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学术民工︱从全球化到碎片化：中国准备好了吗？

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的发展不仅受益于改革红利、人口红利，而且还获益于全球化红利。作为两大传统增长引擎，出口和投资，都直接或间接地得益于国际分工网络、国际贸易体系、国际金融体系的一体化。甚至多年来，人力资本的提升、先进管理和生产方式的引进、技术上的学习和进步等，都离不开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

但是近年来，世界经济格局开始出现一些新的迹象：全球化似乎正在掉头、转向碎片化！这种碎片化，尤其体现在国际经济规则、机制的重塑方面。在此过程中，中国亟需明确自己的定位、采取相应措施。

国际贸易体系转向碎片化

WTO的谈判在多哈回合遇到了困难。发达国家强调环境保护、知识产权、劳工保护、国有企业等高标准，希望通过改变贸易规则、提升出口竞争力。为此，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相持不下。在此过程中，新兴经济体整体上积累了大规模的贸易顺差，与此对应的是发达国家大规模的逆差。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决意提升自身竞争力、扭转赤字局面、改变在国际贸易领域的处境。为此，它们开始重塑国际贸易领域的游戏规则。

2008年，美国正式宣布加入TPP（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非常明确地表示：TPP是美国制定新贸易规则的范本，反映了美国对国际贸易的重视，并希望TPP能够成为美国改善贸易失衡的重要规则与手段。2015年9月5日，TPP协定达成。

与此同时，美国和欧盟还开展了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协定）谈判，欧盟将这项谈判可能带来的潜在收益作为欧洲复兴的一个重要契机。此外还有涉及50多个成员国的TISA（国际服务贸易协定），该协定覆盖全球服务贸易的75%。

至此，TPP、TTIP、TISA等新型贸易规则，将主要发达经济体美、欧、日悉数囊括。

然而，上述贸易谈判都具有高规格特征，这也使得大部分新兴市场国家在短期内难以加入，即便加入，也需要付出较高的代价。事实上，包括中国在内的大部分新兴经济体均被排除在外。

所以，尽管2013年12月的WTO部长级会议达成了首个全球自由贸易协定，但以WTO为核心机构的国际贸易一体化规划，正在遭遇日益严重的挑战——国际贸易体系走向碎片化。与之对应，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日本－欧洲自贸区、中日韩自贸区等更多的碎片也在酝酿当中。

国际金融体系也在碎片化

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国际金融体系最重要的公共产品提供者，事前监测、事后救援是其两大功能。金融危机之后，人们不禁质疑：专业能力最强、拥有政策和市场信息最为全面的IMF，为什么没能预测到危机？个中原因当然复杂而微妙，但有一点毫无疑问，IMF的监测功能出了问题。

祸不单行，IMF事后救援的功能也面临捉襟见肘的境地。一方面，欧洲经济体接二连三地落水，救援所需资金都几近天文数字；另一方面，IMF所能调动的资源有限，急需增资扩盘。但就像是股份公司，美国作为IMF最大的股东，由于国内政治经济的掣肘，难以慷慨解囊，在这种情况下，增资就会稀释其股份和话语权，这又是美国不愿意看到的；而如果无法获得增资，IMF就难以担当危机救援的大任，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也就会被削弱。

事实上，2010年提出的IMF增资改革方案，虽然在其他国家均获批准，但是唯独在美国国会遭遇多年阻滞。甚至此后多年，G20会议频频发布公报，公开敦促美国尽快通过IMF增资方案。直至2015年末，美国国会才以一系列附加条件为前提，悻悻通过了这一改革方案。尽管如此，以IMF为核心的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仍然存在明显的滞后。

在此背景下，2011年11月欧债危机肆虐之际，美国、欧元区、英国、日本、加拿大、瑞士的六大央行达成了为期2年多的货币互换协议。两年后，该协议升级成为长期限、无限额的货币互换协议。通过协议，其他五个经济体可以随时获得所需的美元流动性，对本国外汇市场进行稳定性干预、应对短期外汇市场压力。这在后来美联储宣布退出QE，以及再后来美国进入加息通道的过程中，为其他协议经济体提供了金融安全的保证和支持。

这种货币互换协议，是一种局部性的金融安全网，在一定范围内取代了IMF的救援职能（而且可能更为有效）。但同样地，绝大部分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被排除在这一体系之外。

而弱者之间互相抱团取暖，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合作，又使得国际金融机制产生了更多的碎片。比如近十多年来，各新兴经济体都在通过贸易和投资的渠道，拼命积累外汇储备、为本国的外部金融安全提供“自我保险”机制；再如，东盟10国加上中、日、韩，也就是10+3平台上的“清迈协议多边化”，以及相应的外汇储备资产池；又如，在金砖国家平台上，金砖银行也有类似的应急资金储备池，等等。

在这些碎片的背后，既有对IMF无法充分、有效发挥作用的无奈和感慨，也有作为国际金融体系边缘化、或外围国家所体会到的无力感。

国际生产网络面临重新洗牌

从国际直接投资体系本身来看，该体系长期以来缺乏全球层面的整体协调，甚至可以说是一地鸡毛。现在，全世界有3000多项区域的、或者双边的投资协议，而且还在以“3个双边协议/星期”的速度递增，而这些协议都缺乏统一的全球性规则。

倒是在前面提到的TPP和TTIP协定当中，直接或间接的包含了对国际直接投资体系的规则设定。比如TPP就包括了改善投资环境、扩大市场准入等目标。因此在很大程度上，TPP也是一个与国际投资相关的协定。

乔治敦大学的Theodore Moran和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Lindsay Oldenski 2015年6月发表了一篇文章，指出了TPP协定将在两方面对企业投资行为产生影响：其一，TPP本身的一些重要议题，服务于改善投资环境、减少投资障碍。例如，改善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取消服务业的投资壁垒，增强管控政策的透明度和一致性，这些都将有利于增加TPP成员国之间的直接投资。尤其对于美国而言，高附加值的研发部门会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从而创造更多更好的工作机会。

其二，成员国内部贸易壁垒的减少、消除，有利于TPP成员国获得更多的直接投资。举个例子，如果美国汽车公司要在东亚增加产能投资，这时候它可能会考虑作为TPP成员的越南，而不是中国。

2014年，美国科尔尼管理咨询公司曾经对跨国企业做过一次问卷调查。结果显示，53％的被调查企业家认为，TPP的实施将会影响到他们的投资决策；还有22％的企业家表示，TPP这个远景实际上已经影响到了他们的投资决策。跨国公司是国际贸易、国际投资的行为主体，他们的行为改变，将在中长期对全球生产网络布局产生重要影响，并可能重构现在的全球价值链体系。如果考虑到TPP的连锁反应，则这方面效果将进一步得到放大。

总之，投资是新增的产能，如果新增的国际产能布局在全球发生了变化，那么国际贸易流也会发生变化。

此外，以德国西门子为领衔的工业4.0，以美国通用为主导的工业互联网，正在构建分别以欧洲和美国为中心的两大工业生产体系。2016年3月，这两大中心宣布合作，并启动对接。就在欧美试图重构世界工业生产体系的同时，2015年6月，日本政府也提出了“重振制造业”的战略目标，而具有官方背景的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也从“致力于推动日本企业出口和对外投资”，悄然转向成为一个招商引资的机构。

尽管我们并不排除，全球化合作机制在其他一些领域正在取得进展，比如反恐、气候变化、国际税收政策协调等领域。但是我们更多的看到，全球化的大戏已然处于落幕当中，碎片化的趋势正在抬头。这种碎片化背后，并不一定有那么多激动人心的阴谋论。原因甚至也可能比较索然无味，比如：在寒冬的一场暴雪之后，大家各扫门前雪，一不小心就把雪堆到了路口，甚至还堆到了邻居门前。

不管是什么原因，中国是否作好了准备呢？

主要参考文献：

Qiyuan Xu, Bei Gao and Dongming Liu (2016) “What AIIB Means for the Development Finance System? A View from China-US Relations”, in Zhiyue Bo (eds.) China-US Relations in Global Perspective, Victoria University Press, Wellington, pp.136-54. forthcoming.

杨盼盼、徐奇渊，《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趋势脱钩：中国将发挥关键作用并受益》，《国际经济评论》，201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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