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贾平凹谈新书《极花》：农村的事直接牵连着我

路遥在世的时候评点过贾平凹的名字，说“平字形如阳具，凹字形如阴器，是阴阳的交合体。”

贾平凹回应对朋友的戏谑：“可名字里边有阴阳该能相济，为何常年忙着生病，是国内著名的病人？”事实上，和同样患乙肝但英年早逝的路遥不同，64岁的贾平凹创作力旺盛，继2011年出版67万字的长篇小说《古炉》之后，几乎每年都有新作问世——2013年《带灯》、2014年《老生》，今年又让《极花》登场。

“你不要再写了，写得太多了，人家还没看完上一部你就快写完下一部了。”4月14日北京的新书发布会上，贾平凹说有人这样开玩笑劝他。但在他看来“写作是我生存的一个方式，再一个，我自己心里有一些事情，写过了才能安宁”。

“那个叫胡蝶的被拐卖来的女子在唠叨”

这些不安宁很多来自于他和老乡的交流与他对农村的观察。尽管19岁就离开陕西省棣花镇，但他一直认为自己是农民的儿子，“农村发生的事情直接牵连着我。”

《极花》的故事原型来自于十年前准备小说《高兴》时与拾破烂的老乡的交流。老乡有一次向他诉苦，他的女儿初中辍学后，从老家来西安和收捡废品的父母仅生活了一年，便被人拐卖了。他们找了整整三年，好不容易女儿被公安人员解救回来，半年后却又去了被拐卖的那个地方。

“那一幕我至今还清晰记得，他抬起脑袋看我，目光空洞茫然，我惊得半天没说出一句话来。”贾平凹在后记里写到当年的心态。

这个真实的故事，贾平凹一直没给任何人说过。但这件事像刀子一样刻在他的心里，每每想起来，就觉得那刀子还在往深处刻。

面对这个题材，“我曾经是那样激愤，又曾经是那样悲哀，但我写了数百页的文字后，写不下去了。”贾平凹说，直到前两年跑过农村好多个地方，多次回到自己的家乡，才获得他想有的写作感觉。

“高速公路沿线，有一些村庄，这次我跑回去，只有在那个大寨子前面见过人，其他完全没有人。从门缝里看进去，黄草半人深。跑到我们乡镇南山和北山，就是南区和北区，走访了比较偏远的村寨子，在我前几年去的时候，村寨人少，村和村合并。去年我去了以后，乡和乡要合并了。心里特别不是滋味。”贾平凹在2015年的夏天开始动笔，“《极花》中的极花，也是冬虫夏草，它在冬天里是小虫子，而且小虫子冬眠而死去，在夏天里长草开花，要想草长得旺花开得艳，夏天正是好日子。”

“我开始写了，其实不是我在写，是我让那个可怜的、叫胡蝶的被拐卖来的女子在唠叨。她是个中学毕业生，似乎有文化，还有点小资意味，爱用一些成语，好像什么都知道，又什么都不知道，就那么在唠叨。”贾平凹在后记中介绍，原定的《极花》里，胡蝶只是要控诉，却怎么写着写着，肚子里的孩子一天复一天，日子垒起来，成了兔子（胡蝶的儿子），胡蝶一天复一天地受苦，也就成了又一个麻子婶（村子里的妇女），成了又一个訾米姐（另一个被卖到村子里的女人）。小说的生长如同匠人在庙里用泥巴捏神像，捏成了，匠人就得跪下拜，那泥巴成了神。

2015年7月15日的上午，十五万字画上了句号，天劈里啪啦下雨，一直下到傍晚。这是整个夏天最厚的一场雨，贾平凹在等着外出的家人，思绪如尘一样乱钻，突然就想起两句古人的诗。“沧海何尝断地脉，朱崖从此破天荒。”“乐意相关禽对语，生香不断树交花。”

【对话】

“写作可能解决心神不安的问题，但写作又会害得我心神不安宁”

澎湃新闻：你在后记中为什么会引用苏轼写给姜唐佐的诗“沧海何尝断地脉，朱崖从此破天荒”及石延年的“乐意相关禽对语，生香不断树交花”？

贾平凹：这个有偶然性，就是脑子转到那儿了。“沧海何尝断地脉，朱崖从此破天荒”的意思是，不管社会怎么发展，文学还是消亡不了的，社会也还是会一直往前走的。

“乐意相关禽对语，生香不断树交花”，生命依然在散发着华丽的光彩、生命的快乐，乐意相关，人和人之间只要乐意相关，鸟儿都开始说话，树和树之间不断交叉、不断开花，美好的东西继续。并不都是带给人绝望的东西，我写这个东西也不是让大家来绝望的。隐隐约约有这样的感觉，并不是明指的。另一个我觉得这四句诗有意思，第一句写得很豪言壮语，第二句写得那么温情优美。

澎湃新闻：你提到水墨画对你创作小说的影响，除了在理论上写意的方式，具体的技术上对你有何影响？

贾平凹：从结构写作角度来讲，原来是线性结构，慢慢来。西洋画更多的是油画里的色块，油画里面涂抹出来的那种色块，里面没有线条。中国画里面的模糊画法，也是没有线条的，它是大量的晕染，你看那个先锋小说，写到一个事情、写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会大量地渲染，一切都有色彩，交融起来给你一种快感、痛快淋漓的东西。它就是一个色块一个色块的，不讲究时间的顺序、时空的顺序。

中国的小说原来也是串糖葫芦那样的，一个色块一个色块的、一疙瘩一疙瘩的，大致差不多。但是西方的色块是放大的，特别大、特别夸张荒诞，显得很极致。

这两三句说不清楚，是自己慢慢琢磨出来的，说出来不一定准确到位，但就是这么个意思。

昨天我也谈到个人意识和集体意识的关系，现在强调一定要有集体意识，其实就是大家共同思考的，你说出了大家共同想到而没有说出来的话，写出大家公同的感受、通感，不要写纯粹是你个人的东西。

举个例子：比如一车人去旅游，司机在前面开，到了九十点，你说‘司机把车停一下，我们去吃饭吧’，我估计满车的人都不同意，因为大家那个时候都不饿。等到12点，你说停下来去吃饭吧，全车人都会响应你。在表达集体意识的时候，你把个人的意识写得越独特越精彩越好。

在写一个人的故事的时候，这个人的命运发展与社会发展在某一点交叉，个人的命运和社会的时代的命运在某一点契合交集了，把这一点写出来，那么个人的故事也就是社会的、时代的故事，这个故事就是一个伟大的故事。这就像你在家门口种了一朵花，但是它已经不是你个人的了，因为你闻到这朵花的芬香的时候，每一个路过的人也都闻到了芬香。

澎湃新闻：在你的作品中有一个类似于圆形时间的概念，比如《极花》的结尾同时也是一个开始，书中的胡蝶离开又返回去，你怎么处理作品中的时间概念？

贾平凹：任何事物的初级形式和高级形式都是一回事，比如用水熬鸡汤，把鸡捞出来，鸡汤也是水，但鸡汤的水和开始的水是不一样的。

澎湃新闻：《极花》中的人物，黑亮是不是代表了乡村和城市的和解趋向？

贾平凹：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呀，这个媳妇儿，他（黑亮）一定是要保护她的。但是这个媳妇儿又不和他同床，他也不能接受这个，后来在暴力下完成了。作为一个具体的人是特别复杂的，人性中有慈善的也有凶残的东西，就看因时因事展现出来。

为什么不把黑亮设计成一个残疾人，或者是个黑社会或者凶暴、野蛮的人？也是因为对蝴蝶有同情心，不想让她遭罪，那么好一个姑娘，不想让她受罪。再一个，如果黑亮是一个凶残的人，蝴蝶就算是死也不愿给他生孩子，最后也不会再回去。

澎湃新闻：胡蝶一方面作为书中的一个人物，另一方面也是一个全知全能、灵魂出窍的叙事角色？

贾平凹：从叙事角度来讲，如果只作为一个人物就不能更多地表现环境的东西。只能灵魂出窍，否则她不可能把自己被强暴的东西写出来。在窑里的情况，也写不出来呀。

她一开始也不想活，想死也死不了，折磨了将近一年半，用绳子拴着，后来生了孩子、做了母亲以后，心疼孩子，毫无办法，只好委屈地在那儿生活。一旦生活了以后，她也得在那儿洗脸、吃饭，一切正常进行。

现实的逃生情况是这样的：县上来了一个人，有手机，她借手机拨电话，跑到后面的山上，还拨通了电话，但刚拨通就被要回去了。后来有人就根据这个电话找到了她。

胡蝶一直想跑，每天都想跑，却不知道往哪儿跑。这就好比陕北有一个马兰农场，上世纪八十年代关押了几十个犯人，一个狱警看着这些犯人出去劳动，这些犯人经常跑。但狱警也不怕他们跑，因为跑出去方圆几百里就没人了呀。这个环境就是书中胡蝶所在的地方——能往哪儿跑，都不知道啥地方，根本没有路，只要有人发现你，就把你抓回来。

澎湃新闻：书中有一个“老老爷”的设置，在你以往的作品中都有类似的角色？

贾平凹：他代表当时中国农村最老的象征的东西——过去中国农村几千年维持下来的机制：宗教、寺庙族长、族规等，但现在这些都没有了，只剩下政权、法律、金钱三条线了。原来各种线多得很，过去乡村有宗祠家庭伦理等，儒释道各种神仙，牛有牛王，山有山神，土地、灶王、山神，所有神管着，族有族规，有寺院学堂，一切精神都控制着乡村的这一切，很有秩序。老爷爷代表当时农村最高的象征，他也想维持但是也无可奈何了。

澎湃新闻：你在《废都》的后记中提到“鬼魅狰狞，上帝无言”，你的作品中有一些神秘感，从源头上是否和长江流域的楚文化有关？

贾平凹：我的老家是在秦岭的南部，中原文化和楚文化交汇的地方，秦和楚，秦强大了就把界线划到楚，楚强大了就把界线划到汉梁边上。那里又有秦代表的中原文化、雄厚的东西，又有楚文化，所以楚文化里有很多巫鬼的东西。在我的那个山区小村，巫文化影响很大。

澎湃新闻：书中写了乡村的困境和你面临的困境，到现在的位置和阶段你面临什么困境？有什么想做还没有达成的事情？

贾平凹：那多啦。中国的社会极其复杂、诡异，啥东西都可能发生，这个社会中常常容易自己找不着自己的位置，搞不清自己的角色，这就带来惊恐紧张烦闷。实际上，我经常讲的，现在追求身安心安。身安静、心安静，是最大的奢求。中国人大部分是身心不安的。从阅读角度上，阅读是解决心神安宁的一个出口也可能是一个阀门；从写作角度上来讲，写作可能是解决心神安宁的办法，但是在写作中又会把我害得心神不安宁。当然世界就是这么一个矛盾的东西。

澎湃新闻：你现在身兼数职，会不会影响你的写作？

贾平凹：影响不是很大，就看你自己怎么安排。有很多活动会议要参加，就这两项就让你身心不得安宁。现在有很多文学会议或者讲课，公对公的活动我肯定不去，但是朋友叫没办法还得去。比如新书发布会，安排很多采访，今天从早上到现在就没停，而且大部分话都是重复的话。

澎湃新闻：对创作环境有什么要求？

贾平凹：我喜欢在我的那个写作环境中，在一个并不明亮的房子里，收藏品摆得很满、窗帘也不拉开，空气很污浊。我习惯了，几十年都是那样。我不愿意呆在很光亮的地方，光亮以后感觉到处都在漏气儿，神思老不安定。创作需要全神贯注，一以贯之，在那种环境，摆上那些收藏的东西，它们都在看着你，有意思。嗯，我也习惯了自己的那个环境，哪怕个是狗窝，狗习惯了也会对自己的窝产生感情。

澎湃新闻：来来往往接受了一波又一波的采访，你能不能从这些年轻人身上看到这个时代在他们身上的印迹？

贾平凹：我觉得不光接触记者，当然采访过程中接触的都是文化精英，包括我在陕西接触的一些中学生，就让我大吃一惊，觉得人家的思维活跃与敏感性和我当年大不相同。对年轻人很害怕，都成精了。

采访我的记者从我的眼光看也都是年轻得要命的，我经常也在感慨，我在人家这个年龄中，哪儿都不敢去，不敢接触生人，知识面也没有人家广。现在中国世界大同了，接触的东西也多了，思维不一样了，我觉得还是很厉害的。

（文章部分内容参考贾平凹：《关于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