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桑走马｜谁发明了“适者生存”：中日文化交流的一桩公案

严复在1898年出版其半著半译的《天演论》后，一举成名，当时一流的学者名人，很多对其赞不绝口，如桐城文派的掌门吴汝伦，与严氏有师生之谊，他不但将全稿抄录一过，置诸枕边诵读，而且还为其付梓做了一篇提纲挈领的序文。看过手稿的梁启超，就逢人说项延誉，还在自己的著述里屡次引用严氏的立论。梁氏的导师康有为读完手稿后，更是赞誉有加，称赏严氏为“眼中未见有此等人”，“为中国西学第一者也”。

《天演论》出版后的一二十年，其沾溉之宏广，影响之巨大，触及之深远，被称为“天演论时代”。尤其是概括全书旨意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两语，更被列入二十世纪最为响亮的警策励志语之林。

《天演论》曾是其铁粉的“取名宝鉴”

有关其书影响所及的各种掌故美谈，不胜枚举，其中最出名要算胡适因之改名的轶事了。胡适（1891-1962）本名嗣穈，学名洪骍，字希疆。他在自传文《四十抒怀》中详细描述了自己因为《天演论》改名的经纬：在他1904年入学的澄衷学堂，有杨姓语文老师给学生出作文题：“物竞天演，适者生存，试申其意。”胡氏的作文洋洋洒洒，受到老师“推阐无遗”的好评，并获得一份不菲的奖金。稍后他让兄长取个表字，兄长说：“就用物竞天演适者生存的适之吧。”1910年胡氏考取官费留美时，就正式改名“胡适”，字“适之”。

不单单是胡氏，当时以《天演论》的流行语命名取字的事情还十分普遍，如民国闻人陈炯明（1878-1933），其时就读政法学堂（1906-08），就给自己取字“竞存”，也来自“物竞”和“生存”两语。

当时有一位叫邓镜人（1865-1936）的开明乡绅，生有一对非常出色的儿子，邓氏也是《天演论》铁粉，因此将长子改名“演存”，取字“竞生”，次子“演达”，取字“择生”，来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天演”和“达尔文”一组关联语。

邓演达（1895-1931）为党史重要人物，曾任黄埔军校教育长，为重量级的国民党左派人士，后来因为反蒋被处死。其兄演存（1888-1966），为民国政府的兵工专家，曾任兵工署中将专职。

《天演论》全书无“适者生存”四字

时至今日，只要说起严复，说起《天演论》，人们就会自然而然提及“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一语，如“维基”、“百度”等被广泛使用的权威网络百科辞典等，无一例外，将此语与严氏挂在一起，视其为造语之父。

近年比较有代表性的纪念文章，如《〖从大清到民国〗:解读“中华民族”近代构建的一个视角》一文称：“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介绍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败，弱者先绝’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理念，这是与儒家传统、道家理念、佛教伦理等中国人熟悉的文化传统全然不同的另一种生存与发展之道。”另一篇《达尔文〖物种起源〗昨日迎来发行150年》称：“在《天演论》中，严复接受了斯宾塞‘适者生存’的口号，且加上了‘物竞天择，优胜劣败’这八个字”云云，几乎千篇一律。

《天演论》中使用“天演”（evolution）一词共23次，“物竞”（struggle for）51次，“天择”（natural selection）84次。

“适者生存”的原文为：“the survival of the fittest”，原为斯宾塞的造语，后来被达尔文和赫胥黎采纳。赫氏在其《进化论与伦理学》（《天演论》的底本）里使用“fittest”一词共16次，其中五次为“survival of the fittest”连用，基本上是在负面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的。

严氏在翻译时还特地指出“斯宾塞尔曰”（赫氏原文略过），其译语为：“存其最宜者也”，是严氏难得的直译和信译。

《天演论》从头到尾从来都没有提到过“适者生存”一语，连“适者”和“生存”分开单独使用都未曾有过。

严复自己在译作的《译例言》里明确指出：“他如物竞、天择、储能、效实诸名，皆由我始。”确认自己所发明的四个术语，而未及“适者生存”，显然后者不属于他的发明权。

中外学者如普嘉珉、陈力卫等先后注意到这一问题，但囿于学术性著述，无济于纠正媒体的以讹传讹。那么，这一震天响的词汇究竟是谁发明的呢？怎么会栽在严复头上的呢？

偷龙转凤的梁启超

根据现有的研究成果，“适者生存”是日本人率先使用的，估计在井上哲次郎《哲学字汇》再版的1884年以后，因为井上从1881年字典的初版开始，一直以“适种生存”翻译“survival of the fittest”。

其后“适者生存”一语见于如森笹吉《文明的目的》（1888）、久浸见厥村《耶稣教冲突论》（1893）、小仓孝治《新编博物初步》（1896）和日本最初的达尔文《物种起源》全译本《生物始源：一名种源论》（立花銑三郎1896）等著述。

尤其是立花的译本有“生存竞争与自然淘汰之关系”一章，其中有“自然淘汰即最适者生存”一句译语，“适者生存”定型，开始广泛流行。影响重大的著述，此后有饭冢启的《植物学新论》（1901）和丘浅次郎校订的第二本《物种起源》日译本《种之起原》（1905），丘还特地按了一个副标题：“生存竞争适者生存之原理”，标志着“适者生存”一语的完全定型。

至此“适者生存”为日语造语应该已经没有疑问了，那么由谁在何时将其介绍给国内读者的呢？从现有的资料来看，可能性最大的是严复的文友梁启超。

戊戌政变失败后梁氏亡命日本，断续十余年一直到清廷被推翻后离开为止。他此后的思想，深受日本启蒙学者福泽谕吉、中村正直、中江兆民、尤其是加藤弘之的影响，可以说除了针对当时中国特殊的国情之外，他的基本思路与明治学术思想关系密切。

他主编的《清议报》在1899年4月刊出日人望月莺溪的《对东政策》，开首就有“优胜劣败，适种生存”一语，有一条旁注说明：“即《天演论》物竞天择之说也。”

同年九月发表的梁氏本人文章《放弃自由之罪》，有“物竞天择，优胜劣败，此天演学之公例也”一句，其后有一条作者案语：“此二语群学之通语，严侯官译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日本译为‘生存竞争，优胜劣败’。今合两者并用之，即欲定以为名词。”

这里有三条事项值得注意：

第一，日译的“适种生存”和“适者生存”，同年先后由《清议报》介绍进入中国。

第二，梁氏声称“严侯官译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将“物竞”和“适者”串在一起，而且挂在严复名下，是他故意为之，抑或记忆出错，不得而知。

第三，梁氏想要统一稍有歧互的专门术语，将来自日语的与严复自创的相关术语“合两者并用之”。从此“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作为流行语，开始挂上严复的商标，畅行无阻，所向披靡。

严复本人对赫胥黎的进化论本来就存在诸多“误读”，而在进化论上立场更为激进的梁启超，由于自觉接受明治日本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将起源于日本的“适者生存”、“优胜劣败”等提法置入严复的“天演思想”，把对严复的“误读”、“误解”推向极致。

因此可以这么说，影响中国现代社会发展进程的“天演思想”，其实不是严复一个人的创造，而至少是他和梁氏的共同制作，其中还闪烁着严复原本力图排斥的日本因素。

（赵坚，上海人，曾经就读复旦中文系的硕士博士课程，后留学日本、加拿大，长期在海外执教，留心于比较文化的研究和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