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思想周报｜依靠精英的全球化已难以为继

依靠精英的全球化已难以为继

本周，《金融时报》发表了题为《如何重塑全球一体化？》的文章，反思全球一体化进程。作者是哈佛大学教授劳伦斯•萨默斯，曾任美国财政部长。

二战结束后，一个广泛共识成为了国际秩序的一个支柱。这个共识是，支持把全球经济一体化作为促进和平与繁荣的力量。从全球贸易协定到欧盟一体化计划，从布雷顿森林机构到消除原本普遍存在的资本管制，从外商直接投资增加到人员跨境流动增多——总体方向是明确的。

然而，西方当前却出现了反对全球一体化的趋势。美国总统竞选中的四名主要参选人——希拉里•克林顿、伯尼•桑德斯、唐纳德•特朗普和特德•克鲁兹——都反对这段时期以来最主要的自由贸易倡议《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共和党内最有可能成为候选人的特朗普提议用墙把墨西哥隔开、废除贸易协定和迫害穆斯林，这些点子比他本人要受欢迎得多。英国的脱欧运动得到了大力支持。在大量难民涌入的压力下，欧洲开放边界的承诺似乎就要化为泡影。

萨默斯认为，反对一体化背后的一大因素是知识的匮乏。没有人因为他们的工资能买到的服装、玩具和其他商品多了一倍而感谢全球贸易。成功的出口商往往把原因归结为自己的能力，而不是国际协议。西方领导人和商界人士显然有理由教育民众理解全球一体化的好处，但是，当前时机已经太晚，这类努力能有什么效果不容乐观。

不过，导致反对一体化情绪的核心因素并不是无知，而是一种并非无端形成的观念：人们觉得，全球一体化是精英阶层推行的，也服务于精英阶层，基本没有考虑普通民众的利益。

精英们可能会继续追求和捍卫一体化，希望能争取足够多的民意支持。但是萨默斯看来，从美国总统竞选和英国退欧辩论的情况来看，这种策略可能已经山穷水尽。这很可能导致新的全球一体化停下脚步，使得在维护既有成果的同时依靠科技和发展中国家的增长来继续推进一体化的努力发生中断。历史先例、特别是从一战到二战之间那段时期的经验，并不能促使人们认为，在全球经济体系没有强大的担保人、也没有强大的全球性机构的情况下，“无管理”的全球化能够获得成功。

如何重塑全球一体化？萨默斯给出的答案是把注意力从国际贸易协定，转向国际和谐协议(harmonisation agreements)，在后一种协议中，劳工权利、环境保护等问题的重要性要超过与授权给国外生产商相关的问题。这将意味着，要把重点放在世界各地中产阶级父母所面对的挑战上，他们怀疑他们的孩子能否过上比他们更好的生活。

存在主义在美国

据《纽约时报》报道，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纽约人却将有机会更好地了解思想家加缪。“加缪：纽约的局外人”艺术节是为了庆祝他到访纽约70周年而举办的，包括表演、读书、电影放映等活动，为期一个月。史学家和策展人史蒂芬·帕特鲁斯(Stephen Petrus)与加缪遗产委员会共同组办了这次活动。他说，这个艺术节的目标是“通过审视加缪在自由、责任与公民参与问题上的观念来激励社会对话。”

维戈·莫特森（Viggo Mortensen，演员、诗人、画家、摄影家，《魔戒》中阿拉贡的扮演者。）将在哥伦比亚大学米勒剧院朗诵加缪的演说《人类的危机》(The Human Crisis)。70年前的这一天，加缪就是在这里发表了这篇划时代的演讲。4月19日，著名歌手帕蒂·史密斯(Patti Smith)将在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讲述加缪对她一生的影响。

加缪抵达美国之时，在人们脑海中的形象是一个勇敢无畏的法国抵抗运动报纸《战斗报》(Combat)的前主编，同时也是一个崭新的思维方式的倡导者。他访美前一个月，汉娜·阿伦特著文讨论了他和让-保罗·萨特，题目是：“什么是所谓的存在主义哲学？”。《纽约先驱论坛报》宣称他为“当今法国最为大胆的作家”。而同时，《纽约客》的“街谈巷议”版则认为，作为一个研究“荒诞”的哲学家，他似乎有些“过于快活”了。加缪很绅士地否认了这种说法。

4月14号，《纽约客》作家亚当·高普尼克(Adam Gopnik)将会在纽约公共图书馆与历史学家罗伯特·泽拉斯基(Robert Zaretsky)一起讨论加缪。高普尼克称加缪的那次访问从某方面来说可以说是一个“不同文化之间的误解所造成的喜剧”。

高普尼克说，当时美国人为加缪的魅力所折服，误把这个来自阿尔及利亚工薪阶层的异乡人当作法国上层阶层的缩影。加缪曾在一封给他的出版商的信中说：“你知道吗，如果我想的话，我随时可以签下一个电影合同。”

耶鲁大学法国学者爱丽丝·卡普兰(Alice Kaplan)最近在耶鲁大学拜内克珍本与手稿图书馆(einecke Rare Book & Manuscript Library)找到了遗失已久的加缪演讲法语记录。依此为本，她重新翻译了这份讲稿，准备供莫特森朗读。“美国与法国之间的联系在二战期间被切断了。”

萨特曾在加缪访美之前一年作为《战斗报》的通讯记者来过美国。但卡普兰女士称，加缪的来访“以比萨特更为直接的方式给美国人带来了存在主义这一崭新的学术思潮。”

加缪美国之行的最高潮是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演讲。当时，多达1500人聚集在当时名为麦克米林学术剧院里听他的讲座，人数爆满，远远超出了礼堂的容量。在讲座中，加缪警告人们，现代人对“效率与抽象的崇拜”导致了人们对酷刑和谋杀的漠视。

对古巴人民来说摇滚乐意味着什么

近日，著名作家伊恩·布鲁玛（Ian Buruma）在Project Syndicate发文，追溯摇滚乐的思想意义。

在美国总统奥巴马开拓性地访问古巴后，滚石乐队在哈瓦那举行的免费音乐会看起来相对而言就算不上什么大事了。奥巴马在半个多世纪的深度敌对后重新开启了美国和古巴的关系，年逾古稀的滚石乐队成员只不过是表演了几首吵吵闹闹的音乐。但是，从象征意义上说，滚石音乐会绝不是小事。要理解滚石在数十万狂热的古巴“粉丝”面前表演的重要性，必须先理解对于古巴人民来说摇滚乐意味着什么。

比如，20世纪70年代，捷克斯洛伐克是一个沉闷、压抑、毫无乐趣可言的地方，平庸的御用文人决定着基调，创造力被强制的因循守旧所压制。摇滚乐被认为是有毒的堕落形式。20世纪70年代末，一个叫宇宙塑料人（Plastic People of the Universe）的用英语演出的本地摇滚乐队被捕，滚石和其他西方团体的唱片是被禁止的。但是唱片通过走私进入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家，被年轻的摇滚迷奉为圭臬。

西方国家的摇滚迷听滚石、地下丝绒（Velvet Underground）和弗兰克·扎帕的发明母亲（Frank Zappa’s Mothers of Invention）等乐队是为了找乐子。诚然，摇滚明星中被广泛认为是轻浮的姿态，而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家则不同，在那里，音乐表达的是一种叛逆。

摇滚是激情音乐。摇摆（ecstasy）让人们放纵自己。这并非总是良性的，纳粹崛起时期的群众歇斯底里也是摇摆的一种，有时会演变为暴力的足球观众行为亦然。

布鲁玛描述，曾经目睹一群尊贵的新加坡人在一次福音派教会活动中放纵自己。在一位兴奋的日本牧师的带动下，这些身穿会西装的男人开始在地板上扭动身子，口吐白沫，喋喋不休地胡言乱语。这令人害怕，但日本牧师声称人——特别是他所面临的教众，沉默寡言的日本人和新加坡人——有时需要从日常的服从中解脱。布鲁玛认为他说的没错。

音乐引起的摇摆可不是宗教狂热中的胡言乱语，但它们的体验是有关系的。事实上，早在公元前380年，柏拉图就警告不要脱离传统形式的音乐。他在《理想国》中写道，音乐创新，特别是令人兴奋的新声音，对于城邦是危险的，他认为无法性（lawlessness）始于非正统音乐娱乐，并建议当局取缔这些东西。

上个月，米克·贾格尔（Mick Jagger）用西班牙语告诉他的古巴粉丝，“时代终于正在变化”。布鲁玛称也许确实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