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史学中的“人性”与“人”——“生”

路新生：传统史学中的“人性”与“人”——“生” 原创 学人君 學人Scholar 收录于话题 #学人读书 62个内容

文 | 路新生，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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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有三段话专门谈艺术的创作：（1）“性格是理想艺术表现的真正中心，”[1]性格应当有“丰富的内容”[2]，作者“必须渗透到最复杂的人类心情里去，守在那里面，在那里面吸收营养来充实它自己，而同时却又不停滞在那里，而是要在这些旨趣、目的和性格特征的整体里保持住本身凝聚的稳固的主体性。”[3]黑氏的“性格”、“人类心情”也就是“人性”。人性是复杂的多面相的。（2）艺术创作必须考量“生活的要素是什么，使人与人团结在一起的是什么，驱遣人的是什么，人有什么内在力量”[4]（3）主体（即诗人。重点号为黑格尔所加）所提出的首要的要求就是:他必须彻底洞察到人的目的，斗争及其终局是以内在的普遍的力量为根据的。他应该意识到在哪些矛盾和纠纷里，按照事物的本质，会有某种动作出现。……在人胸中动荡的推动人动作的那些情欲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这对戏剧体诗人应该是一目了然的。[5]

当我们沉浸到传统史学，以历史美学为视角，可以发现传统史学的历史书写恰恰与黑格尔所说的“艺术创作”不谋而合。传统史家常常思考的问题正是“生活的要素是什么，使人与人团结在一起的是什么，驱遣人的是什么，人有什么内在力量”，他们“彻底洞察到人的目的”并且“守在那里面，在那里面吸收营养来充实它自己。”史海拾贝，吉光片羽，虽挂一漏万却弥足珍贵。

人性复杂

《项羽本纪》：羽“拔襄城皆坑之；坑秦卒二十余万人；引兵西屠咸阳。”又，范增尝于鸿门宴“召项庄谓曰：‘君王为人不忍。’”

《陈相国世家》陈平曰：“项王为人恭敬爱人，士之廉洁好礼者多归之。至于立功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

《高祖本纪》：王陵曰：“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怀王诸老将皆曰：‘项羽为人，剽悍猾贼！诸所过之处，无不残灭！’”

《淮阴侯列传》：韩信曰：“请言项王为人也。项王喑【口恶】叱咤，千人皆废，然不能任属贤将，上特匹夫之勇也。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病疾，涕泣分食饮，至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此所谓妇人之仁也。”

上述史料钱钟书先生一一引后论谓：

言语呕呕与喑【口恶】叱咤；恭敬慈爱与剽悍猾贼；爱人礼士与妒贤嫉能；妇人之仁与屠坑残灭；分食推饮与玩印不予，皆若相反相违，而既具在羽一人之身，又似两手分书，一喉异曲，则又莫不同条共贯，科以心学性理，犁然有当。[6]

按，太史公着眼于项羽人性的善恶；钱钟书揭橥人性的丰富性、复杂性。反观范文澜《中国通史》，言及项羽屠坑残灭却认为：“项籍引兵攻秦，怕降兵入关叛变，在新安坑杀秦兵二十余万。秦主力军完全消灭。钜鹿大战是决定秦亡汉兴的关键，没有这一次大胜，农民起义要受大挫折”，[7]范着眼于钜鹿大战之“历史进步意义”而非项羽之残暴，对于坑杀秦降卒持肯定态度，明显是一种线性进化论的视角。试对比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论羽之败因有四“谬”，其中 “诈坑降卒二十万，失秦民心”即为一“谬”。（见该书卷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第14页。）“失秦民心”的根据是项羽的残暴违背人性，是范之“史识”反逊“封建史家”王鸣盛一筹！

防范下级

《战国策》江乙说楚王:“下比周则上危，下分争则上安”；《史记·魏其武安列传》：“武安曰：‘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杰壮士相与论议，腹诽而心谤，不仰视天而俯旨画地。’” ；《后汉书·党锢传》：王甫鞠诘谤等曰：“共造部党，自相褒举，评论朝廷，虚构无端，诸所谋结。”按，一旦当权者陷入权力的迷宫，为了稳定统治地位，他们会有意挑动下级之间相互争斗，而绝对禁止下级结党营“私”，建立“统一战线”。

敌存我安

《左传·襄公二十三年》：“臧孙曰：‘季节孙之爱我。疾疢也，孟孙之恶我，药石也。美疢不如恶石，夫石犹生我，疢之美，其毒滋多。孟孙死，吾亡无日矣。’” 国无大敌，社稷危殆，江山一稳，遂诛杀忠臣。故与统治者相敌对势力的存在，反倒成为保全自身的条件。《全唐文》了卷五八六载柳宗元《敌戒》：“皆知敌之仇，而不知为益之尤，皆知敌之害，而不知为益之大”。《南史·贼臣传》：侯景为慕容绍宗所败，军溃，收散卒才得八百人。“使谓绍宗曰：‘景若就擒，公复何用？’绍宗乃纵之。”《北史·贺若弼传》隋文帝曰：“初欲平陈时，弼谓高熲曰：‘陈叔宝可平，不作高鸟尽、良弓藏邪？’” ,,.《宋书·吴喜传》太宗诛喜，齐王沼曰：“凡置官养士，本在利国，当其为利，爱之如赤子；及其次害，畏之着仇雠。岂暇远寻初功而应忍受终敝耳。将之为为用，譬若饵药，当人羸冷，资散石以全身，及热势发动，去坚积以止患，岂忆始时之益，不计后日之损，存前者之赏，抑当今之罚？非忘其功，不得已耳”一言道尽帝王王位坐稳诛杀功臣之心理。

桀犬吠尧

《史记·淮阴侯列传》，蒯通曰：“跖之狗吠尧，非贵跖而贱尧也，狗固吠非其主也。”《鲁仲连、邹阳列传》邹阳狱中上书曰：“无爱于士，则桀之犬可使吠尧，跖之客可使刺由。”《梁书·马仙【王卑】传》，高祖劳之曰:“射钩斩祛，昔人所美。卿勿以杀使断运自嫌”，仙【王卑】谢曰:“小人如失主犬，后主饲之，便复为用。”《旧唐书·史宪诚传》：“宪诚蕃人，犹狗也。唯能识主，虽被棒打，终不忍离。”《三朝北盟会编·靖康中帙》，卷五四引《遗史》记范琼大呼:“自家懑只少个主人，东也是吃饭，西也是吃饭，譬如营里长行健儿，姓张的来管着是张司空，姓李的来管着是李司空。”

桀犬吠尧，要害在于不论被“吠”的对象是好是坏。只要成为对象，必然遭到攻击。现实中可见某些人早上骂美国，中午骂韩国，晚上骂日本。新冠病毒需要营养，多吃牛奶，鸡蛋是正确的选择。却也被某些“爱国者”扣上了崇洋媚外的帽子。总之，主子叫骂谁他就骂谁。

政治残酷

《史记·韩长孺列传》：“治天下终不以私乱公。语曰：‘虽有亲父，安知其不为虎? 虽有亲兄，安知其不为狼?’”钱钟书先生复引《国语·晋语》骊姬谮太子申生于晋献公曰:“故长民者无亲”；《邓析予·无厚》：“父于子无厚，兄于弟无厚”；小拿破仑：“政治不具肝肠”，并下断语谓：“政治中无骨肉情也。”[8]生活中常见亲情互叛、夫妻揭发、告密等等恶行，均可归咎于政治的残酷。

尸位素餐，混混无过

《史记·魏其武安列传》：“于是上问朝臣：‘两人孰是？’御史大夫韩安国曰……”，，魏其言是也. ......丞相言亦是。唯明主裁之……武安怒曰：‘与长孺共一老秃翁，何为首鼠两端？’”《旧唐书·苏味道传》记苏劝人处事时，“不欲决断明白，但模棱以持两端可矣。”

势利眼与势利交

《史记·孟尝君列传》：“孟尝君太息叹曰：‘文常好客，……客见文一日废，皆背文而去，莫顾文者。’冯驩曰‘......富贵多士，贫贱寡友，事之固然也。君独不见夫朝趋市者乎？’”《史记·苏秦列传》：“苏秦笑谓其嫂曰：‘何前倨而后恭也？嫂委蛇蒲服，以面掩地以谢。”《史记·高祖本纪》：“太公拥篲迎门却行”，高祖曰：“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今某之所业孰与仲多？” 《史记·廉颇、蔺相如传》：颇“失势之时，故客尽去，及复用为将，客又复至。廉颇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见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势，我则从君；君无势，则去，此固其理也。’” 《史记·平津侯主父偃列传》主父偃“遍召昆弟宾客，散五百金予之，数之曰：‘始吾贫时，昆弟不我衣食，宾客不我内门。今昔相齐，诸君迎我，或千里。吾与诸君绝矣!’”《汲、郑列传》“太史公曰：夫以汲、郑之贤，有势则宾客十倍，无势则否，况众人乎？”又《平津侯、主父列传》“太史公曰：偃当路，诸公皆誉之，及名败身诛，士争言其恶，悲夫！”

《南史·沈庆之传》：“庆之既通贵，乡里老旧素轻庆之者，后见皆膝下而前，庆之叹曰：‘故是昔时沈公!’”

世态既有炎凉，人脸映出阴阳；世事荣枯不定，人情向背无常。变色龙势利眼人中多有。史家感慨系之，再三言及势利眼势利交，应验了百姓谚语：穷在大街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

一饭恩怨

《晋世家》写赵盾食桑下饿人并得其救助：

初，盾常田首山，见桑下有饿人。饿人，示眯明也。盾与之食，食其半。问其故，曰：“宦三年，未知母之存不，愿遗母。”盾义之，益与之饭肉。已而为晋宰夫，赵盾弗复知也。九月，晋灵公饮赵盾酒，伏甲将攻盾。公宰示眯明知之，恐盾醉不能起，而进曰：“君赐臣，觞三行可以罢。”欲以去赵盾，令先，毋及难。盾既去，灵公伏士未会，先纵齧狗名敖。明为盾搏杀狗。盾曰：“弃人用狗，虽猛何为。”然不知明之为阴德也。已而灵公纵伏士出逐赵盾，示眯明反击灵公之伏士，伏士不能进，而竟脱盾。盾问其故，曰：“我桑下饿人。”问其名，弗告。明亦因亡去。

按，《史记》关于赵盾叙事基本袭自《左传》，但又在关键处加了点睛之笔。《左传》申发赵盾与弥明有一饭之恩，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现早已淡出史家视野。但此类事蕴涵史家理应关注的人性要素，故似小实不小。“一饭之恩”恩不在饭在情，在爱人之仁，在扶危济困的恻隐之心。试看同年《左传》载郑伐宋一事，“华元杀羊食士。其御羊斟不与”，及战，斟御华元驶入郑师，致使宋军败绩。[9]《陈书·文学传》记阴铿天寒宴饮，见行觞者，因回洒炙以授之，众皆笑，铿曰：“吾侪终日酣饮，而执爵者不知其味，非人情也!”及侯景之乱，铿被擒，或救之获免，乃前所行觞者。

一得施饭之情而报恩，一受羊羹之辱而复仇，二事看似相反实相辅而相“通”，“人情”与“尊严”贯穿其间，如钱钟书所论：“既有一饭之恩，亦自有一饭之仇也。”此“皆阅历有得之谈，非徒排比故实。”[10]

惩恶扬善与历史的报应

科林伍德引用席勒箴言：“世界历史就是世界法庭”（Weltgeschichte ist das Weltgericht），称赞“这是真确”的，并指出：“他是历史学家自己站在审判台上，在这里展示出他自己心灵的强或弱、善或恶。”[11]这话启示我们，评判史著的文野高下，“历史的审判”应当是一个重要的标尺。

惩恶扬善原本是中国传统史学的宗旨，延绵数千年的优良传统，现已经基本淡出了史学家的视野。善乎？恶乎？爱心、诚实、公正、独立、勇敢、自尊、庄严、精神圆满、思想自由、个性鲜明乎？自私、残暴、奴性、邀宠、谄媚、屈辱、脆弱、虚伪、愚昧、仇恨、精神委顿、思想禁锢、个性泯灭乎？这些价值评判基本不入现代史学家的法眼。历史的评判必通乎“人性”的善恶。倘若对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视若无睹，对羞辱人打人杀人的历史存在，历史学家不作反思甚至为这些行径“站台”，这就形同犯罪。复苏久已沉沦的人性，对于我们这样一个经历过文革惨痛教训的国度来说，是刻不容缓的重大命题，同时也是历史学家义不容辞的“现实责任”。

被朱光潜先生称为近代西方近代美学开山的康德，在他的一篇专论“美感”和“崇高”的文论中有这样一段提示：

一段漫长的时间是崇高的。如果它属于过去，它就是高贵的，如果在无限遥远的未来中预想到它，它就带有某种令人恐惧的成分。[12]

“漫长的时间”因“属于过去”而“高贵”，这“高贵”的“漫长”只能是指“历史”而不能是其他。“在无限遥远的未来中预想到”的“它”也同样是指历史。“未来”预想到“历史”当令人“恐惧”，这“恐惧”归根结底就是历史的评判即历史的“报应”，正是刘勰、刘知幾所说“褒见一字，贵逾轩冕;贬在片言，诛深斧钺”；“淫君乱主，苟直书其事，不掩其瑕，则秽迹彰于一朝，恶名被于千载”。

《史记·伯夷叔齐列传》“太史公曰”曾对历史上正人君子和宵小之徒的遭际发出一连串的诘问，是太史公不信天道：

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 ……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跖日杀不辜，……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

“天道”无凭，此适如钱钟书先生所引《豆棚闲话》卷一一《边调曲儿》：“老天爷，你年纪大，耳又聋来眼又花。你看不见人，听不见话。杀人放火的享着荣华，吃素看经的活饿杀。你不会做天，你塌了罢!你不会做天，你塌了罢！”[13]史公不信天道，却又信“阴报”。如陈平多阴谋，《史记·陈丞相世家》记载了陈平的自我评价：“始陈平曰：‘我多阴谋，是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废，亦已矣。终不能复起，以吾多阴祸也。’”《史记·韩世家》：“太史公曰：‘韩厥之感晋景公，绍赵孤之子武，以成程婴、公孙杵臼之义，此天下之阴德也。韩氏之功于晋，未覩其大者也。然与赵、魏终为诸侯十余世，宜乎哉！’”《白起、王翦列传》：“‘客曰: 不然!夫为将者三世必败。必败耆何也?必其所杀伐多矣。其后受其不祥。’”《李将军列传》，“王朔曰: ‘祸莫大于杀已降，此乃将军以不得侯者也。’”

对于马迁的“天道”无着，“阴报”凿凿说我们应当怎么看？老天究竟开眼还是不开眼？“天道”究竟有还是没有？“报应”究竟存在还是不存在？归根结底就是问：人究竟应不应当相信“报应”？吾尝自思，史公于“天道”、“阴报”亦将信将疑信疑参半未能自圆其说，谫陋如吾辈，原似不必饶舌于此强作解人僭乎先贤之上。然此事实关乎世道人心大要，苦思冥索之“得”亦不忍蔽履自弃，故今试作解如下。

首先应当明了，史公之“阴报”说虽然没有用“公平”、“正义”这样的字眼，所涉问题本质却正是“公平”和“正义”。太史公二千年前的长叹可谓振聋发聩！它迫使作为现代读者的我们去思考：为什么好人总没有好报坏人得不到恶报？作为“类”的人应当怎样面对这个世界，面对历史上和现实中屡见不鲜黑白颠倒的怪象？理解“报应”说，我们可以借鉴美学的意见来作思考。“报应”说不仅系中土所有，它也成为西方美学的评价圭臬。黑格尔就谈到名为“诗”实质为“史”的《荷马史诗》中阿喀琉斯和阿伽门农“作为居在阴曹地府中的阴魂”之言行，又以“梦中的警告” 举例，俄底修斯“游历阴曹地府”，人们“把羊血灌到洞里去召唤亡灵”，黑格尔将此类外裹着“报应”， 看似荒诞的“宿命”称之为“伟大的公道”，认为艺术作品“戏剧里的人物”应当“按照他的人格而受到审判”；“史诗里的悲剧人物”则需“按照他的事业而受到审判”。[14]又指出，在史诗里统治着的是“命运”，史诗人物命运是“既定”的，“环境的力量正是命运的统治力，它使事迹具有它所特有的个别形状，决定人物行动所导致的终局，分配给人物他所应得的一份。”“史诗里人物按照他的事业而受到审判。悲剧性的报应正在于这种事业太大，不是个别人物所能胜任的。因此，史诗在整体上总不免荡漾着一种悲哀的音调。” [15]

这里，“悲剧性的报应”，对“史诗里人物”的审判，我们完全有理由将其解喻为历史的审判。“宿命”的“伟大公道”不仅是艺术作品必须体现的，更是历史学必须表达的。人世间现实中发生的种种，当它们成为了“过去”，历史终究会加以审判，这个“报应”是最“伟大”、最终，因此是最“公平”，最“铁定”的“报”。从这个意义上说老天还是长眼的，因为“历史”终究会“开眼”（重点号为笔者所加）。换言之，“阴报”根本上仍然是“天道”使然。有道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何谓“天网”？按照“天人合一”理念，“天网”亦即“人网”，归根结蒂就是由一个一个“人”创造并由一颗一颗“心”编织而成的历史之网。

以此为视角，我们可以先来审视《史记》中历史人物如伯夷、叔齐等人的“宿命”。伯夷、叔齐身处殷、周易代历史转折的大关口，遭遇了“不是个别人物所能胜任”，不能左右的“太大事业”，他们坚守“道义”，为“环境的力量”、“命运的统治力”付出了饿死首阳山的代价，这是他们未得“好报”的“宿命”。是“历史”分配给他们“所应得的一份”。但是伯夷、叔齐不惜自戕，用了躯壳的死灭换来万世英名，实践了康德所说的“把自然的威力（在财产、健康和生命这些方面，我们不免受这种威力支配）看作不能对我们和我们的人格施加粗暴的支配力”的“崇高”[16]。伯夷、叔齐的确“现世”未得好报。但黑格尔在谈到历史上“各个帝国，它们所遭的祸害、罪恶和没落”时“不禁悲从中来”，“痛恨这种腐败的常例”，认为“我们的反省的结果，不免是一种道德的凄苦，——一种‘善良的精神’的义愤。”[17]说“历史人”所获得的评价是—种“可怕的慰藉”：

这种慰藉，在那般需要它的人是可以从历史取得的。[18]

历史的“慰藉”正是史家秉持“道德凄苦”的真情秉笔直书的 “历史报应”：

“人类绝对的和崇高的使命，就在于他知道什么是善和什么是恶。他的使命便是他的鉴别善恶的能力。”“总而言之，人类对于道德是要负责的，不但对恶负责，对善也要负责。”[19]

正因为有了太史公的史识，有了史公“鉴别善恶的能力”和“对恶负责，对善也要负责”的高尚史德，后人知晓了伯夷、叔齐的史实。他们也终于成为正人君子永久道德楷模至少是道德践履的重要参考。那末伯夷、叔齐舍身取“道”还是值得的。如此看来“天道”也并没有泯灭，历史对伯夷、叔齐的评价弥补了他们生前的付出，老天还是公允的。又如韩厥，因为积了阴德，最后善报报在了他子孙身上，苍天终究开眼，亦即历史的评价最终有了“后报”的结局，“历史”实现了她本身的价值；反之，如“盗跖日杀不辜，竟以寿终”，恶人得以善终，固然令人扼腕不平。但盗跖毕竟是盗跖。一个“盗”，一个“跖”，决定了两人将永远背负“史评”的恶名，不仅将被永久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且很有可能殃及他们的子孙；又如白起、王翦一生杀戮。他们各事其主，主子受着黑格尔所说“环境的力量”支配，指使白起、王翦杀戮，白起、王翦也就不得不然。但杀戮的恶行既由白起、王翦亲为，则“其后受其不祥”的“后报”，一报于其身（白起坑杀降卒，后被赐死），一报于子孙也就很公平。

叔本华说：“历史哲学所发现的始终是同一样的人性。这同一样的、在各种形式变换中岿然不动的东西就是人的心、脑基本素质”。[20]正是在“人性”的领域中，打开了最能体现史家“求真情”的广阔天地。我们既然了解了人性的丰富性，复杂性，知道了人是不完美的，常常因为愚昧或贪欲而陷入泥淖，那么我们就可以由此推论：由人创造的历史也是不完美的——历史进程中很多不应该发生的灾难发生了。按照萨特的说法，人类至今仍然处在他的“史前期”。也就是说人根本上还没有达他为自己所下的定义成为理想状态的“人”，差距还很大。通过对于历史上与人性息息相关问题的研讨，能够指引启迪人类，自觉向着更加美好更加符合“人”应有的理想状态发展。

《文心雕龙·原道》:

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 方圆体分;日月叠壁,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21]

按，“文道”亦“天道”。“文”的义务就在将那个“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的“道之文”明明白白用“文字”表达出来。据此人应该明白:我们“行文”,实在也就是行“道之文”；以一人之力一杆之笔面对千秋万代修史撰文乃系“替天行道”,是所谓:“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22]以此史家应当自觉立起社会担当的理念，懂得自身的义务与职责在于披露历史真相，秉笔直书历史人物之“自业”，最终实现历史的“公平”与“正义”。

注释：

[1]黑格尔：《美学》第一卷，第300页。

[2]黑格尔：《美学》第一卷，第301页。

[3]黑格尔：《美学》第一卷，第303页。

[4] 黑格尔：《美学》第一卷，第50页。

[5]黑格尔：《美学》第一卷，第247页。

[6] 《管锥编》第一册第275页。

[7] 《中国通史简编》第一册31页。

[8] 《钱钟书论学文选》第二卷第65页。花城出版社，1990年版。

[9] 钱钟书：《管锥编》第一册，第201页。

[10] 读者可参阅拙文，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20年第二期。

[11] 科林伍德：《历史的观念》第308页，何兆武、张文杰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12] 康德：《对美感与崇高感的观察》，载《康德美学文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5页。

[13] 钱钟书：《管锥编》第一册，第145页。

[14] 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下册第141页。

[15]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下册第141页。

[16] 《判断力批判》第28节，转引自朱光潜《西方美学史》第198页，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

[17]黑格尔：《历史哲学》第59页。

[18] 黑格尔：《历史哲学》第70页。

[19]黑格尔：《历史哲学》第75页。

[20]叔本华《论历史》，载《叔本华美学随笔》第35页。

[21]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第10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22]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第1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

原标题：《路新生：传统史学中的“人性”与“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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