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楼劲：离开王朝谈中国史，就像抛去骨骼研究人体

近年来，全球史、区域史包括东亚史、新清史和内亚史研究的兴起，对传统中国史研究造成了巨大冲击。这些带着不同立场、视角和动机的研究者不得不面临一个基本问题：什么是中国？怎样界定古代“中国”的空间范围、族群构成及其历史内涵？而当我们在谈论中国的时候，我们又究竟在谈论些什么？围绕着这些问题，4月2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会长楼劲作客复旦大学历史系，为到场师生做了题为“王朝体制与中国历史”的报告。

重新建构中国历史

在讲座的开始，楼劲指出，二十世纪的中国经历了巨大的变革，导致人们对历史的认知不断地被刷新。以改革开放后为例，从八十年代的“史学危机”，到今日的“历史虚无主义”，史学研究一直受到诸多内外部因素的影响，以至于在“什么是中国”这样的根本问题上，一时都难以达成共识。而争议的焦点，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就空间而言，一些边疆地区、东西伯利亚、西南、东北乃至朝鲜半岛、南海及东南亚半岛北部地区的历史，在多大程度上是中国历史？

二、就族群而言，北方匈奴、鲜卑、突厥、契丹、女真、蒙古、满洲，南方百越、百濮、西南夷等族及其政权的历史，在多大程度上属于中国历史？连带着的，还有岳飞、文天祥等人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算作民族英雄之类的问题。

就历史内涵而言，中国历史的发展轨迹是有着其独特的规律？还是符合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进程？

楼劲指出，解答“何为中国”、“何为中国史”的问题，关键是要把当代中国与古代中国连接起来，而根本的问题大致有三：

第一，能否建立主线分明的中国史脉络，使其中各个阶段成为递进过程而不可相互否定。

第二，能否建立连续不断的中国史统绪，使当代中国成为古代中国优秀传统和宝贵遗产的当然继承者。

第三，能否建立梯级飞跃的中国史叙述，从而在现代和古代间形成滤网，使“厚今薄古”、“去粗存精”成为理所当然？

楼劲认为，近年以来学界关于怎样认识和建构中国史的讨论，实质上正是围绕这些问题来展开的，由此形成的若干关键词或不同视角，其开端或背景也都可以推溯到上个世纪或更早的时期。

重建中国历史的几个视角

首先是帝国与民族国家的视角。这个视角由来已久，楼劲引用汪晖在《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中的说法，即“古代中国是‘帝国还是民族国家’，汪晖认为，‘中华帝国’有经学指导下的礼仪中国内涵和大一统外观；但其郡县制中也包含了某些‘民族国家因子’”。

与之相应的是《走出帝制》一书中的看法，秦晖认为，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就是一个从帝国走向民族国家的过程，当然两者各有自身特点。

其二是“想象的共同体”的说法。1996年罗友枝（Evelyn Rawski）在全美亚洲研究会的年会上做演讲时指出，清朝的成功在于其“内亚”或“满洲特色”。满族与蒙、藏等族的特殊关系，使得“清帝国不等于中国”。以此联系魏特夫的“征服王朝”等说，她认为中华帝国其实只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针对罗友枝的这一看法，何炳棣在1998年写了《捍卫汉化：驳伊芙林•罗斯基之“再观清代”》，再一次强调清朝的成功恰恰在于其“汉化”，认为清朝是中国的传统王朝之一。而去年姚大力、汪荣祖两人的论战，也可以被看作是这一讨论的余绪。

其三是区域史的视角，全球化时代中，以国家为主体的历史，地位有所下降，而跨国或区域史研究的地位明显上升。在历史上，中原以外的各地区，如岭南、西南、江南、东北等地乃至更小的地理单元都有着不同于中原的地域史和归属感。近年来各地地方志的编撰以及各省市所修的“通史”，或多或少都会有地方本位观念，至于西北史、中亚史等，情形更为复杂。

值得一提的是，有些因素会把区域史视角引向“只有地区而没有中国”的诉求。如1887年日本陆军本部第二局局长小川又次在“征讨清国策案”中得出的肢解中国的方案，就自认为有其历史基础。而1999年李登辉出版《台湾的主张》，提出必须“摆脱‘大中华主义的束缚’”的谬论，更是将这一思想倾向推向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其四是费正清等人提出的天下秩序。这也是关于古代中国形态的一种概括，并且长期都是美国汉学界的一种主流看法。在1969年写就的《中国的世界秩序：中国传统的对外关系》一书中，费正清提出，帝制中国的对外关系不是国与国的国际关系，而是朝贡体系，政治结构是天子为中心的九服同心圆或“中国”与“四夷”的关系。这样的政治秩序和形态，当然是与现代国家格格不入的。

其五是谭其骧先生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所坚持的一种独特的“中国观”。在《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边疆》一文中，谭先生是以清中叶版图来界定“什么是古代中国”和“中国历史”的。即凡在这一版图范围内的族群、政权和事件，就是中国的族群、政权和事件。楼劲指出，这一说法背后显然存在着非学术因素的影响。由这一观点出发，则王朝与中国一定要分开，且决不能以某些地区或族群与中原王朝的关系来判断。

楼劲又援引葛兆光《宅兹中国》一书，认为目前学界正试图对上述看法加以总结和反思。如葛兆光即认为，在什么是古代中国，什么是中国史的问题上，应“恪守中国立场，又超越中国局限，在世界或亚洲的背景中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叙述”。按照葛兆光的说法，“中国”边界变迁而中心稳定，但“中国”不能被等同于王朝和政府。

在回顾了前述研究之后，楼劲指出，近年来重构中国史框架的各家说法，一个鲜明的共同点便是刻意区别或回避“王朝”。然而，在楼劲看来，“王朝”恰恰是一个在研究中国史时最需要被正视，也确实能够代表古代中国的各种特点，并且是一个涵盖了其他关键词内涵的最重要的关键词。

为什么不以王朝为视角来研究中国史？

楼劲认为，前述研究视角和表述关键词对“王朝”的忽视，有着深厚的历史背景和原因。

首先是近现代历史发展进程，确实是以王朝的失败和灭亡为重要标志的。民国建立后各方面的发展，都需要不断清算旧时代，冲破专制体制束缚，才能够逐渐向前迈进。而相应地，中国的思想界的思索，也是从最开始的器物层面、发展到制度层面，再发展到社会和文化层面的反思批判，在这其中，王朝体制连同几千年来人们对这一体制的思考和发展，都首当其冲地被视为黑暗、反动、腐朽的象征，被统统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其次是现代学术对王朝谱系和王朝体制的否定。

现代中国史学，正是在否定王朝谱系和王朝中心地位的过程中形成的。1901年梁启超在《中国史绪论》中写道，过往史学“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次年，在《新史学》一文首章中，梁启超谈到旧史学时又说其“不过叙某朝以何而得之，以何而治之，以何而失之而已”。楼劲强调，对王朝体制的致命一击还是“古史辨”。顾颉刚和他所倡导的“古史辩”，打破了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打破了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打破了古史人化的观念，更打破了古代为黄金时代的观念。楼劲认为，这“四个打破”从根本上解构了作为王朝体制根基的古圣王谱系及其治道。

再次是今人对王朝的解读其实是相当片面的。

我们经常只以“君主世袭统治”来定义王朝，这就把中国的王朝与英国的诺曼王朝、温莎王朝，与法国的卡洛林王朝、波旁王朝之类等同起来了，可以说是对中国王朝的一种最肤浅的认识。我们也经常用一些惯见的词汇来表述中国的王朝体制，像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官僚政治，家天下、家长制、家国同构等等，这些也只是中国王朝的一些侧面而已。正是因为缺乏认识，要么是过多负面的认识，要么是研究很肤浅，才会对之弃若敝屐。

最后，这当然也与新中国的建立者对王朝的态度有关。

毛泽东等共产党人曾经说过要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所遗留下来的优秀传统，但他们同时也强调“天翻地覆慨而慷”，要“清除所有旧时代的污泥浊水”。事实上，前者往往需要反复诠释，有前提、有保留地进行；后者则犹如激风暴雨般反复冲刷，有些领域是相当干净彻底的。以致于当代中国可以说是与自身古代传统隔膜最大的新兴国家，从民国以来，与王朝划清界限就是一项基本的政治原则。

然而，在楼劲看来，离开王朝来谈中国历史，就像抛去骨骼来研究人体，注定什么也说不清楚。因此，要研究中国历史，就必须要正视王朝，把王朝体制纳入研究的视野。

王道与王朝体制

在谈到王朝体制的形成时，楼劲表示，王朝是王道的外在表现，王道即圣王治道，这实际上也是王朝合法性理论的根本所系。其形成的关键时期，诚如古史辩派所论，是在战国至两汉。其中，夏、商、周上承尧舜而下启百代，因其德泽深厚，历世久长而称“三代”。汉以后的所有朝代，基本上都是以尧舜禹汤文武这一圣王谱系所象征的理念和治道，为王朝建立的理论前提，这是王道政治最为核心的内容，是王朝合法性理论的根本所在。

在这个圣王相承的过程中，尧舜禹禅让谱系的确立，明确了“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非一家一姓之天下”以及“王位至尊，天命不常，惟有德者居之”这两大原则。而夏商周易代谱系的确立，则确立了王朝合法性理论的第三条原则：“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即人民有权推翻暴政的原则。

楼劲指出，上述三原则奠定了王道政治的基础，而王道政治的具体化，则体现为顺天应人的政教措施，即历代史书所概括的：以仁君贤人、孝子忠臣为政治理念；轻徭薄赋、富而后教为经济社会纲领；礼法合一、德主刑辅为基本治理方式；王者无外、近悦远来为族群关系准则等等，同时其又是随时代和条件而不断丰富，有所发展的。梁启超所不屑的“某朝以何而得之，以何而治之，以何而失之”，的确是古代政治史的中心内容，是古代史书的枢轴。从政治是其他各领域的集中表现的角度出发，则应承认，这的确不能代表全部中国历史，却是中国历史最重要的内容。

在讲座的最后，楼劲总结道：首先，不论帝国/民族国家、地区的统合又或是天下体制，都不如王朝那样完整涵盖了古代中国的疆域、族群以及历史内容，王朝从未被鲜卑、契丹、女真等少数民族政权肢解，也没有从属过内亚帝国；其次，所有那些从不同史观、不同立场和角度出发的，被认为是“非中国”的属性，如八部大夫、南北面官、八旗制度、天可汗、羁縻府州等等，都是王朝体制的有机组成部分，因而也是古代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再次，“王朝”和“中国”一样是具象和理念的统一体，当几个王朝对峙或互相征伐时，“王朝”和“中国”都存在于其践行王道和争统的过程中，因而与王朝相对而有“霸朝”或“伪朝”，但在当时他们均以正统自命，都全息地体现了王朝的各种特点。在这个意义上说，王朝、霸朝和伪朝均是王朝体制的体现，因而也就都是中国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中国人既曾被称为秦人、汉人、晋人、唐人、元人、明人、清人，也曾被称为“桃花石（语源在建立北魏的拓跋）”和契丹人。最后，尽管清王朝被推翻了，王朝失败并且灭亡了，其躯壳已经成为了古代史，但它的内容还存在于现代史当中，进一步加强对王朝的认识在当今仍是一个重大课题。