了一加一残障公益，视障朋友的分享刷新了我很多认识。比如，从城市生活的便利程度来说，我们普遍感觉上海比北京更方便。但对视障朋友们而言，北京布局的方正使出行更方便，地铁的出口东南西北都有规律可循。而上海地铁出口多、没有规律，尤其3、4号线还有一段共线，有时候会坐错车。一位上海的视障朋友李娜就跟我说，她是靠听地铁的关门声和引擎声来进行分辨。

殷天佑，是一名踢盲人足球的运动员。  万千山  图

澎湃新闻：作品中，您要求参与者用声音来“标注”自己在某个时间、空间里的地理坐标，但从内容深处，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个“坐标”更是一个“记忆坐标”，您怎么看待“地理坐标”和“记忆坐标”之间的关系？

陈然：在这些私人记忆和公共记忆的背后，都有一个地方作为大背景。上海作为一个大都市，也是所有人的上海，但成为一个大都市也意味着它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自己的本土性，一些声音消失了。新一代的移民，带着他们的声音记忆来到这座城市，融入这个环境。

这次作品里有一个片段，我给它的备注叫“大都市的emo时刻”。因为生活在大都市里，我们很容易感觉到个体的渺小，从而感到孤独。有好几位参与者分享的声音素材都带有这类情绪色彩，我们在剧场这个公共空间里听到这些声音，很容易跟他们共情。

另一些声音记忆的连接是意料之外的。比如孙渝烽老师分享了上海译制片厂的创作故事，而另一位来自厦门的线上参与者清清，她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读大学时，是译制片的狂热粉丝，曾经逃课跑去看电影。上译厂的声音记忆把两个不同地方的人连接了起来。

用声音“标注”的记忆坐标，跨越了时空和地域。   大头 图

澎湃新闻：听说您在过往的生活与创作中，习惯留存大量的声音素材，包括日常工作中的对话、与家人的闲谈、独处的自言自语、野外的声音等等。这个习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为什么会有“收集声音”的兴趣？

陈然：记录声音的习惯，大概保持了十年之久。因为之前做过记者，有随身携带录音笔的习惯，除了工作中的采访之外，平时听到有意思的声音也会录下来。从无意识的收集开始，现在会有意识地做一些分类，比如人声、自然的声音，也有一些特定时间和地点的声音等等。去年我就记录了很多跟防疫有关的声音，比如机场的防疫提示音、额温枪的声音、健康码扫码“通过”声等等。

很多时候不是为了积累创作素材而去记录这些声音，记录的那一刻，一定是它有打动我的地方。除了声音本身以外，我对声音和记忆的关系一直很感兴趣。如果和记忆相关，声音会更有温度，不只是好听而已。

有记忆，声音就会更有温度，不只是好听而已。    大头 图

澎湃新闻：其实这个项目也让人重新思考了“倾听”这个话题，比如倾听我们现在所处的生活，倾听这座城市，这也是你想强调的一个主题吗？

陈然：在城市生活中，我们的听觉是被所处的声音环境规训过的。眼睛有眼睑，我们可以选择张开或闭上，但耳朵没有，耳朵始终处在打开状态，什么都听，当然可以选择性地听见或不听见，但这种选择经常是下意识地，你都不一定注意到。声音施加给我们的影响，比想象中要大得多。了解这一点，或许会对认识身处的世界有些具体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